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一百單八將，人人有外號。豹子頭林沖，一看就知道長相；霹靂火秦明，一看就懂得性格；小李廣花榮，一看就瞭解才能。在宋代，不但江湖好漢愛取外號，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們，也好互取外號打趣，而且惟妙惟肖，極為傳神。
針對相貌取外號，是士大夫們的拿手好戲。宋神宗年間，孫覺、孫洙同為館閣大臣，孫覺胖乎乎，孫洙瘦精精，二人皆蓄絡腮鬍子，有好事者乃以他們的身體特徵，呼孫覺為“大胡孫”，孫洙為“小胡孫”，一時傳為笑談。宋徽宗繼位之初，曾布、韓忠彥並列為宰相，曾布極矮，韓忠彥特高，兩人站立殿前與皇帝討論大事，一矮一高如同烏龜與白鶴，形成巨大反差，同僚忍俊不禁，把他倆呼為“龜鶴宰相”。
宋朝是北方人建立的國家，朝廷上下對南方人一直不怎麼待見，據說宋太祖曾定下不用南方人為宰相的規矩。儘管後來也有一些南方人出任宰相，但《宋史?奸臣傳》幾乎清一色的南方人，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一朝之間，經常充斥著地域歧視，北方人尤其愛取外號嘲弄南方人。比如，他們把四川人稱為“川藞苴”，意為邋遢而蠢笨的人，把福建人稱為“福建子”，意為奸詐而狡猾的人。司馬光與呂惠卿政見不同，互不順眼，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吵架，有時幾乎動粗，宋神宗說：“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很不高興。司馬光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呂惠卿福建晉江（今福建泉州市）人，同僚們一邊看熱鬧，一邊意猶未盡地嘆息道：“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著？”從此，“福建子”成了呂惠卿的外號。
有的因才華和長處取外號，表達讚歎與欽佩之情。慶曆年間，歐陽修貶職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因寫作《醉翁亭記》而名聲大振，人們送他雅號“醉翁”，其實，那時歐陽修才三十多歲。宋祁描寫春天的詞章為人稱羨，一句“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妙筆點睛，他任過工部尚書，人們稱他“紅杏尚書”。龍圖閣直學士杜鎬博聞強記，每次查閱書籍時，必對書吏說：“某事見某書某卷第幾行。”書吏一查，果然不誤，士大夫美其名曰“杜萬卷”。
有的是性格的反映。書學博士米芾個性怪異，穿唐服，有潔癖，遇到奇石膜拜不已，人稱“米癲”。有一次士大夫聚會，喝到熱鬧處，米芾當眾問蘇東坡：“世人皆以芾為癲，願質之子瞻。”希望蘇東坡這位意見領袖說句公道話，蘇東坡卻哈哈一笑說：“吾從眾。”連蘇東坡都認為這個外號貼切，“米癲”更是道路流佈，婦孺皆知了。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宰相王安石憂慮於宋王朝財力的空虛和軍備的衰弱，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大力推行改革變法，希望拯救宋王朝這座大廈於將傾。他在改革上大刀闊斧，在選人用人上獨斷專行，還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態度極為固執，士大夫在背後戳他的脊樑骨，叫他“拗相公”。
有的表現出立朝態度和從政風格。包拯為人剛直、鐵面無私，他曾任開封知府，負責京城訴訟和治安。當時，打官司有一個規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門遞交狀子，要由小吏轉呈。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許多人不得不上下打點，疏通關節，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銅板，得不償失。包拯坐堂開封府，一改陋習，大開正門，使百姓能夠直接上前陳述曲直，訴說冤情，既減少了百姓的打點費用，又準確把握了案情，更縮短了審理週期，一舉數得。京城迅速流傳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打官司無錢疏通關節也沒關係，有包大人呢！“閻羅包老”成了老百姓對包拯的愛稱。
而最有趣味的外號，恐怕要算對劣政和庸官的嘲諷之作。丁謂任相，極力迎合皇帝的虛榮，每遇國家大事，必言有仙鶴飛翔於宮闕之上，大家譏笑他為“鶴相”。宋神宗時期的宰相王珪，上殿說“取聖旨”，皇帝批完後說“領聖旨”，下朝向其他官員傳達說“得聖旨”，前後任相16年，尸位素餐，無所建明，被譏為“三旨相公”。南宋末年，賈似道因妹妹賈貴妃受寵，當上了宰相。他貪汙受賄，聲色犬馬，不但喜歡金銀財寶，還酷愛玩蟋蟀。他派專人廣尋蟋蟀，有人獻上他滿意的，就大賞金銀，破格重用。他不顧國家安危，蒙古大軍圍困襄樊，前線告急，他聞報後，卻若無其事地繼續大玩其蟋蟀，老百姓痛恨地咒罵他“蟋蟀相公”。
對於士大夫來說，外號既是人品的反映，也是官品反映，既體現主流評價，也折射民間呼聲。如果說《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的市井生活，那麼，把士大夫們的外號並列一處，就是一幅清晰的政治生活圖，甚或還是一部宋朝官場史，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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