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众病之王”，治愈，是人类的心愿。
自2016年4月起，医生医事推出“遇见·肿瘤大咖”系列，每月一期，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希望能对患者的抗癌之路、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有所帮助。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
第四期
魏丽惠
是女人，更是女人的医生
文 / 戴 戴
在写作此文时，72岁的魏丽惠教授又下乡了，这一次，是进行国产HPV疫苗临床试验的大面积随访。而半个月前，她在甘孜康定，每天吃着抗高原反应的药坚持义诊。
46年来，她无数次下乡，去最贫困的地方——那里的女人，总是她最深的牵挂。
她是这样一位女子，能担得起医学院副校长，也沉得下旷野田间；能走进人民大会堂畅谈国事，也能走上手术台手握柳叶刀；能领航妇科的大船驶向远方，也能俯身每一张病床亲自去安慰。
魏丽惠教授是台湾人，出生于日本，成长在北京并终扎根于此。她亲历了那个年代所有的苦难，这份苦难化作对女性疾苦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一生未辜负身上的白大衣。
1
真正的平和，是风雨过后不灭的热情。
魏丽惠教授的父母，是一对传奇的台湾伉俪，在日本求学行医，日本二战投降后，1945年他们带着儿女和解救的700名华工回到祖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然而，在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可以想到这个在大陆的台湾家庭，遭遇了怎样的磨难。
1970年，已从医学院毕业并劳动两年的魏丽惠被分配去了甘肃。在那里，她翻山越岭抢救难产、子痫、产后出血；她见过女人们在黄土堆上生孩子；她见过胎盘滞留的产妇，脐带上拴一只鞋送来卫生所；她亲眼目睹因胎盘残留感染并大出血的产妇死亡。
当初因“不愿在家待业浪费青春”而宁愿下乡的魏丽惠，果然没有浪费这5年，她不仅收获了全面的临床实践机会，更大的收获，是为她打开了那扇洞察社会的窗户，底层女性的疾苦和命运，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尽管动荡的岁月里，她的命运也在风中摇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北京。
（魏教授在查房中）
终于，她回来了。
1993年，她带领科室率先面向全国开设妇科腹腔镜培训班，全面推动妇科向微创时代迈进；
2000年，她创办的《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全科坚持15年，成为北大和科技部双核心刊物；
2005年之后，她开始研究宫颈癌，致力于惠及全国女性的筛查和早诊，是默沙东佳达修4价疫苗临床试验全国的PI（总负责人），还参与了一款国产两价疫苗的临床试验。
采访中，我问魏丽惠教授：“为何您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远方？”
她说，因为这是妇产科的需要，只要做的是女性需要的，就是值得。
（曾当选第9､10､11届全国人大代表）
2
疾病面前，女性常常是脆弱的。
当时，有一对双胞胎的母亲，罹患卵巢癌，在那个彩电刚刚普及的年代里，她的孩子连黑白电视都没有看过。年幼的孩子对爸爸说：“我们本来可以有电视机，可是因为妈妈病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一年多后，他们连妈妈也没有了。
从此，魏丽惠决定研究妇科肿瘤，成为了国内最早研究卵巢癌的医生之一。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拯救一个女人，就是拯救一个家庭。
当女人成为母亲，就会变得异常坚强。
为了孩子，一个女人柔弱的身体竟能承受7次手术和53次化疗，终于把女儿从5年级一直陪伴到大学毕业才放手。这个患者让魏丽惠教授至今难忘。
她是一位外交学院的副教授，刚从国外学习回来就查出卵巢癌，当时判断的存活期只有半年。然而在本人强烈的求生欲望、家属的全力配合和医生的努力下，她整整存活了11年。
“给了她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这就是妇科肿瘤医生最大的成就感。”魏丽惠教授说。这种成就感，别人难以体会到。
患者临终前，一定要见魏丽惠教授最后一面。这样的送别，魏丽惠教授一生经历很多次。在那个年代，医患之间是如此真诚，她们只想见到自己的医生，表达最后的谢意。
这样的送别，医生纵然深感无力，也不能表示难过，魏丽惠说：“要让病人走得安详，我会和她们说，一切都挺好的，你也挺好的，你好好睡觉。”
3
如今最让魏教授牵肠挂肚的是两名年轻的患者。
全科的医生和她们在一起冒险，探索一条在中国无人走过的路——妊娠合并子宫颈癌，一边保胎一边化疗控制病情，直至剖宫产把孩子生下来。
这两位年轻的妈妈，一个26岁，是第二胎；一个24岁，是第一胎，都是怀孕20周时查出宫颈癌。按照常规，她们应该终止妊娠做根治性手术，然而对24岁的张悦（化名）来说，这将意味着她永远无法再生育自己的孩子，她求医生让自己把孩子留下来。
令人欣慰的是，从目前的监测来看，两个孩子都很健康，一个8个月龄，一个5个月龄，孕期的化疗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影响。魏教授说，最近看到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文章，随访了105例这样的孩子，最大的孩子36个月，认知度各方面都好，这让她和团队挺有信心。
这种踩着钢丝的成就感，别人也难以体会。
医学，正是在患者和医生相互信任的携手探索中得以进步。
魏丽惠教授说：“我很感动，她们为孩子这么努力。”
（魏丽惠教授在手术中）
4
当医生成为患者，却是她人生最难的课题。
8年前，魏丽惠教授被发现肺上长了东西，尽管病灶很小，作为手术医生，她果断决定马上切掉。
手术前一天，她去科里转了一圈，看了学生和同事，并交待“你们别来看我，手术后就告诉我手术是大还是小就行。”然后装作毫不在意，故作轻松地回病房了，“其实我心里很在意。”魏教授笑着回忆。
晚上，她问自己的管床医生，手术准备怎么做？对方说：“切完我就给你送个冰冻，要是癌，咱们就扩大，包括淋巴。”双方都装作轻描淡写，就像随意在聊一个小手术。
其实，彼此都十分在意。“他们不敢跟我说太深太多，又根本瞒不住我。”魏教授说，“尤其当我听到淋巴还要切，心里一惊，‘说明你们估计得不那么早期啊’。”但她什么也没说，怕影响医生。
这是只有医生之间才能懂的微妙和善意。
第二天她在ICU醒来，根本不用问手术大小，只问一句“现在几点了”，通过手术用时她就明白了——手术做得不小，这就是医生患者与普通患者不同之处。
魏教授坦言，手术前，她连自己的片子都不敢看，直到做完手术四五年之后，她一看片子才明白，难怪手术做的这么大，“病灶尽管很小，但中间有一根血管像针一样插了进去，就说明这个病灶很快要活跃了。”她说。四五年之后，同事们才告诉她实情：当时实际分析70-80%可能是肿瘤，20-30％是炎症，但手术前告诉她是各占50%。
“我还是肿瘤医生啊，生病时，我都会想这么多，我怕家人有负担，又怕真的严重，怕很多东西。”魏丽惠教授说。
她说，当医生成为了患者，真正体会到病人的迷茫、焦虑、为难和猜测。“这是对生命的猜测，不是畏惧死亡，只是不知道生命能允许我们活多久，又会对家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
“什么我都经历过了，战乱、“文革”、上山下乡，非典、地震，连肿瘤我都得过了。健康和家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魏丽惠教授说完，一脸平和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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