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石砚、金音石砚、虁砚，一度并称为巴渝三大名砚，而随着传统手艺在数百年间的逐渐遗失，唯有三峡石砚工艺被完整传承了下来，得以不断产出新的作品。它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合川峡砚。
合川峡砚
（渊源）
合川峡砚的雕刻制作始于宋代，本地雕刻工匠从事砚台的雕刻技艺已远近闻名，制作生产的峡砚与当时的“四大名砚”不分上下。后来，随着南宋中晚期宋蒙之间的交战，合川峡砚制作曾一度停止，到了明代才恢复了砚台的制作。明末时期，由于战乱原因，制作砚台的雕刻工匠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外出，致使合川峡砚的制作再度中断。清康熙年间，由“湖广填川”的移民与当地的民间艺人李银山又开始从事这类手工雕刻工艺。
及至近代，以王智贤为首的民间艺人在继承传统峡砚制作技艺的同时，开始了从单一的方型、条型、小圆型演变为自然形状的多种异型体峡砚的尝试，他们还在砚盖刻上竹石、花草、鱼虫、仙佛仕女、古圣先贤、龙凤等，颇得社会人士好评，合川峡砚被列为“中国十大名砚”，上海的“四宝斋”、徽州的“老胡开文”、汉口的“邹紫光阁”等知名文具店都前来订货。王智贤成为峡砚使用保护油，用蜡油抛光，并将各种图案刻于砚上及镂空雕刻的创始人之一。
（特色）
且不说石工在石场窑洞里开采原材料和山路上远距离搬运的艰辛，也不必说大师们起龙甲点龙眼时精雕细刻的微妙刀法，单是工匠们使用刻刀、手锤和钻子等工具进行初步造型时工序的娴熟高超技艺就会让你叹为观止。他们胸中有祥龙百凤，有奇花异草，有历代文人墨客的名篇巨制，还有本土异域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观，总之，他们是胸有成竹。他们在既定的石材上采用打，凿，刻，挖，钻等技法对石材因式造型，要把粗糙的硖石塑造成他们心中那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合川峡砚工艺
其中，“打”就是用手锤与錾子结合，通过手锤发力，经錾子受力在石材表面上，将多余的材料去掉，由大到小，至到成型，即所说的“削减法”；“凿”即凿子（凿刀）在石材表面用手腕着力，同样采用“削减法”进行凿削，有时还要使用肩部用力进行凿削；“刻”即是用刻刀在石材平面或表面上进行刻划；“挖”是对石料进行深度凿刻，以达到层次感和立体感；“钻”是用小刻刀在石料上打眼或钻孔，并要经过三百六十度旋转式的刻凿方法才能达到镂空雕琢的效果。如要熟练掌握，少说也得有数年的从业经验才行，尤其是力道的把握，稍不留神，不但不能造出心中所要的那个鲜活的形象，还会把宝贵的原材料给废了。
峡砚具有磨墨快速，不损笔锋，蓄水不干，储墨不腐等特点，加之雕刻精湛，造型美观，砚上刻有诗词名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与当时的“四大名砚”不分上下，在文风盛行的合川，深受文人的宠爱。相传，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曾在养心亭（现在合川八角亭）著书立说时，使用的就是合川嘉陵江沥鼻峡所产的峡砚。自宋、明以来，峡砚更是受到无数骚人墨客的百般钟爱与称赞。
“峡畔茅屋僻，巧工凿石盘。启墨云龙舞，运笔虎榜悬。石腻堪如玉，工艺圣手传。贵似翰家客，四宝居一员。”这是明代（英宗时）合州人吏部尚书李实对峡砚的题诗。冯玉祥对合川的墨玉石砚台尤其赞赏，曾泼墨亲自书写“有志者，事竟成”和“卧薪尝胆，三千铁甲可吞吴”的名言警句。近代知名人士及书画家于佑任、谢无量、郭沫若等亦对合川峡砚题诗赞颂。
（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雕刻艺人易宗毅与王卫国五兄弟一道，将峡砚雕刻技艺传承至今。从20世纪80年代初，峡砚由几个款式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个品种，雕刻从以前单一的平雕、阴刻、钻花、圆雕、浮雕、镂空发展成浮雕和镂空相结合等多种手法相结合的复杂工艺，其造型的特点也更为明显。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台湾，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合川峡砚精品
易宗毅的代表作“嫦娥奔月”“仙女献花”，特别是以56条龙构成的“中国龙”等峡砚作品频频获得全国大奖，“百龙戏龟”峡砚成为中南海收藏品。易宗毅也因此被重庆市政府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合川峡砚相继获得四川省旅游产品优质奖、国家外经部荣誉证书、重庆市优质产品证书，合川峡砚制作技艺也因此成为重庆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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