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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朝代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就是矫枉过正也有其设立之初的缘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实际上摧毁了北魏帝国的根基，自然会被后来者引以为鉴。
孝文帝改革在儒家世界观里，是非常政治正确的选择。“天命所授”的有为之君，顺应天命来统治大地，然后尊重儒家传统，进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鲜卑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因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并不在乎什么汉化与否，只是希望将贵胄和尽可能多的精英都汇集到皇帝个人麾下。那种旧式的贵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须被磨平消除的“落后传统”。因而将首都从毗邻六镇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汉语教育。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君主借助儒家之手，完成个人权利的独裁进程。
其反作用也是立竿见影的。孝文帝之后不久，鲜卑就因为洛阳与北方贵族间的矛盾，爆发了六镇兵变。接着才有尔朱荣这样的权臣出现，大量杀死南方的汉化鲜卑贵族。六镇被镇压和他自己最后的被杀，也预示着北魏帝国分崩离析的开始。
这种因素在蒙古人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但程度远远不如过去的鲜卑。因为蒙古人在彻底征服东亚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经大量接触了中亚和西域的佛教、摩尼教、伊斯兰、基督教文化。习惯上更加多元实用的他们，因为汉化契丹人的劝诫也对儒生高看一眼。但程度上总体是比较低的。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了直属区域和藩属领地。治下的民族无论出生、文化和语言习惯，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团，西南的苗人土司、被保留的大理王室，当然还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与军户后裔。这些成分都让儒生无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国的思维中枢。哪怕蒙古人后来也接纳了汉人丞相，在汉官的建议下发行更多纸币，开挖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至于最后的满清王朝，情况又与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规模和控制力上强过了蒙古部落在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让他们只能通过儒家文明去理解更高层次的组织形式。
所以清军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官，入关后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师傅的尊尊教导。但为了防止鲜卑悲剧的出现，还是很大程度上将入关八旗的身份属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这样，尽管很多人后来都可能不太会说满语，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特殊群体。
而清朝在八旗的开放性方面，也是有着巨大的反复。早期对于有功或有利用价值的对象，都会将其塞入八旗。这里面既有早期投靠的汉军将领、大臣，也有蒙古部落的王爷，甚至是雅克萨战役后自愿留在东方的哥萨克俘虏。
一直乾隆时代，他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经不足以保持满人的武力优势，并有很快形同虚设的危险。结果自然是将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请了出去。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屁用都没有一个。但从中就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融合问题是非常谨慎的。
当然，在东亚历史上还有一种模式，只是很少被人提及。这就是辽国实行的五京制度。除了契丹人和共主身份外，还有奚人、渤海人、蒙古人和汉人的内部自治。权力则根据入伙时间的长短而定。这种制度在辽国灭亡前一直有着良好的运作，只是因为辽不是引人瞩目的大一统王朝，所以也就鲜有人问津了。
米南德王问道
不单是元清统治者，连越南、西夏、大理这样的小政权也是如此
从一个时间点来看，唐以前的少数民族政策趋向汉化，而唐以后的少数民族政策趋向胡化。表现就是唐之后少数民族都有自创文字的现象，而唐之前是没有的。
唐之后契丹文、党项文、女真文、越南喃字、蒙古文雨后春笋般出现，唐之前有听说匈奴文、鲜卑文、柔然文、羯文吗？当然唐之前有个突厥文算例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唐中期出现了一件大事--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古典时期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分水岭。
唐前期天可汗、各族一家的现象在唐后期就没有了，除了契丹族和沙陀族，唐后期少数民族官员及将领也减少了。一切一切的表现不但是上层，包括民众对异族态度的变化，异族其实也是感受得到。在感受到不一样，那么异族会趋向反向——就是回归胡化。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异族一旦成为统治者，自然政策也趋向胡化。
铯媒体
元和清的统治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从骨子里一直在担心汉人最终会大面积占据席卷他们的北方龙兴之地。他们做梦也在想着要保护好他们的自留地，南方中原，江南，岭南，巴蜀等地都是扩张之地，到头来终将退出，所以他们苦心孤诣努力刻意地去保护原来的出发地，他们根本没想着要融合。融合只是大汉族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