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0年，楚國進攻絞國，在征途中，楚軍渡過彭水（湖北南河）。羅國（熊姓國，在今湖北宜城縣西）特意派大夫前往彭水打探軍情，把楚軍人數來來回回數了三遍。
公元前699年，楚國又去進攻羅國，因為之前多次出兵得勝，屈瑕顯得趾高氣揚。大夫鬥伯比前去送行，看到這種情況，說：“莫敖此行必敗，他走路時，腳趾都抬得高高的，說明他心浮氣躁。”
送行回來，鬥伯比馬上建議楚武王：“一定要增兵！”楚武王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拒絕了鬥伯比。
下朝回宮後，楚武王又把這事告訴夫人鄧曼。鄧曼卻心細如髮，對楚武王說：“大夫的意思不是要增兵，而是勸君王要以信用來安撫百姓，以德行訓誡官員，而以刑罰來警戒莫敖。莫敖因蒲騷之役的勝利而驕傲，自以為是而小看羅國。您若是不加督責，他對敵人就會不加防範了吧。”楚武王聽了，猛然警醒：戰爭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輕敵！他立刻派人前往追趕屈瑕，結果沒能追上。
楚軍達到羅國後，屈瑕在軍中下令：“敢進諫的一率受刑！”楚軍在渡過漹水時，屈瑕根本就不設防，任憑軍隊次序混亂地過河。這時，早有準備的羅國聯合盧戎（南蠻國，位於湖北南漳縣東北）兩邊夾擊楚軍，楚軍大敗。
戰敗回國後，莫敖屈瑕在楚國荒谷（湖北江陵縣東南）自縊而死，其他將領則自囚在冶父（湖北江陵縣東南），戰戰兢兢地聽候楚武王處置。
見到這些楚軍將領，楚武王卻顯得極為自責，沉痛地說：“這都是我的過錯。”
此次出征伐羅之前，楚武王兩次接到鬥伯比和夫人鄧曼的警告，明知事將不妙，卻抱僥倖心理沒有召回屈瑕，促成了這次慘敗。因此，楚武王認為這次是自己的用人失誤，與出征的將領無關。所以，他把這些將領們都赦免，無罪釋放了。
楚武王時期楚國的這場敗戰，充分體現出楚國法度之嚴。
戰敗之後，莫敖屈瑕作為第一責任人，自知罪責難逃，居然連楚武王面都不敢見，直接就上吊自殺了！戰敗即死，足見楚之法度！
然而，楚武王執法雖然嚴苛，但如果自身管理出了紕漏，他也不會掩飾。
作為“帶頭大哥”，如果只會一味地將責任推給下屬，必然無法得到下屬的真心擁戴。在反思夏商曆史時，《左傳》中有這麼一段精闢評語：“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夏禹、商湯在發生災禍時責難自己，所以夏、商二朝能蓬勃興起；夏桀、商紂在遭遇災禍時都怪罪別人，所以他們很快就滅亡了。”雖然夏商二朝的滅亡，不能簡單地歸罪於夏桀與商紂，但他們作為管理者在管理上的失責，無疑加速了這兩個朝代的墮落。
同樣，楚國興起與楚武王的管理也密不可分。
討伐羅國戰敗，雖然是具體執行人莫敖屈瑕出錯，但在楚武王得到警告的前提下，未能及時阻止此次失敗的發生，其管理責任也不在小。如果他能堅持將莫敖屈瑕追回，這場失利就不會發生了。很多管理者面對這種情況時，為避免在眾人面前出醜，都會直接追責屬下、懲罰出錯的下屬，卻對自身管理責任避而不談。可楚武王卻不一樣，他不但公開承認自己管理上犯了錯，還將這些打了敗戰的將領們都赦免了。如此一來，不但這批將領會對他更加忠心，那些勸諫他的大臣也知道勸諫能起作用，今後將會更加積極地參與朝政。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帶兵攻打隨國，但在征途中突然病死。楚國令尹鬥祁、莫敖屈重深知楚武王遺願，並沒有班師回朝。為達成楚武王征服隨國遺願，他們命令楚軍在溠水上架橋，修築營壘，直逼隨國城下，迫使隨國簽訂了城下之盟後，才回師發喪！
正是因為楚武王能夠“罪己”，他手下的大臣們才會對他更為忠心，即便是他死後，也能替他完成未了心願！這就是楚武王“罪己”的功勞，也是他能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可惜的是，楚武王的執法如山傳統在楚國得以流傳下去，但是他敢於“罪己”的精神，後代卻學得不精。
公元前676年，巴國人攻入了楚地那處（湖北荊門市東南）。那處守軍寡不敵眾，支撐不住，被巴國人攻破了城池。那處縣尹閻敖見情勢危急，匆忙跳入湧水之中，靠游泳逃亡才撿回了一條性命。攻下那處後，巴國人又趁勢掩殺，一度攻打到楚國都城門下！
楚文王見閻敖戰敗而歸，還被敵人追打到國都，氣憤萬分。
楚國軍法，戰敗必死！
這可是楚武王時期就留下的法度，誰都不可法外施恩。於是，正在氣頭上的楚文平二話不說，立刻就把閻敖給殺了！
可是，楚文王殺死閻敖，瞬間就引起楚國上下一片譁然，尤其是閻敖的族人，更是大呼不服。為什麼楚文王此舉會遭遇如此多的反對聲音？難道楚國政壇已失去了法治精神？
其實，楚國人不服的原因，不是不服法度，而是因為那處之敗的根源就在於楚文王本人。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攻打南申國，巴國作為楚國同盟，一起參加。但在作戰過程中，楚文王卻侮辱巴國人（《左傳》原文為“驚其師”，陶洪慶先生以為“驚”、“警”相通，即戮辱巴國軍隊以警懼之。楊伯峻先生原注說是閻敖“警”其師，但從《左傳》上下文判斷，應該是楚文王所為。），巴國人因此大為不滿，從此背叛了楚國。
在楚武王時期的忠實同盟，突起叛心，發兵攻破那處，閻敖固然有失守之罪。但是，造成巴國人突然背叛的根源，還是在楚文王本人。作為楚國“帶頭大哥”，得罪了楚武王時期的親密盟友，將盟友變成了敵人，楚文王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責任。
如果是楚武王，他必定會承擔起這一責任，放過戰敗的閻敖。但楚文王卻不願在眾人面前坦誠自己的失職，所以他把那處失守的責任完全推到了閻敖身上，殺死了閻敖。這就是楚武王與楚文王的差距所在：楚武王在戰敗之後，能夠罪己，所以即便他死於征途，下屬仍然忠心地替他完成了征服隨國的遺願；楚文王在戰敗之後，卻只想到罪人，殺死閻敖，如此處置失當，自然就引發屬下的強烈不滿。
閻敖被殺，閻敖族人們都憤恨不平，紛紛起來造反。公元前676年冬，巴國人看到楚人起了內亂，趁機再次攻入楚國。
公元前675年春，見事態愈演愈烈，楚文王親自帶兵去抗擊敵人，卻在津地（湖北江陵縣南）被巴國人打敗！楚文王親自率軍出征依然大敗，足見巴國人戰鬥力之強悍。這也從側面證明了閻敖被處死確實有些冤，難怪閻敖族人會如此不服氣了。
閻敖打敗仗被處死，如今楚文王親自出徵也打了敗戰，又該如何處置？
看到楚文王敗退回城，都城看門官鬻拳大義凜然地拒絕打開城門——楚國軍法，戰敗必死；楚王打了敗戰，怎麼就可安然回城？那樣何以服眾？
被鬻拳這麼一激，楚文王頓時覺得沒臉回國。於是，他轉身就帶著軍隊就去攻打黃國。在黃國的碏陵（河南潢川西南），楚軍大敗黃國軍隊，取得一場大勝後，楚文王然後才率軍隊回國。
然而，由於連日征戰，當軍隊走到湫地（湖北鍾祥北）時，勞累過度的楚文王染上了重疾。這年6月，心力俱竭的楚文王終於扛不住病魔折磨，死在了臥榻之上。
這就是楚國一場敗戰給後人所留下的寶貴經驗教訓：楚武王能夠“罪己”，所以即便他死於征途，下屬仍忠實地替他完成了征服隨國的遺願；楚文王只想“罪人”，卻引發族人反叛，最終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古往今來的管理者中，“罪人”容易，但能學會“罪己”的，卻是少之又少。所以，成功的“帶頭大哥”，往往都是百裡挑一。
反思楚文王之死，根源還是在於楚武王立下的法度：戰敗必死！所以說，楚國嚴苛的法度，正是楚文王之死的禍根。然而，楚文王之死又是他自身造成：如果他能像楚武王一樣敢於“罪己”，而不是一味歸罪於閻敖，也許他就不至於走上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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