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9歲的沈從文，走出湘西，到北京闖蕩更寬廣世界。兩手空空的他，並非一無所有。他攜帶的是一個積蓄了豐富信息和能量的頑強“自我”。這個“自我”在此後與周圍世界的不斷摩擦中，逐漸成長、顯現。重要的是被他自己發現並且確認，在嚴峻的考驗中調整、堅持、擴充，進而發酵，成為他成就獨特文學事業的核心種子。
1988年，沈從文去世後，他的這份“自我”也得到後輩讀者、研究者的挖掘、發現、研究和欣賞。這其中就包括文學批評家、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沈從文的“自我”吸引著張新穎，從1997年至今，他沉浸在沈從文的文學世界裡，已經持續了20多年。
沈從文與張兆和
2018年是沈從文逝世30年。大眾讀者自發地懷念他。他的作品耐讀，《邊城》、《湘行書簡》、《從文自傳》等仍是各大書店的常銷書。學者則會思索，沈從文文學的生命力在哪？張新穎拿出他的一本專著《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再次將目光投向這位為人為文都耐人尋味的作家。四年前，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因見解新穎、誠懇，文筆洗麗，向讀者們呈現了一個更復雜的沈從文，受到業內及廣大讀者的讚賞。
此次“後半生”和“前半生”合璧，完整呈現出一個文人，從家鄉走向外界，所承受的波折、苦痛與光芒。張新穎說，他之所以對沈從文青睞有加，最終是想弄明白：一個人該如何處理自己與自己所處的時代的關係，在面對外界與時代動盪的時刻，如何為自己找到一個安放靈魂的穩定磐石。說的是沈從文，但何止是沈從文。
一個個體的人生浮沉，活得真誠而執著，痛苦而深刻，在時間的河流中，找到自我，完成自我，是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作家何大草說，一個作家最好不要為時代寫作，而要為時間寫作。沈從文無疑是一位“為時間寫作”的作家。
獨自探索的“前半生”
“任何派別和沈從文是沒辦法公約”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細究《邊城》裡的故事發生時間，都超過一個甲子了。可是，讀來完全無障礙，無隔膜，一切似乎就是發生在昨天，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多情的翠翠，俠義的天保、儺送兄弟，在沈從文舒緩而柔情的文字傳送下，好像依然鮮活地存在著某一個時空。讀之，讓人有一種超越具體地點的時間的鄉愁感。
《邊城》電影劇照
《邊城》裡的人物是悲劇性的。但這種悲劇的原因是深沉的，不是表面的。我們很難準確說出，悲劇因為誰的錯誤造成的。或許是性格的瑕疵，或許是時運不濟，總之準確些說應是生命本身的悲劇，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讀了以後，感覺自己的世界變厚了，心變輕了。其實也不是悲劇。再讀《邊城》，很奇妙。不覺得悲，倒覺得喜，因為處處有出路，窄門有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小說在故事發展完了之後，又寫當地的人出錢把塔修起來了。那個年輕人也許明天就回來。讓人看到希望雖然微弱，但終究還是在，柔韌而綿延。人類就是這樣活下來的。
《邊城》電影裡的翠翠
好的作家倒不是他本人的思想有多高深偉大，而是因為他的文字裡有種寬厚和內斂，一遍一遍讀下去，依然能觸摸到那種溫度，能讀到天地的氣息，感受到遠古的時間節奏。如溪邊白塔旁的老人女孩和黃狗，如遊過石灘載著黑色鸕鷀的小小漁船，時間被拉得很長，邊城的聲色彷彿融進永恆的寧靜。 在張新穎的研讀看來，沈從文的文學作品之所以特殊、可貴，正因為文中迴盪著“天地的信息”，大於一般的“人的信息”，這個人的位置是在天地之間，而不只在人間。天地浩浩蕩蕩莽莽蒼蒼，人在天地裡，人的行為、人的生息是和天地互相溝通呼應的，人才更有力量。國外譯本將《邊城》翻譯成了《翠翠》，張新穎認為這種做法不妥，“因為翠翠只是裡面一個角色，而沈從文寫的是有天有地的邊城。”
沈從文的文學難以被歸類。他出身農村，但他並不批判國民劣根性，他反而看到普通平民身上有很多美德，在船伕、最下等的士兵身上，他尋到了生命的莊嚴、誠實、誠懇。所以他的小說算不上啟蒙文學。他的小說裡也沒有鬥爭，因而也算不上革命文學。
因而張新穎總結說，“沈從文其實是不能劃分到任何流派裡面的。像剛才你說的，哪怕和他比較親密的新月派，他和徐志摩他們關係很好，但他個人的氣質、經歷以及他的文學，和新月派的差異還是很大的，這也是沈從文很有意思的地方。根源在於他有一個跟大家不一樣的我，他堅持從這個非常獨特的我出發來看待來描述世界，描述他對這個世界的感觸。文學會有潮流，會有派別，那是有一個共同差不多的東西來看待、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而這個可以公約的東西才能形成一個派別，但沈從文一直堅持自己非常獨特的東西，任何派別和沈從文是沒辦法公約的。”
默然沉潛的“後半生”
偏安一隅的文物研究者
1934年沈從文從北平返回家鄉，在湘西的一條河流上給張兆和寫了一封封長信。這就是後來沈從文的家屬整理發表的《湘行書簡》。1992年，張新穎讀到這些書信，深感震動。尤其是沈從文寫道：“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裡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鷀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
《沈從文全集》收錄的書信達九卷之多，每卷大概40萬字，總共有1500封左右，而其中的八卷300多萬字都是沈從文在1949年以後所寫。這些書信不是有意的文學創作，但真正保存了那個時代的信息、人的心靈的信息，張新穎認為，這些書信也是“那個時代裡特別重要的文學”，這些書信填補了沈從文被迫離開文學界的遺憾與缺失。
張新穎認為，沈從文乘船在河上時寫出的這句話，也許普通讀者可能會把這些文字當成自然景物描寫，可河流除了是一條自然的河流，也和生活在這裡的人的勞作和生活緊密相連，它也是一條“人”的河流。張新穎從這些書信中能看出沈從文真正關心的問題，他關心普通人平凡的喜怒哀樂，關心普通人日常的勞動、創作和智慧，他為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而深深折服。
在後半生，沈從文停止他的文學創作，開始從事文物研究。文物研究雖然不是文學創作，但對於沈從文也是精神的好寄託。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很早就表露了自己對中國古代文化和文物產生的熱切興趣：他早年在湘西當兵，一個月3塊錢津貼，但他揹包裡還裝著一份小小的產業，價值遠甚於3塊錢，一本值6塊錢的《雲麾碑》，值5塊錢的《聖教序》，值2塊錢的《蘭亭序》，值5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還有一部《李義山詩集》。
沈從文為民國人物陳渠珍當過一段時間的文書，陳渠珍的偶像是王陽明和曾國藩，每天讀書，就讓沈從文管理一個大書房，這一時期，沈從文讀了很多古代典籍。他剛來到北京那段時間，新文化運動已經興起，前門一帶有許多文物，這為大多數接受了新思潮的進步青年所鄙薄，認為它們毫無價值，可沈從文為著它們流連在那一帶，每天在那裡揣摩。“研究文物的種子自少年時就埋下，只是經歷了漫長的破土時間。”張新穎說。
不過，半路轉行研究文物的沈從文，依舊選擇的文物研究中的窄門。因為他研究的不是精妙的工筆畫或廟堂上的青銅器，而是歷史上尋常百姓人家使用過的衣物、扇子、馬鞍、鏡子、杯子和破破爛爛的布。他要從中尋找普通百姓、民間的智慧信息。他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解。同行說他浪費國家的錢，甚至專門為此開了個拒絕浪費的展覽，展出的物品就是沈從文買來的“破爛”，還要他陪同參觀。
沈從文還被派去做解說員，給一撥又一撥觀眾耐心、細緻甚至莊重地講解文物，觀眾中有學戲曲的女孩子，有鄉村幹部，有給外賓做翻譯的女聯絡員，有老大娘，也有聽完講解派個代表來鞠一躬的學生群……雖然做的工作不受重視，但他對自己有信心。他曾經在給丁玲寫信中提到，自己暫時不回去寫作，“因為寫作有的是少壯和文豪，我就去做我的雜文物研究好了……我做這個研究，給後代留一份禮物吧。”
沈從文的速寫
195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沈從文在上海。在給張兆和的信中，他畫了一組速寫。在外灘的渡橋上出現的轟轟隆隆而過的遊行隊伍之外，沈從文看到的是依然是沉靜的水。在其中一幅從一扇半開的窗戶望出去的江景圖旁，他寫道，“帶霧的陽光照著一切，從窗口望出去，萬千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動、水在流，人坐在電車上計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動。流動著船隻的水，實在十分沉靜”。這就是沈從文。他要給後代留禮物。這份禮物中，最有份量的當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後代學人稱為是“中國服飾史的第一部通史”。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很多人喜歡這樣評價沈從文。但或許比起是否能得諾獎，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多遠。1988年沈從文去世，可關於他的研究從未間斷。張新穎認為，如果把沈從文這一代的作家比成球星的話，上半場的他們光彩奪目、文字激昂，下半場卻被時代淹沒，大多數作家的文學生涯都是不完整的。沈從文不一樣，他的後半生和前半生一樣精彩，甚至可以說，他勝在下半場。
沈從文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
對話張新穎：
沈從文是一個豐富、複雜的人，他有一個特殊的“自我”
（張新穎，1967年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文學評論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等多種獎項。）
封面新聞：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在眾多的閱讀和研究對象中，沈從文應該是讓您感覺最特殊，也應該是您投入研究精力最多的一位。如果讓您總結和形容，對於來講，這種特殊性主要有哪些？
張新穎：他有一個特殊的“自我”。從這個特殊的“自我”來觀察和描述世界，來和世界發生關係。他的寫作，其實沒有辦法劃歸到文學史上常說的任何一派裡面去。我願意強調沈從文的“自我”，他的“自我”吸收能力非常強，他的“自我”一直是向外界，向自然、人世、文化敞開。20世紀的知識分子很容易被不斷變化流行的理論、思想所影響，把外在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東西，對他們自身可能起到啟蒙的作用，然後凝固。沈從文的好處是他對這些東西不是很感興趣，並不是說他完全不感興趣，而是當他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有一個衡量的標準，這個衡量的標準說起來很簡單，是要用他的“自我”，用他親身的生命體會來看待事物。
封面新聞：先寫《沈從文的後半生》，再寫《沈從文的前半生》，會不會導致“後半生”影響或者決定了“前半生”的敘事？在寫“前半生”的時候要經常想到“後半生”嗎？有沒有什麼時候感到寫的其實是兩個人？在研究沈從文的過程中，有哪些非常深切的感受、感慨？
張新穎：他的生命階段性非常明顯，各個階段的特徵也非常突出，但有這個生命貫穿始終的東西。後半生不會影響前半生的敘事，但前後的聯繫會清晰一些。我沒有感到寫的是兩個人，始終是那一個人。最深的感受就是這個生命強韌的貫穿始終的東西，對那個特殊的“自我”的堅持。
封面新聞：據我的觀察，學院內專業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除了能被業內認可，還能抵達學術生產系統之外，被專業外的普通知識讀者閱讀、喜愛，這是很難的。而張老師的文學批評著作，得到學院外的廣大讀者的喜愛。您是怎麼把握資料的詳實陳述與大眾閱讀對於文筆流暢的需求之間的關係？
張新穎：這個不能一概而論。有一些學術研究，就是專業性很強的東西，不一定要到專業之外的讀者那裡。也有一些，可以在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嘗試溝通。我自己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情況。寫《沈從文的前半生》和《沈從文的後半生》，因為是傳記，又因為沈從文是很多讀者喜歡和關心的人，所以應該沒有太強的專業障礙。
封面新聞：對於很多人來說，對沈從文的閱讀和了解多侷限於他與張兆和的書信集，《邊城》，《湘行散記》。但從你的研究視角看過去，沈從文的形象更豐滿、複雜、立體。如果請您來給大眾總結一下，在您看來，沈從文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個作家？
張新穎：正是因為沈從文是一個豐富、複雜的人，所以沒有辦法很簡單地概括、總結。我也不想用我的一個概括、總結，去代替之前的概括、總結。我還是更希望進入到那個生命的豐富性中去。
封面新聞：就您的研究看來，您覺得沈從文給後代的文人的啟示是怎樣的？
張新穎：不同的人有可能從他那裡得到不同的啟示。或者，什麼也得不到，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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