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纾孜
大化改新作为一场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公地公民的土地制度取代了部民制，中央集权制取代了氏族制，同时还建立起完善、先进的地方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等，日本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风采。这种成就的取得，我想原因有如下几点：
1、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学习，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次改制的核心内容，便是吸收和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大化改新的几个推动人物，如圣德太子，中臣镰足，中大兄皇子，大海人皇子，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热衷者。从中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留学僧，更是在改革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利用外来文化，是日本能迅速由一个落后的氏族国家脱颖而出变成东亚强国的重要原因。这一民族特质也成为了他们的民族个性，使得如今的日本也在不断取得进步。
2、有杰出而坚定的改革家与领导者。一个改革的领导者如何，是决定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从圣德太子开始，这些领导者无疑都是杰出而坚定的。圣德太子“发出了日本历史上变革旧制度的第一声呐喊”，努力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为之后的改革进行奠基；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果断的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并对政治、经济进行全面改革，奏出了一幅华美的改革篇章；大海人皇子在改革即将失败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将改革成果延续，并最终得以用法律确定。这些杰出的领导者，引导着大化改新走向成功。
3、实行法制，建立“律令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改革成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往往会导致改革遇到危机甚至夭折。我国近代的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中大兄皇子晚年的肆意妄为，也险些让大化改新半途而废。大海人即位后，及时调整策略，实行正确的治国策略，“定律例，改法制，以法治政，稳定了政局，维护了改革的成果。”
日本的大化改新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之一，儒家思想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不可忽视。而我国如今也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若能从像大化改新这类成功的改革先例中汲取经验，也是大有裨益的。
景明子
公元６４５年，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部民奴隶制的基本终结和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初步形成。经过这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日本走出奴隶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社会的转变。 ７世纪以来，建立在部民基础之上的大和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面临着进行一场深刻变革的需要。推古朝以摄政圣德太子为首的日本统治者试图改革政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圣德太子受过良好的汉
教育，对儒学和佛教颇有造诣。他试图以儒、佛思想补充和完善传统的神道机能，更好地为皇室中心主义服务。 ６０３年他模拟中国官阶制，制定“冠位十二阶”，规定官阶晋升不再以氏族门第而以个人的才干和政绩为依据。以此遏制贵族特权，提高皇权权威。第二年又制定“宪法十七条”，作为贵族和官员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强调君主至上，贵族百官忠君尽职。 ６０７年他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谋求与隋朝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同时改变从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输入中国文化的办法，直接向中国学习本国需要的制度和技术。他还积极鼓励佛教，提倡“笃敬三宝”，亲自信仰佛教，修建了多所寺院。圣德太子改革没能改变部民制，而且受到贵族豪强势力的阻碍，单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未来的大化改新打下了基础。 ６１８年，中国唐朝建立，日本留学生对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律令深为赞赏。他们回国后积极宣传唐朝典章制度，抨击部民制陋习和政治腐败现象，对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影响极大。当时苏我氏大臣是氏族豪强势力的代表，是改新派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障碍。６４５年，唐太宗应新罗之请，发兵征高句丽。这使一向与新罗为敌的日本深感不安。而掌握朝政的大臣苏我入鹿对此毫无对策。与苏我入鹿对立并感受其威胁的中大兄皇子决定相机发难。 ６４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大兄利用苏我入鹿出席朝廷接见朝鲜使节的机会，在中央豪族中臣镰足和归国留学生的协助下，发动政变，一举消灭以苏我入鹿为首的苏我氏家族势力，夺取了中央政权。１４日孝德天皇即位，建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兼摄政，任命阿倍内麻吕和苏我石川麻吕为左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曼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第二年元旦，天皇颁布诏书，开始国制改革，历史上称为“大化改新”。 保守的氏族贵族不甘心丧失传统特权，他们竭力阻止和破坏改新。６６４年，保守派中央豪族利用日本进攻新罗失败之机，向天智天皇中大兄施加压力，迫使天皇下诏恢复贵族部分土地和部民，改新事业受到了挫折。由于天智天皇沉湎于安逸的享乐生活，以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为首的激进派对天智天皇的妥协退让和不再积极进取的消极态度十分不满。 于是天智天皇剥夺了大海人皇子继承皇位的资格，另立大友皇子为太子兼大政大臣。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太子即位，预谋除掉大海人。大海人皇子得知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６７２年６月，大海人从东国举兵造反，全国内战爆发，历史上称为“壬申之乱”。结果大海人获胜，消灭了大友朝廷，大海人即位，成为天武天皇。大海人即位后，全面推进改新事业，万事独裁，真正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思瓜情
日本是亚洲东部一个群岛国家，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洲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组成。东濒太平洋、北临鄂霍次克海、西滨东海、黄海与我国相望，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公元一、二世纪时，日本的原始公社逐渐解体。三世纪时，在本州中部兴起大和国。大和贵族不断向外扩张，至五世纪时大体上统一日本，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皇。大和国家在征服过程中，皇室和贵族掠得不少土地和奴隶他们把土地分别组成屯仓（皇室的农庄）和田庄（贵族的农庄），奴隶则多数用于家内劳动，从事生产的主要是为数众多的部民。部民基本上是由带有血缘关系的被征服的部落集团组成，他们受征服者的集体奴役，耕种田地和制造各种物品。有些来自朝鲜和中国的移民，也被编组成部，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或者担任记录、书写等工作。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民称“田部”，从事手工业或其它职业的称“品部”，其下又按行业不同分为锦织部、衣缝部、弓削部锻冾部、玉部、鞍部等等。部民有少量财物和生产工具，可以自立家庭。对他虽不能任意杀害或买卖，但奴隶主贵族可以把自己的部民送人或作贡纳。当时日本的部民和奴隶，总数约占人口一半以上。
六世纪后期，大贵族苏我氏在消灭了物部氏后，一手控制了中央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扶植起对自己合宜的天皇。苏我虾夷在世时，就征用全国的劳力甚至借用天皇的部民为自已和他的儿子建造坟墓，称“天皇墓”，对自己的家则称“皇宫”，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与此同时，不但皇室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互相争夺，兼并屯仓和田庄，而且大肆兼并平民的土地，造成许多自由平民“全无容针之地”，沦为奴隶和部民。广大农民的土地被强占兼并，众多的部民被随意奴役和驱使，使社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加上连年歉收，造成“五谷不登，百姓大饥”，“老者啖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的惨象。部民、奴隶和平民不堪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有的抗缴赋税“逃籍”，有的进行公开的武装反抗，出现了“强盗窃贼并大起之，不可止”的局面，日本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公元593年，苏我氏拥立自己的甥女推古天皇继位，由甥孙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是日本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先驱者，自幼学习中国的典籍，并屡次派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并于603-604年先后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规定官阶分为十二个等级，不许世袭，从而限制了贵族奴隶主的特权。“宪法十七条”作为管理国家的根本纲领，主张“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要求“背私向公”，目的在于提高中央皇室的权威，显示了力求实行中央集权的倾向。但是，“宪法”中又主张“以和为贵”，力图在与苏我氏等大奴隶主贵族妥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所以对于阻碍当时社会发展的部民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触动，这就决定了这次改革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但是，尽管如此，仍为以苏我氏为代表的旧势力所不容。622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又猖狂反扑，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使这次不彻底的改革终于天折。
继圣德太子之后，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首的一些决心向中国学习、立志改革的人物，成为日本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公元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等假借“三韩调进”，举行“受贡”仪式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刺杀苏我入鹿，同时以吉野法兴寺为据点，组织军队准备与苏我氏的残余势力决战。由于大势所趋，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焚身死，苏我氏的势力土崩瓦解。革新派组成以中大兄皇子、中足镰足为核心僧旻、高向玄理为顾问的新政权，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皇极天皇，拥立中大兄的舅舅轻王子即位，称孝德天皇，建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646年正月，颁布革新诏书，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封建土地国有制。奴隶主贵族私有的屯仓和田庄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封建国家的公民。政府对公民，每六年按人口颁给一次“口分团”，男子二反，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私奴婢得田为良民的三分之一。“口分田”终生享用，死后归还国家，称为“班团收授”。受田人要向国家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每反交稻二束二把；庸，是力役，规定每人每年十天，但有时经常延长至二十甚至三十天，可以用实物代替；调，指调绢，按地方土产征收，一般缴纳布或绢，每户一丈二尺。同时制订户籍和计账制度。
二、在政治上，废除贵族奴隶主的世袭特权，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和里长治理。政府还制定官制和冠位制，对国家官吏，根据地位高低，授予位田、职田、功田等。
三、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军权归中央。
上面这些就是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
大化改新对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它结束了氏族和奴隶主的统治，使社会的主要劳动者—部民，变成班田制下的农民。新制度抑制了旧贵族的土地兼并，解除了对部民的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了农民的租税和徭役的负担，承认农民对宅地、园地的私有权和对山林、池沼的公共使用权，因而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