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氣的代表方、基礎方是四君子湯。從結構來看，它雖然不是張仲景的方，但實際上人參、白朮、甘草、茯苓這幾味藥的一種組合，裡邊很多配伍的基本結構在仲景時代就有了。唐代類似這類的結構更多了。到《和劑局方》把它確定下來這個基礎方，特別對它主治的描述就比較全面，所以奠定了一種對氣虛證基礎見症、基礎病機，一種基本治法的一個基礎了。
四君子湯在《方劑學》上，或者在我們對補法研究，補氣的方劑的系列的形成，這是有很重要意義的。因為在《傷寒論》裡邊，典型的一種補氣方，比較平和的、偏溫的，比較平和，溫而不燥、不熱，這類方，補氣方，就是說我考慮歷史上可能有傳抄這些當中丟掉了，這方面反映不突出，應當是在相當於漢代的當時的整個文化呀，包括社會經濟建築各方面都是按五顆星來佈局的話，中央這個黃龍應該是類似四君子之類的結構，中央，南方這個方位上是屬火的，朱雀是苦寒的，北方真武那是大辛大熱的，東方青龍，西方白虎，青龍應該溫，白虎應該涼，等於說整個是一個很平衡的，那就沒有像四君子湯這樣一個方了，它是屬於偏溫補，是補氣而並不溫燥的這樣一個方，而且形成這樣一個，五行的中間黃龍這樣應該有這種地位的方，所以按照五臟系統、五顆星來佈局的話呢，應該是去了黃龍、朱雀了。這個方在宋代，把它從大量的方當中類似這種結構當中提取出來的，組成一個基礎方。
四君子湯就反映了一個，針對的是基礎氣虛證。所以《醫方考》上就把這個基礎的氣虛證，用望、聞、問、切各取一診來反映它，這實際上也對中醫的辨證是個證候規範的古代一種過程。一望他，面色萎黃，或者萎白；聞診，聲低息短，發語聲低，短氣了；問診呢，倦怠乏力；切診，脈來虛弱，或者脈來虛軟。望、聞、問、切各一診，這個相當於一種氣虛的基礎見證。而這類的氣虛基礎見證，基本上就是脾肺氣虛的基本表現。然後如果臨床反映上，食少便溏為主的，胃主受納，脾主運化了，食少便溏為主的，那就脾氣虛，就相當於一個，加上食少便溏就是脾氣虛，基礎氣虛見症側重在脾氣虛上。
比如像補中益氣湯裡邊的話，它就不能用茯苓了，脾虛氣機下陷，它容易增強下陷的，那同樣像完帶湯這類裡邊，它也有一種基本能化溼，就隨著氣陷，帶下綿綿不絕，量多，虛證的。那這個時候已經有溼濁形成，要不要滲利呢？要滲利。那用車前而不用茯苓。茯苓增加它，它在中焦，（茯苓）增加這種脾溼下流，氣機下陷的一種趨勢。所以什麼時候用茯苓一類？什麼時候用比如像車前、澤瀉一類？就要根據整個它重點應當是在哪裡開始？而茯苓、白朮呢兩個聯合，是有較強的除脾溼作用。甘草既能幫助人參益氣，又能夠調和、緩和藥性，使這個方持久發揮作用。所以這也是很標準的一個君、臣、佐、使四味藥這個結構，成為了補脾益氣兼有除溼作用的一張基礎方劑。
在臨床運用方面，四君子湯辨證要點應該講就是我們前面講到那四個望、聞、問、切，各一診的四個基本見症，應該說是依據了。當然這裡直接主要反映了脾肺，特別脾氣虛。脾氣虛，運化乏力，所以面白食少，氣短乏力，舌淡苔白，脈虛弱。
隨證加減方面，實際上結合後面的附方。因為虛到一定程度，它主要體現在脾的運化功能減弱，也能相應產生水溼，溼聚就會成痰。那這個痰，痰氣阻滯中焦，升降不利，可以有這種嘔吐，噁心，脹悶，所以嘔吐、胸膈痞滿這類，可以半夏、陳皮結合，在後面六君子湯就是這種思路來的。當然如果說偏心氣虛，心悸失眠可以增加養心安神了。氣虛如果發展到有一定陽虛，或者兼有陽虛，也就是說畏寒肢冷、四肢不溫、四肢清冷，有寒性收引凝滯，可以有不同程度脘腹疼痛，可以增加姜、附了。這是常用加減。
根據鄧中甲講方劑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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