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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宇：如何看待特朗普的退群行為與外交決策
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競選口號上臺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就以美國利益優先為藉口，頻頻“退群”。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美國已先後退出多個國際組織與合作協議：
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同年6月1日退出《聯合國巴黎氣候協議》；10月12日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2月3日宣佈退出由聯合國主導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制定進程，理由是這一多邊談判“損害美國主權”；
今年5月8日又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稱該協議是“一筆糟糕的買賣”，表示美國將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6月19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黑莉又在美國國務院宣佈美國將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理由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長久以來對以色列存有偏見”以及“無法有效保障人權”。
聯合國對美國這一新的“退群”行徑表示失望。
特朗普政府的這一系列“退群”行為，突顯出美國政府的狹隘、偏見與自私，破壞了現代國際社會多邊合作與協調的傳統，客觀上惡化了國際合作的氛圍與全球治理的制度環境，也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新的不確定因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這一系列“退群”行為及其外交決策模式？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20世紀以來歷屆美國共和黨總統的外交政策傳統與特點。
從美國總統選舉政治視角來看，進入20世紀以來，美國共和黨總統的外交政策傳統有3個特點：“退出”、“逞強”與“單邊”。依靠這三個“外交法寶”，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選戰中屢屢得手，美國共和黨總統也比民主黨總統多執政了若干年。
法寶一：“退出”。美國實用主義政治哲學對美國共和黨總統的影響很大，受此影響，共和黨總統往往傾向於退出耗費美國國力的國際衝突、戰爭、意識形態之爭、國際擔當與國際政治的正確性，以此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並贏取選民的支持。例如，20年代初，哈丁總統的退出——徹底退出前任民主黨總統威爾遜傾心打造的美國引領世界計劃，讓美國回到孤立主義時代；50年代初，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退出——退出朝鮮戰爭，為其贏得了8年白宮；70年代初，尼克松總統的退出——退出越南戰爭，曾讓尼克松的民調支持率如日中天。
法寶二：“逞強”。受大國意識與愛國主義傳統的影響，美國共和黨總統有時也以強勢外交，尤其是軍事方面的強硬來獲得民意支持。例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大棒”戰略，追求美國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勢力範圍；里根總統的“全面推回”戰略，對蘇聯全面強硬，追求美國的偉大與世界領導權。
法寶三：“單邊”。受實用主義、狹隘民粹主義等影響，共和黨總統有時會極端片面地以本國國家利益為重，不管不顧國際社會的關注。例如，2003年，小布什總統不顧當時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不顧法、德、俄、中等大國的不滿，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邊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憑藉軍事方面的絕對優勢，任性高調地指出如果國際社會不支持美國，就是美國的敵人和對手。憑此，小布什總統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一掃其上任初期的弱勢，為其順利連任打下基礎。
從目前來看，特朗普總統同時兼具上面所提到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外交政策的3個傳統與特點，而且還有所“發揚光大”，形成美國共和黨總統的百年之未見——“特朗普式執政風格”（以下簡稱“特式”風格）。
首先，“特式退出”，即“打包式、大批量”退出，不僅退出經濟貿易協定等務實性的國際合作，而且還退出像應對國際氣候變化、教科文、人權等涉及國際政治正確性的價值觀與大國聲譽形象的國際合作。通俗地講，就是隻要實的，不要虛的；只要眼前有利可圖的，不要長遠有名望和有聲譽的。
其次，“特式逞強”，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基本上是複製里根總統的“讓美國強大”的思路，也是強調加強美國軍力，增加軍費開支，軍事項目優先。但特朗普更強調軍人的政治作用，在其內閣成員中大量使用軍人或有軍方背景的官員。
第三，“特式單邊”，極端強調以美國利益為重，即“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不論是否盟國，只要涉及美國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顧對方關注與訴求，依靠美國霸權優勢，實施單邊制裁或行動。例如，近期特朗普不顧各方反對，單邊開徵鋼鋁關稅。
我們不能按照傳統的美國總統標準來看特朗普，他是現代美國總統選舉史上一位非常特別的總統。“3無4反”是特朗普的主要特點：“3無”是指無公職經歷、無執政經驗、無外交經歷，“4反”是指“反智”（反對精英政治）、“反自”（反對自由貿易）、“反制”（反對傳統建制派）、“反正”（反對政治正確性）。
此外，特朗普的商人背景與張揚個性，也給特朗普的外交決策帶來很特殊的影響：
第一，缺乏從政與外交經驗，把商業談判的技巧與理念引入國際交往。因此，反覆無常、朝令夕改就可能成為特朗普外交決策的常態，外部世界要逐漸適應“特式決策”的這種風格——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
第二，個性張揚，好出風頭，濫用自媒體。特朗普有個名言：好名聲比壞名聲強，壞名聲比沒名聲強。這樣的個性特點導致其很可能為了吸引外部世界的眼球或要創造某個歷史紀錄而胡亂決策（這次“特金會”就有這個特點）。另在當今自媒體時代，特朗普對“推特”（Twitter）的痴迷，也使其決策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
第三，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其競選承諾的政策兌現率極高。據統計幾乎達到80%以上，這是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最高的一個。他在競選時所發出的承諾，絕大部分都很快兌現了，如“禁穆”（限制穆斯林入境）、“修牆”（修建美墨邊境牆以阻止非法移民）、“廢法”（廢除奧巴馬的醫保法案）、“棄約”（單邊放棄TPP）、“退群”（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組織、伊核協議）等。
如果我們能從上述幾個方面看待特朗普的外交決策與退群行為，就能比較好地理解未來美國的對外政策與涉美大國關係（含中美關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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