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親征瓦剌，不幸於土木堡慘敗並被俘虜，此事件稱之為“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後，明英宗淪為階下囚，明代宗朱祁鈺稱帝，後瓦剌將朱祁鎮放回，之後英宗又在奪門之變中復位。
土木之變事件經過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當事大臣李賢記載的《順天目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臺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錘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於落得個罪有應得的可恥下場。
被俘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佔據，將士飢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明軍只得倉促應戰，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明英宗盤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用大鐵錘所殺，樊忠不久亦戰死。此役明軍死亡過半，大量輜重盡為也先掠奪，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
正在明軍爭相亂跑之機，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軍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認，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反擊
于謙建議百官預支俸祿於京城90裡外的通州，這樣就使也先沒有糧食可以搶。二十三日，都御使陳益上奏：誅殺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該怎麼辦，百官發怒，毆打王振的心腹馬順，打死黨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錦衣衛指揮使）。九月初六，瓦剌進攻宣府、大同、勾結關內的蒙古人，燒殺搶掠，挾持英宗叫門，宣府守將楊洪不聽。
于謙任命：石亨從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晉升為右都督，掌管五軍大營；推薦東莞的河伯所閘官羅通為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四川按察使曹泰為山東都指揮使，韓青守紫荊關，任大同副總兵；郭登為總兵，守大同。從於謙的佈置可以看出，當時不論地位卑賤與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脫脫不花掠過大同，奪下紫荊關，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兩路：一路由古北口、密雲進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從宣府、洪州進攻，30000人左右。
兩路軍最終的會合地點是居庸關以西的白羊口，妄圖直抵京師。如此，則京師危急。此時，于謙的先遣4將（羅通、曹泰、韓青、郭登）都沒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軍長驅直入，看似要滅亡大明王朝。
於是，于謙執行第二方案：親自領兵22萬，列陣於九門外，親自披甲執銳，於是，京師各地士氣大振。侍郎吳寧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謙親自列陣於德勝門外。十月初二，副總兵高禮、毛福壽迎敵於章儀門的土城之北，敗瓦剌先鋒官，首戰告捷，軍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復到土城拜謁英宗。
十三日，也先進攻德勝門。石亨，範廣等將領在民間的土房內埋伏，二人大敗敵軍。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戰死。也先轉而攻打西直門，又大敗十四日，戰於章儀門，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勝！此時，圍攻居庸關的瓦剌軍與明軍大戰七天七夜，還是大敗！
連續的失敗，士氣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軍隊也已經快到達京城，於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營而走，明軍以炮火追擊，殺敵萬人，也先向回良鄉逃去。十七日出紫荊關，明軍奮起直追，敗敵於固安、霸州，擒阿歸等18人。此時，京師保衛戰基本結束。明朝在先損失200000人的情況下依然率領二線部隊扭轉戰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土木之變有什麼影響？
土木之變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新生代文官武將，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明朝戰略由攻轉守全面改變，明朝進入中期階段。而所以隨著開國武人勳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有一種猜測這土木之變是明朝上層文官集團的陰謀)，文官集團有重新獲得了宋朝以來的權利並且權利更大，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所以明自正統以後，國家大事動輒被文官集團掣肘，國勢日蹙。明末清初之際明王朝最大最直接的問題，是同時面對農民軍和滿清兩線作戰，又始終不能徹底解決其中一個，在於廟堂之上的權力對比失衡，東林黨一家獨大導致江南富庶地的稅收不上來，只能去西北貧瘠之地壓榨人民，直接逼反了農民軍，給明王朝來了致命一擊。
文官大臣和君王離心離德，此時崇禎君臣可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為仇寇”。崇禎平時勤政節儉減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銀者盡充軍餉。崇禎在最後之時，曾經懇求臣子獻出積蓄救國。可大臣變著方的不睬他，有獻年奉的（明朝工資極低，大家都主要靠灰色收入，這是不成文的慣例），有在家大門貼張“此物出售”的條子號稱“毀家紓難”的。反正就是絕不掏錢。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自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而在大臣抄家抄出來數萬兩，甚至數十萬兩白銀的都不在少數，得銀甚巨。在李自成綁架拷問大小官員“追贓助餉”的40天中一共得銀7000多萬兩，合明末14年的財政的收入，而滿清入關後自江南等富庶之地抄家所得亦甚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宮裡的宦官一張張銀票往外拿，讓崇禎深為感動。這也是後來崇禎重新啟用宦官的原因之一。之後滿清打著“為君父報仇”的名義叩關，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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