今年5月，兰考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面向辖区所有居民，颁布了红白喜事标准。标准共有九条，其中第一条规定，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第二条至第八条对宴席标准、参加人员、车辆等方面均作了规定；第九条规定，办理红白喜事的家庭必须要上报村委，村委上报至该中心备案，村委负责监督。
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彩礼标准是不能超过两万元；如果该中心接到举报，他们就会先期介入调解，让女方不超标；如果调解不成，他们会视情节是否交由公安机关调查，如果公安机关查实了涉嫌犯罪，那就是涉嫌贩卖人口或诈骗了。
该负责人称，标准要严格执行，对辖区所有人都是这样，这样做的目的是倡导婚俗新风。到底是不是贩卖人口或诈骗，公安机关说了算，“结完婚后，你要给丈母娘一千万，我们也管不了，但彩礼钱就不能超过两万。”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不知道惠安当地“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彩礼可以给两万，给到两万一就不行？
如果我在当地，如果我有女儿，如果我家女儿订婚时收了男方三万彩礼，我就成了人贩子了？贩卖人口肯定不只有卖方，还会有买方，既然我是卖方，那么谁是买方呢，是准女婿还是准女婿的父母？或者他们全都是的？到时候是不是得把所有人全都抓起来？这样一来，拘留所够用不？
法治社会，对于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但翻遍我国所有的法典，谁能找出一条“订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元”的法律规定？我找不到，兰考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也找不到，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彩礼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理由。从传统来看，婚姻大事不可马虎，不只要有三媒六证，聘礼更不可少。从现实来看，“一家有女百家求”，在婚嫁方面，历来是男方向女方求婚的。既是求，就要有所表示，而彩礼所代表的，正是男方的心意。
而在当下，部分地区男青年结婚难已成为一种普通现象。一方面，男多女少的客观现实，注定一些男青年找不到结婚对象。另一方面，发济发展的平衡，使得落后地区的人口大量向发达地区流动，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往往会在流入地结婚成家。这样一来，落后地区的男女比例更加失衡，男青年找个结婚对象更是难上加难。
在此境况下，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为了求得女方的许可，男方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己的软硬实力来。软的比较复杂，人品啊，性格啊，能力啊，很难一眼看穿。但硬的就很简单了，那就是财力——有房，有车，有彩礼。
谈恋爱可以风花雪月，过日子就得面对柴米油盐，而后者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钱。面对软实力不分上下的两个小伙子，姑娘自然会选择更有钱的那一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结婚，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彩礼会越来越高？根源就在这里——你拿不出足够的彩礼，就说明你家没有足够的财力，姑娘当然不愿嫁进来。
而一个小伙真心爱一个姑娘，真心想娶一位姑娘，自然愿意倾囊而出，给予姑娘足够的保障。
至于那些将彩礼等同卖女儿的论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现实生活中，或许会有女方的父母将彩礼钱据为己有，但更多的父母不只将彩礼悉数交予女儿，还会额外贴上一部分给女儿，当作女儿自己的“小金库”，让女儿自由支配。
至于那些抱怨彩礼高的论调，更是没出息。嫌彩礼高，那就别结婚啊，那样一分钱也不用出。
彩礼高也好，低也罢，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利用行政手段去干涉，根本不会有好的结果。兰考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出台的规定，是否合法暂且不论，但指望它拉低彩礼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本地订婚彩礼不能超过两万元，那就去别的地方好了。这么一样，当地的姑娘就更少了，小伙结婚就更难了。私下里，彩礼更高了。
谈婚论嫁少不了彩礼，至于彩礼多少，那是人家男女双方的事情，外人无权干涉。别说两万，就算二十万，只要人家双方乐意，谁能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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