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平｜文
停車坐愛，拾級而上，巴耶宮入室地板上有BAV三個合疊字母，由馬賽克拼湊，表意“巴耶與安娜的愛”。宮殿另一側，面朝大海，冬暖花開。
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巴耶，愛上了穆斯林女孩安娜。因為宗教勢力的反對，他們遠渡重洋私奔古巴。1902年，巴耶在加勒比海邊為安娜建造了巴耶宮，頂上三個閣樓分別象徵愛情、財富和權力，內飾融合不同宗教建築風格。
這個宗教愛情故事以悲傷收尾，巴耶宮落成第四年，安娜病重去世，萬念俱灰的巴耶棄之返歐，古巴政府將此改成國營飯館，同時免費觀光。在樓頂露臺，和著加勒比海風喝上一杯朗姆酒，這段愛情才不至於那麼苦！
多數時候，古巴這個群島之國以沙灘、陽光和拉丁歌舞示人。當共產黨人的宗教信仰都能像呼吸一樣自由時，那些關於宗教的歷史悲劇，即使代價再大，場面激烈，開始變身美好的傳說。
當然，這與生俱來的自由，並非坐享其成，是一代又一代人以血淚爭取來的。
壹
Chango，聽起來就像馬雲背後女人們所熱衷的“搶購”，他是古巴黑奴信奉的一尊戰神。殖民者不樂意了，強行指定黑奴叩拜天主教聖女。於是，很長一段時間裡，Chango作為天主教神像背後的影子存在。
參觀巴耶宮之前，剛剛品味一個名叫Chango的黑人餐廳，大堂重現了當年黑奴家中的場景——外立一尊聖女雕像，背後牆上則是揮舞著斧頭的肌肉男神Chango。
曾以海盜聞名的加勒比海上，古巴宛若一尾綠色鱷魚，坐西朝東，盤踞南北美洲之間。巴耶宮所在的西恩富戈斯，接近於鱷魚的前爪，因法國殖民者留下獨特的建築元素，入列世界文化遺產。
作為現存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之一，古巴不可思議的當屬首都古城牆上，那個僅次於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美洲第二高耶穌立像。由共產黨人執政的越南，也有類似之處。
你可能不瞭解古巴的政體，你也許陌生於古巴的經濟，但是，我打賭你一定聽過古巴音樂。從黑白電影裡的曼波（Mambo），到老式舞廳的倫巴（Rumba）……那些病毒般傳播的拉丁音樂，正是源自古巴。
在1959年革命勝利以前，音樂可謂古巴最大宗出口產品，曼波與倫巴的風靡，加上蔗糖、雪茄的熱銷，帶動了頌（Son）、薩爾薩（Salsa）、恰恰恰（Chachacha）等舞曲升級。
音樂之於古巴人，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他們可以忍受社會主義食物配給的匱乏，卻無法忍受生活裡沒有歌舞的滋潤。
這個島國的歷史可以簡化為四段，以哥倫布發現古巴島為界，印第安原住民自1510年西班牙遠征軍入駐後，屠殺幾淨；1898年，美國贏得對西班牙的戰爭，成為幕後操盤者；直至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勝利，開始與美國人進入從政治、軍事、經濟的全方位漫長對峙。
唯一沒有界限的隱秘通道，只有音樂！這背後有宗教文化的力量。
溯及西班牙人對古巴數百年的殖民統治，當印第安原住民被斬盡殺絕，殖民者從西非販來黑奴，以解勞動力之需。不同族裔帶來各地宗教，混合各方文化傳統，反倒成就了古巴目前盛行的聖教，就連卡斯特羅也是追隨者。
與黑奴隨之而來的歌舞文化，源頭正是非洲宗教儀式和祭典，與殖民者的野心和狂熱不謀而合。
比如每年12月4日，古巴有聖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節慶。她是適用於女子的天主教聖名，還是美利堅一座城市的名字。在古巴，卻是一位與Chango相結合的聖人，正是不同宗教在對立與融合之後的產物。
時至今日，由Santa衍生的音樂成了古巴音樂的骨幹，有鄉村歌謠女王之稱的Celina Gonzalez，曾經唱過一首禮讚Chango的《Santa Barbara》，可視為兩者密切關聯的佐證。
當然，古巴音樂並非只有強烈的節奏，來自底層的黑奴文化固然是音樂傳統的基礎，地位較高的混血兒也受到殖民者古典音樂洗禮，催生出少節奏多旋律的Danzon。
賦予藝術和宗教美好解釋的黑奴，對古巴民族文化的影響不僅在音樂上，諸如烹飪和衣著等均有貢獻，進而決定性影響為人處事等，甚至基因。
貳
雖說音樂力量如此強大，並不意味著古巴宗教沒有黑暗時期，尤其是在政體變化之時。
在漫長的政教更迭過程中，省略諸多細節，這裡的信仰窒息史至少可簡化為兩塊，一是西班牙人（僅西恩富戈斯有法國殖民者）對待黑奴；二是革命黨人在奪取勝利之後。
古共是古巴唯一合法政黨，共和國憲法規定，古共“是馬蒂思想和馬列主義先鋒組織，是古巴社會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力量”。早在1902年，即古巴自西班牙治下獨立後，就有了一些共產主義組織出現。布拉斯•羅加等人在1920年代創立了共產黨，作為第三國際的成員接受莫斯科領導，後因選舉需要定名人民社會黨。
在首都哈瓦那，有人告訴我，他心中的布拉斯就是“國父”，但這從未進入官方語境。城市的雕塑與課本的主角，大都被一個叫何塞•馬蒂的先驅佔據，連國際機場都以他命名。
何塞•馬蒂青少年時代即投身解放運動，後來被捕流放西班牙，1892年創建古巴革命黨，三年後再次發動獨立戰爭，在馬背上中槍身亡。
卡斯特羅之前，儘管古巴的革命領袖不少，卻只有何塞•馬蒂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著作與體系，他是卡斯特羅的精神導師，馬蒂思想寫入黨章，其本人卻非馬克思主義者。卡斯特羅執政之後，人民社會黨就對此持懷疑態度。
1961年，卡斯特羅將古巴三個黨派合併為革命統一組織，1965年10月3日更名為古巴共產黨，彼時僅5.5萬人，不到古巴總人口的1%，是世界上最小的執政共產黨。如今1100萬人口中，也僅90萬黨員。
1975年“一大”伊始，黨綱和黨章都明確宣稱，古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宗教迷信和其他舊思想遺蹟開展有力的鬥爭”“向群眾宣傳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
過去接近半個世紀裡，菲德爾•卡斯特羅曾一直擔任黨魁，直到2011年讓位給胞弟勞爾。
比起越南共產黨和老撾人民革命黨，古共更執著於馬列主義傳統和計劃經濟模式，儘量避免經濟改革。至於信仰，無論是西班牙的殖民史，或是古共成立的特殊基因，都為其日後的變化提供了基礎。
馬克思曾這樣評論：“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列寧將此稱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石，批判其中的“順從和忍耐”，並補充闡述：“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劣質酒，資本的奴隸飲了這種酒就毀壞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過一點人樣的生活。”
宗教“鴉片論”，深遠影響馬列思想的實踐者，古共沒有例外，初期實行管控與打壓。
比如革命勝利後的1961年9月，新政府驅逐了133名天主教教士和一名主教。次年，又強行關閉400多所天主教學校，而黨校獲得大規模發展。1969年，古巴廢除了聖誕節，並宣佈為無神論國家。
這不僅加大了古共與信教群眾的距離、削弱了執政黨的社會基礎，而且客觀上為國際社會圍絞新政權提供了炮彈。如何處理黨和宗教的關係，成了能否讓古巴打開一條生路的實際問題，同時事關建黨原則。
1970年代後期，堅定反美的卡斯特羅就“鴉片論”發動討論。1985年，他首次表態：“宗教既不是鴉片，也不是靈丹妙藥。它可以成為鴉片，也可以成為靈丹妙藥，這要看在怎樣的程度上用它來保衛壓迫者和剝削者，還是保衛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取決於對影響人類的政治、社會和物質問題採取何種處理辦法。”
他用了一個巧妙的方式化解了難以逾越的意識形態，即承認宗教信徒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比如民族英雄何塞•馬蒂領導古巴革命時期，隊伍中就有許多虔誠的宗教信徒；自己領導的起義中，沒有因為宗教信仰影響革命者的信念。
卡斯特羅的這一策略，與地球另一端的鄧小平何其相似。那些階段歷史性重大改革的推動者，與其說是總設計師，不如說成總許可師更恰當。因為他們手中握有解釋權。
此時，因美帝封鎖而沉寂良久的古巴音樂，有了機會光復那些曾經失去的版圖。
叄
一艘裝有八萬餘本西班牙語聖經的輪船，在2015年3月駛向古巴，這些聖經後來在鱷魚的頭尾分放。自1999年以來，共有50萬本聖經進入這個社會主義島國。
“非常感謝古巴政府為聖經打開了大門，為此我們進行了大量協商。”美南浸信會教會古巴戰略領導者庫爾特說。
同在這一年，教宗方濟各將首次訪美的前一站放在古巴。作為第一任來自拉美的教皇，此行旨在緩和美國和古巴間的關係，並鼓勵古巴給予天主教會更多自由。
教宗在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廣場講道，呼籲古巴人民不要為意識形態服務，而是要為彼此服務。將近百萬人參加了這場彌撒，古巴最高領導人勞爾出席。
這是古巴的政治中心，相當於我們的天安門廣場。大型耶穌像與革命領袖的肖像並列，三名異見人士走近教皇專車，高呼自由和反政府口號，試圖散發傳單，隨即被警員帶走。
彌撒之後，教宗到訪菲德兒•卡斯特羅府邸，兩人進行“非正式但友好”的低調會面。菲德兒被以天主教徒的方式撫養長大，領導古巴將近半個世紀。在雙方交換的書籍中，有一本著作源自70多年前教導過卡斯特羅的教士之手。
如此強烈的畫面，為政教史上精彩一幕。
回溯1990年，古共“四大”召開前夕，教徒的優秀分子能否入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當時有聲音稱，這是一種歧視。次年10 月，古共“四大”決定，允許信仰宗教的先進革命分子入黨，黨員應從先鋒分子中挑選，“不把宗教信仰作為障礙”。
隨後修訂的共和國憲法，宣佈古巴為一個世俗國家，告別無神論，這為宗教活動的成長和繁榮提供了空間，正如庫爾特說言，“經歷著不可思議的增長。”
當時的背景是蘇聯解體，古共中央宣佈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略性調整，“挽救國家是優先目標”。用當地一名華人的話說，古巴不比中國，鱷魚不像恐龍，體量較小，調頭靈活，自我糾錯和適應能力強。
古共“四大”之後，宗教外交成為古巴在國際舞臺的一個重要工具，除了天主教盛行的拉美地區，甚至包括歐洲主要西方國家。
1996年與1998年，菲德爾•卡斯特羅與梵蒂岡教皇完成了互訪。最近一次，他的胞弟、古巴現任最高領導人勞爾甚至表示，與教宗方濟各交流深刻印象，他可能考慮重新皈依天主教。
“思辨的結束，就是信仰的開始。”齊克果的這句話，或許為古巴的未來做出了註解。信仰是對現在與未來的一種深摯的安全感，有了這，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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