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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治制度的完善發展，唐代在京官員的人數已達千人之多，同時還有同居的親眷、奴僕等人員，這一龐大的人群都只依靠國家來分配數量有限的官舍，顯然是不可行的。雖然長安城的住宅用地寬裕，基本不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但土地和建造成本的高昂仍使許多京官無法負擔房價。所以，對於不同身份背景的京官們，住房的需求不一，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那麼，他們都是通過何種途徑在長安謀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的呢？
1.居官舍。由國家負擔官員住房的官舍制大約起源於秦漢時期，並逐漸趨於制度化，直至今日之“官邸制”都深受其影響。官舍很大程度上旨在提高公務員們的行政效率，故多設在公署附近，其所有權屬國家，官員們只有居住權，卸任後歸還。而唐朝官舍不同於前代的一個特點是，國家不再為官員免費配給，以出租的方式供他們居住，並置莊宅使負責管理。一般住在官舍的，大多是單身的或暫時在京有公務（如朝集使等）的官員們。
2.租賃或購買私宅。在長安，生活成本和消費水平都較高，房價也是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一般來說，只有五品以上且家庭負擔較輕的官員才可考慮買房，三品以上的大員才有能力多置房產。而中下級的官吏收入都較低，往往官場沉浮幾十年才有在京買房的積蓄，故有“十載長安得一第”的說法，租賃無疑是更符合他們經濟實力的方式。像白居易、韓愈、元稹等人在外放回京或官至高位之前也基本都是租房為居的。
3.賜宅。受賜之人包括功勳卓著的武將、備受榮寵的心腹大臣、歸附者和皇室成員，但這些人畢竟還是少數，可見賜宅是京官們解決住房的特殊途徑。賜宅的形式也不一而足，例如通過新建宅院、購買其他私宅和宅基地、直接從官舍中分房等方式來彰顯浩蕩皇恩。在產權上，有的完全出讓了所有權，有的則只賜予居住權，如張九齡受賜時，玄宗親批“比來官宅，隨事借人”。
4.繼承家宅。家中有宅繼承的京官多數是“官二代”，如褚遂良的家宅就“自遂良父太常卿亮居焉”。但不是所有以此獲宅的“官二代”都從此生活無憂，又如魏徵玄孫魏稠就因生活難以為繼，一度想要變賣祖宅換錢，最後在憲宗的救濟下才作罷。
躍進龍門的京官們在無祖業積累和聖恩眷顧的情況下，僅憑自己的力量，依舊需要多年的奮鬥才能實現有房的夢想，更無論其他的平頭百姓了。無怪白居易“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的由衷感嘆即使經歷時空流轉，仍然能引發今人強烈的共鳴。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