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間，武昌城拆遷改造的消息刷屏。縱穿的拆遷軸線隱約形成，名單上一半以上的區域，已打圍畫上了待拆標記，或如得勝橋般悄然動工。在保護者與拆遷者間的角力裡，老城區的命運與未來，註定只是個時間問題。
地圖上的老武昌，蛇山穿城而過，形成了南北城共同構嵌的背脊。而新與舊，就像一條淌過城牆內外的河流，形成涇渭分明的分水嶺：市井街道背後，高樓迭起；老武昌的舊時煙火，摻拌著苦樂交織的歷史行板，在挖土機的轟鳴中，共奏出時代變遷的軌跡。
呱躁、瑣碎、熱鬧的市井之光裡，保安街——這條曾打響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第一槍的百年老街，正經歷著最漫長的道別。
不到1000多米，以已經消失的保安門命名，是曾毗鄰督署衙門的官街。往北與之平行的分別是首義門、解放路、水陸街、張之洞路、彭劉楊路等；往南則是廣裡堤、保望堤、王惠橋後堤街、巡司河。
在這裡生活了七十多年的李家慶回憶，昔日的保安街鋪著青石板，兩邊明清老宅、商鋪林立，曾是官宦富商雲集之地。雖道路不如現在寬敞，但熱鬧非凡。
叮鈴作響的自行車駛過，留下挨家挨戶灶臺飄出的飯菜香。許多從保安街小學畢業的學生，每天穿梭於南北之間，是交織武昌城的針線，每一個針腳，都是老武漢的生活底色。
如今，青石板路變成了灰冷的水泥地，幾十層高的在建大樓鋪展著部分老宅拆遷後的遺蹟。旁邊錯落排列的平房前，只有耐著燥熱操著漢腔過早打麻將咵家常的人群，指向往日的光景。
約莫下午兩三點，午睡起來的李家慶來到街尾的曾記理髮廳。這是他獨自生活在這裡的第九個年頭。在此之前，老伴去世，兒女紛紛搬出住了幾十年的老宅。要帶他走，不願意。他說，在這兒出生這兒長大，一把老骨頭，離開還能上哪去。
在保安街，這樣的老街坊，不止李家慶一個。
“我在這裡做了三十年了，八塊錢剪個頭，加個燙十幾塊錢，五十多歲的人了，不曉得還能做幾年。”
三十年前，剛剛20歲出頭的王雪梅從黃陂嫁到保安街，跟著公公學了理髮的手藝。以前街上還有好幾家理髮廳，從公公手裡接手後，她自己琢磨了當年流行的點樣理燙。30多年過去，僅剩下曾記一家理髮廳，王雪梅一人打理。
十幾平米的理髮廳，陳設還是90年代的模樣，桌臺上堆著電推剪和烘發機。超過20年曆史的寧波產理髮椅，王雪梅也記不清究竟坐過多少人。
和兒子一起搬到解放路的老許，年輕時在街上做著出租碟片的營生，後來又賣起早點。儘管店早已關掉，也住進了新小區，依舊是店裡的常客。
“到這裡刮個臉，和柺子咵哈子天，才夠味。”店裡還保留著刮臉的活兒，先用水將鬍子打溼，把熱毛巾捂一會兒，捂軟了，再用胡毛刷將香肥皂打成泡，敷著，稍等上刀。一天來修臉的老先生們，能有上十個。
他們自嘲，老東西。
老城的舊街裡，司空見慣的是有人搬離。更常發生的，則是有人離去。和隔著一扇門就是兩個平行世界的鋼筋森林不同，在這裡，如果有人離去，鳴喪的聲音可以穿徹一整條街。
舊時光里長大的人，似乎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日夜侷守一葉小小的方舟，如同無法被其命運左右的水滴，承載這些被時代選擇、被歷史拋棄的記憶的容器。
一位先生說，他不怕有人離去，只怕他們走的時候，只能在記憶裡憑弔這些老街老場景。
傍晚，汪姐從麻將桌上下場，去保安街小學接外孫放學回家。又推著自己的小吃攤，擺在距得街口不遠的地方。一個推車、一把椅子、一個鐵鍋，每天6點多出攤，凌晨1點收攤。做了13年。騎著電瓶經過的年輕人，停下來點碗炒飯，熟絡地喊她聲汪姨。
“鬼房子，麼還不拆完，住倒心裡煩。”吃完飯的年輕人告訴我，直到現在，還要忍受公共廁所和澡堂。
10年前，這裡就被納入拆遷範圍，拆遷延期公告發了10餘次。實施舊城改造開發商、有關單位、部分希望住上新房的當地居民、民間文物保護者圍繞這條百年老街的拆除與保護，發生了持久的爭執。
一棟棟百年曆史老建築轟然倒下的廢墟上，數次停擺的樓盤工程曾一度陷入僵局，外牆上畫著的紅色拆遷標記和編號，一些由於時間太久，幾乎被雨水沖刷乾淨。
而售樓大廳裡，依然每天人群攢動。廣告牌上XX豪庭XX大道的標語宣告著這塊快要蒸發的巴掌地最後的記憶。
一對看樓盤的老夫妻向我坦言，自己不願意搬走。這些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一磚一瓦消失不見，實在可惜。“但人嘛，活著總要往前看。”
一街之隔的穹頂下，粗糲市井與精緻新天地的對比彷彿能窺見歲月長河中的秘密。城市的固有脈絡裡，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著人與土地，人與人的別離。
入夜，返程的路上，經過大橋，低頭便是翻滾不息的長江水。夜半燈火輝煌，照亮大半個武昌城。
人和城市一樣，早已伴隨著江上轟鳴的汽笛和大橋上疾馳的汽車，被時代一步步推著前行。
我們一邊懷念漸行漸遠的街道，一邊刷著最新樓盤的價格，或許不僅是對往日時光的嘆息，更多的，是對命運不可把控的無奈。
文 | 田師宇
圖 | 趙小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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