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她来牵手
汉代的儒学是以合法性建设为核心的，大搞天人感应的，实质上已经与阴阳家合流了。
另一方面，汉代应用最广泛的信息传递媒介依然是竹简，知识价格昂贵，学术的继承基本是以“家学”的形式代际传递，许多家族都是“通一经”的，由此逐渐形成了许多垄断学术的经学世家。
而如果不在家族内部的话，则需要去拜名师求学，如大家都很熟徐的刘备、公孙瓒曾拜卢植为师，而卢植则曾与著名的郑玄、管宁、华歆等从学于著名的大儒马融。
这些垄断了知识的家族最后与外戚、地方豪强（他们很多本身就是外戚和豪强）合流，成为大汉王朝的掘墓人。我们阅读汉末的历史，实质上活跃在舞台上的都是这么一批人。
而到了魏晋时期，朝野内部的政治关系，许多都是依托于这些家族之间复杂的家庭网络关系建立的（具体可参考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皇权的威严都岌岌可危，魏篡汉，晋篡魏这两个大的关口，动摇了秦汉帝国的秩序。儒学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学术，与皇权经常绑定在一起（相似的，一旦需要大张皇权的旗帜，儒学就常常被抬出来，参考盛唐玄宗封禅时文儒的兴起，两宋理学的兴起），于是作为共同意识形态、社会共识的儒学也随之动摇了。
但中国人一向都是实用主义的，虽然作为社会共识的儒学动摇了，但这些乱世之中的大家族却需要儒家“齐家”的一部分来维系家族教育，保证家声不坠；另一方面，律法的儒家化也从未停止过。故而，这种儒家的“衰微”是一种部分的衰落。
而至于玄学，一方面是作为信仰崩塌之后的另一精神寄托产生的。按照清代赵翼的看法，谈玄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正始十年，高平陵政变爆发，司马们开始了篡夺魏祚。竹林七贤大体上可以视为个体面对无法逆转的时代车轮所做出的不同选择，无论你是阮籍、嵇康，还是山涛、向秀甚至王戎，底色都是绝望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一些大家族的二代、三代们划分小圈子的工具，像是夏侯玄这样的世家公子哥儿，都是搞玄学的一把好手。打个比方来说，在大部分人不配读书，小部分人接受了基础教育的情况下，一批上流社会的的二代们，以谈康德三大批判为门槛搞了一个读书会，参与者除了他们，就是一些文化名流。
至此，儒学经历了部分的、一直持续到唐季五代的中衰，一直到北宋，才进入了中兴阶段。
（图：夏侯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