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第二篇之後，我發現反響沒有第一篇那麼大，想了一會，可能是內容太過於繁瑣，很多人未見得能認真看完，所以也無法認真發表意見，本想這次就遵循第一部分的寫法，言簡意賅，逐條敘述。可是寫下來還是林林種種長長一篇文章，好了，我們來回歸正題。
一：中俄蒙協約的簽訂
1911年，外蒙第一次獨立，哲布尊丹巴加冕為日光皇帝，1912年，袁世凱兩次電告哲布尊丹巴八世，不承認蒙古獨立，同年11月3日，那木囊蘇倫等外蒙王公“大臣”與沙俄前駐北京公使廓索維慈簽定了“俄蒙協定”及附約“俄蒙商務專條”。
“俄蒙協定”規定，沙俄有保護外蒙“自治”、援助外蒙編練軍隊，阻止中國在外蒙駐軍和移民的權利。“
俄蒙商務專條”規定：沙俄在外蒙全境任意居住、往來；任意佔據、租借和購買土地，自由經營各種商業貿易。開辦各種企業、事業；設立郵局、銀行，免除所有貿易關稅；無償使用驛站驛馬，無償使用牧場。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圖正式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中華民國國家首腦當時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條約主要原文如下：
第二條 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
第三條 自治外蒙無權與各外國訂立政治及土地關係之國際條約。
第四條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名號受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國年曆並得兼用蒙古干支紀年。
第八條 俄國政府遣派在庫倫代表之領事衛隊不過一百五十名，其在外蒙古他處已設或將來與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添設俄國領事署或副領事署時，每處衛隊不得過五十名。
第十三條 在自治外蒙古中國屬民民、刑訴訟事件均由中國駐庫大員及駐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專員審理判斷。
第十七條 因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電線之一段經過自治外蒙古境內，故議定將該段電線作為外蒙自治官府之完全產業。凡關於在內、外蒙交界設立中、蒙派員管理之轉電局詳細辦法並遞電收費章程及分派進款等問題，另由中國、俄國及自治外蒙古所派代表組織之特別專門委員會商定。
自此，外蒙自治已經成了一個合法現實。中國在外蒙的實際權力已經大大削弱，同時前幾年的爭執與問題也暫時宣告結束。
二：十月革命引發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契機
不過，隨著沙俄自身問題的出現，外蒙問題於1917年開始出現一個新的跡象----1917年11月，沙俄發生十月革命，紅色蘇維埃政權出現，沙俄國內已經混亂不堪，在歐洲和亞洲的利益選擇中，沙俄只能暫時儘量爭取歐洲的利益不要喪失，對於亞洲外蒙、新疆、東北等地的利益，有點無暇顧及。而此時哲布尊丹巴本人的身體狀況也是大不如前（據說梅毒造成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政府內部王公貴族與喇嘛之間的矛盾也日趨加深，同時整個外蒙政府又不善於理財，在沙俄十月革命之前，外蒙古的財政主要靠沙俄財政貸款支持，十月革命之後，沙俄幾乎很少能提供財力，在後臺老闆不提供支持的前提下，外蒙王公貴族以及一部分喇嘛，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回到中國（其實在外蒙自治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外蒙王公既已提出由中國加封哲布尊丹巴八世，並以大宗金錢資助外蒙，可惜當時的北洋政府既無財力提供援助，又懼怕沙俄政府，所以此事也不了了之。）。隨後車林與外蒙王公密議，並偷偷與時任中國庫倫都護使的陳毅秘密洽商取消自治事宜，此刻，中國收復外蒙的最好機會出現了！
三：陳毅與外蒙古王公貴族秘密洽商取消自治與迴歸
1918年12月，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轉達美國政府詢問中國政府對外蒙問題持何種方針，外交部回覆顧維鈞：“外蒙事，政府為維繫蒙情起見，對於自治制度，一時以不宜輕議更動，但願取消從前俄蒙條約。”，不過事態的發展，卻慢慢複雜了，沙俄無力顧及外蒙的事情，被日本人看在了眼裡，日本與日本支持的白俄首領謝米諾夫及布里亞特人偷偷屢次派人誘脅外蒙獨立（外蒙人對沙俄是有好感的，但是對日本卻充滿憎恨）。1919年正月5日，外交部電令時任中國政府庫倫都護使陳毅（與我們熟悉的陳毅元帥同名而已，此人湖北人，字士可）相機與外蒙訂立新條約，以代替中俄蒙協約，以便在新蘇維埃政府在尋求我們承認其政府的時候，作為交換條件。
1919年8月車林代表車、圖、三、扎四盟代表向陳毅密陳：“願取消自治官府，恢復前清舊制，並請北京政府以實力援助。”，陳毅於8月15日、16日連續上告中央：外蒙誠心內鄉，機不可失……即宜順勢收回，請即……迅催東西兩路已發未發軍隊加速來蒙，籍御外患，兼保治安。
外交部接電後，考慮的結果為：此次該大員來電，外蒙王公竟能以誠意請求中央協助，並自願取消自治，恢復前清舊制，良為政府始願所不及。按沙俄國勢力雖已不振，而各國對於此事頗屬注意….本部意見，外蒙王公既有此項請求，政府為時勢所迫，無論如何，自不能不有以副其希望。但事關國際。在我如能於此時多得一分之證據，即於將來公佈之時少一分障礙。…所有前項取消自治辦法決定之後，應由庫倫大員面告車林，先由外蒙王公用全體名義呈請，或秘密電送政府，請求恢復舊制。然後政府據此項請求，再妥商條件。
陳毅依據外交部的要求，加緊與車林等王公貴族密談，商定了迴歸後優待蒙人條款63款（蒙人只想不要被清算，且保證自己的未來生活），並命秘書黃成序入京請示。——這一切看似都在順利進行，外蒙迴歸指日可待的日子似乎不遠了----不過隨著中央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和軍事負責人之後，徐樹錚與陳毅產生矛盾，不能文武配合、各自行事之後，事情一下子又陡然生變。
四：徐樹錚在外蒙古最佳迴歸時期的功勞與操切之處
1919年六月，徐樹錚被任命為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司令，不過他本人沒有馬上到任，直至1919年十月底，徐樹錚才抵達庫倫。不過在其到達庫倫之前，曾派參謀長李如璋（後任第五旅旅長）和西北軍第三旅旅長褚其祥進入庫倫，等到徐樹錚到達庫倫後，由於不滿意陳毅沒有將63條迴歸條款告知於他，同時徐樹錚認為63條讓步太大，耗費金錢太多，他總結了幾條反對陳毅63條的理由：
1:條款中沒有增加政府實質的管理，只是徒有撤治的名聲
2:關於財政、關稅、農礦的事宜沒有說明，對於蒙古王公的補償資金政府無法承受。
3:宗教問題是蒙古大問題，應該主要考慮活佛喇嘛等意見
4:偷偷與蒙古王公合約，是不是有違國際合約的壞名聲
等等
其實從上述幾點來看，徐樹錚至少沒有賣國等不好的嫌疑，他主觀還是很希望外蒙徹底迴歸的，不過他與陳毅的嫌隙與溝通不暢，還是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最後發展到他派兵監視陳毅，並逼迫其找蒙古王公商討取消63條， 陳毅拒絕了他的要求，就在徐樹錚監禁陳毅三天後（據說曾有想殺了陳毅的念頭），徐樹錚強迫外蒙總理巴特瑪爾多濟簽字確認自己制定的“外蒙撤治八條”，但無論徐樹錚如何恫嚇，巴特瑪爾多濟始終拒絕在條款上簽字，外蒙撤治一度陷入僵局。最後徐樹錚不得不再次求陳毅出面，在陳毅的斡旋下，外蒙政府終於同意先取消自治再商談優待條件。後來，徐樹錚決定以武力強硬收回與管理外蒙（可惜的是他帶去的兵力又不多：一共算上高在田的原駐團，只有四個團的兵力），同時徐樹錚不僅在政治上對外蒙地方集團施以高壓，在經濟上更是不顧外蒙實際情況，要求外蒙各旗欠中國商號舊債及利息一律恢復，並補償1911-1912年蒙軍攻打科布多時對華商造成的損失。為此華商要求科布多地區賠償5.5萬頭駱駝，7.5萬匹馬、40萬頭牛和50萬隻羊，而該地區當時只有3.5萬頭駱駝、13萬匹馬、12萬頭牛和100萬隻羊。可以說徐樹錚所謂的恢復舊債政策，如同一座重壓在蒙民身上的一座大山，讓蒙民原本貧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從此徹底失去了蒙民人心。
縱觀徐樹錚治理外蒙，雖然在很多方面都頗有建樹，尤其是對外蒙的近代化建設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上功不可沒，但其不解蒙情，以武力壓迫手段對外蒙實行鐵腕統治，將自191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蒙苦心經營的民心喪失殆盡，令人扼腕嘆息。我們設想一下：如果當年陳毅與徐樹錚能文武配合的好，利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外蒙的未來真的可能和今天不一樣了，可惜，沒有如果。
1920年外蒙王公和活佛開始主動勾結謝米諾夫，又開始偷偷謀獨立。1921年，恩琴率領白軍(十月革命後流竄的原沙俄軍隊殘部)進入外蒙古，擊敗中國駐軍，建立了傀儡政權。中國的北洋軍閥各派系互相推諉扯皮，遲遲不能出兵，反倒是蘇聯搶先一步，將恩琴剿滅，扶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建立了政權。蘇聯聲稱出兵是為了“尊敬中俄兩國主權，以去除公敵，此公敵即白軍領袖恩琴是也”。1925年，在斯大林成為蘇聯領導人的第二年，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又告訴北洋政府外交部，說“蘇聯政府得蒙古當局之同意，開始由外蒙古撤兵，業已撤盡”。可實情是，蘇聯壓根兒沒有撤軍，外蒙古各地均有重兵防守。
有了軍隊駐紮，蘇聯開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3萬蘇聯紅軍的監督下，外蒙古開始肅反運動。運動波及各個階層，高級官員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倖免，那些心向中國、反對獨立的外蒙古人士幾乎被清洗殆盡。1941年4月13日，蘇聯同正在侵華的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實際上淪為蘇聯衛星國，但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承認。
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人的提議正中斯大林下懷。斯大林羅列了出兵中國東北的條件，第一條就是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即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1945年2月11日，《雅爾塔協定》就這麼簽訂了。
1953年2月25日，臺灣立法院通過議案，經蔣介石明令，以蘇聯違背約定（原約定蘇聯不支持中國內戰）為由，單方面廢止<>，原令如下：查上項條約及其附件。由於蘇聯背信棄約，應屆無效，著即廢止；並保留我國及人民於蘇聯違反該約及其附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之權。此令。
1961年10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1票（美國）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蒙古入會案。"中華民國"未參加投票。
其實，1945年之後，在外蒙問題上，GG雙方都被蘇聯利用了！
五：近一百年外蒙迴歸最佳機會的喪失原因分析
之所以我認為1915-1920年之間是外蒙迴歸的最佳機會，主要是基於以下的簡要分析得出的結論。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外蒙迴歸幾個主要因素：
1：中國國力的因素（國力強則有利於收復）
2：沙俄國力的因素（沙俄國力弱有利於我們收復）
3：蒙古人民自己的意願（蒙族人自願迴歸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1919年前後的局勢大概對應分析如下：
1：中國的國力處於最弱的時候：當時正處於辛亥革命剛剛結束不到10年，國內正處於軍閥混戰的局面。
2：沙俄國力最弱的時期---剛剛經過十月革命不久的蘇俄，完全無暇顧及外蒙。
3：蒙古王公貴族很想回歸中國（如果徐樹錚能與陳毅通力合作，不單單依靠武力強迫外蒙迴歸，外蒙的結局可能就不一樣了。）
那麼對應其他機會：1946年蔣介石統治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三個因素則有不同：
（二）1946年中華民國時期：
1：中國國力弱：以中國自己的實力，如果沒有蘇聯出兵東北想要很快的打敗日本人是很困難的，所以當時強大的蘇聯以外蒙要挾中國。
2：蘇俄國力強大---作為二戰戰勝國中的最強二國之一，蘇聯擁有強大的話語權。
3：外蒙人民已無心迴歸中國—對中國擁有好感的外蒙貴族和人民已經被蘇聯通過肅反屠殺殆盡了，蘇俄的財力支持也源源不斷而來，所以外蒙人已經不願意迴歸了。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成立時期簡要對應分析如下：
1：中國國力非常弱，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又面臨臺灣孤懸海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立又造成新中國非常孤立，而政府又決定選擇蘇聯作為聯盟。
2：蘇聯國力強大到最大——世界兩極已經非常明顯，美蘇已經是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
3：外蒙人不想回歸。
根據上述三個不同時期情況的綜合分析，本人才認為1919年前後是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時機。不過，本段的分析，我沒有進行很細緻的描述，箇中原因，不僅有我本人才疏學淺的緣故，也有當前一些敏感政治因素，不過，我相信大家能分析出來一些東西，也能得到自己的一些觀點，這對於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六：期望與結語
這個專題，我花了大概幾天時間構思和書寫，很多內容有堆砌的嫌疑，也必然存在不正確、不準確的內容，不過這其實就是本文章的意義所在：結論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起大家理性的思考與反思，重要的是我們不再犯錯誤，重要的是我們不再狂熱的秉承狹隘的民族主義：任何純漢族主義觀念、任何不具包容性的民族觀念，都會對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產生不可估量的、災難性的後果，前史之鑑，後事之師。
寫到這裡，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的心裡湧起了很多心酸與感慨，我在第一篇文章的評論區曾經說自己是一個大中華主義者，但是我不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者，我是一名漢人，但是我也愛蒙古人，太遠的歷史給予我的只有理性的分析，可是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時蒙古人為中華大地所做的犧牲，已經足以讓我們漢人對之表示尊敬和愛戴。很多人知道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的史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當時蒙古士兵為保衛中華大地做了什麼，下面我節錄一些摘抄的外國人描述的八里橋之戰：
1: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韃靼兵（蒙古兵）和為數眾多的民團所組成的”，“儘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衝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最後，他們“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吉拉爾《法蘭西和中國》
2: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蒙古人）在戰鬥的最後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徵華記》。
3:僧格林沁作為清軍的統帥、八里橋戰役的總指揮，他以英勇頑強抵抗外國侵略者的精神，奮力指揮全軍作戰，最後在八里橋上決戰的時刻，公然挺身而出，騎著馬站在橋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舉'僧王大旗'揮師抗擊敵軍。根據一個英國隨軍翻譯的記載：在八里橋激戰時，“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並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屍體，然而這個韃靼人儘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裡，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後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直到一枚'霰彈把他擊倒在地，於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譯官手記》第283～284頁
看完這三段摘錄，我不禁有些眼睛溼潤，我想表達我對蒙古旗手的尊敬，更想對那些為中國而犧牲在八里橋的蒙古士兵表示哀悼！我想再次重申一些自己的觀點：願我們摒棄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觀念，摒棄純粹的大漢族主義觀念，把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團結在一起，共同建設我們這個多民族的祖國，形成一個包容、平等、共和、並有無限願景的大中華！！！
僧格林沁親王率領蒙古兵在八里橋奮勇抵抗英法聯軍
閱讀更多 思與書—連山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