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大利亞多名政府高官在對華關係方面，態度出現了大轉彎。
先是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喬博17日訪問上海時，發表了罕見的熱情洋溢的演講，稱中國人不以犧牲澳大利亞人的利益為代價獲利，並呼籲中澳互相幫助，“找到通往大海彼岸之路”。
接著，曾在幾個月前用中文宣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的澳總理特恩布爾，18日在昆士蘭州對媒體表示“澳中兩國擁有共同的命運”，並期待能對中國進行訪問。
21日，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約見了中國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承認最近一段時間澳媒對華負面報道很不準確，“完全不代表澳政府的立場”。她說，中國的發展是重大機遇而非威脅，中國的持續成功有利於澳大利亞，也有利於全世界，“這才是澳政府及社會各界對中國的主流看法”。
無風不起浪。眾所周知，這一年多來，中澳關係因為澳方的敵意與汙衊而陷入低潮，特恩布爾與畢曉普更是公開指責攻擊中國。為何現在他們的態度突然出現轉變了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澳國內政壇內鬥拿中國說事，已經演不下去了。
澳大利亞作為位於亞太的西方國家，曾把在中國這個最大貿易伙伴和美國這個傳統盟友之間保持平衡作為外交方針。換句話說，澳大利亞是既想要“提款機”，也想要“保鏢”。但是，隨著近十年中國的發展，澳大利亞坐不住了，焦慮感日益加重。
2016年9月，澳工黨參議員鄧森因涉及接受所謂的“中資資助”而辭去工黨影子內閣職務，自由黨為達目的猛炒新一輪“中國威脅論”。2017年底，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宣佈將推行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公開指責“中國影響力正干預澳大利亞政治”，同樣也想以對外示強來鞏固選票，以免丟失在議會的多數黨地位。
但是，這種西方選舉政治中的慣用伎倆，現在有些玩不下去了。越來越多有識之士批評澳政府的短視與無知。比如，澳著名戰略學者休·懷特說，堪培拉既不願接受中國越來越強大的現實，也不願意認真思考新現實下的外交選項，選擇繼續把腦袋埋在沙子裡。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芮捷銳近日在媒體上刊登文章，指責在外長畢曉普的帶領下，澳外交政策陷入迷失，“澳政府需要一名深諳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外長”，“解僱畢曉普，澳中關係才能解凍”。前不久，有30名澳知名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暫停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原因是該法案受種族主義驅使、抹黑澳大利亞華人、威脅學術自由等。面對越來越多嚴厲的批評，澳政府高層不得不反思對華政策。
其次，美國盟友的變臉，令澳大利亞徬徨不安。
澳大利亞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在亞洲的堅定盟友，曾向越南派出軍人與美國部隊並肩作戰，還參與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但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後，要求盟友分擔保護費，這令澳大利亞擔心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得到美國的保護。比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梅德卡夫撰文稱，特朗普會比往屆美國總統向澳大利亞提出更多要求，但回饋會更少。此外，美國退出TPP、大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也令以貿易立國、主張經濟開放的澳大利亞很受傷。特別是近來美國重啟232調查威脅要加徵鋼鋁關稅，澳大利亞雖獲臨時豁免，但未來難測，誰知道美國下一個又會拿什麼開刀呢？所以，外界看到，澳外長畢曉普、貿易部長喬博都對保護主義表示不滿，並宣稱澳大利亞會致力於經濟開放和貿易自由化。
當美國盟友在安全與經濟方面都讓堪培拉感到徬徨不安，尋找新的出路，自然成為後者的緊迫選擇。
第三，中國擴大開放和進口，讓澳大利亞看到了轉機。
中國目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最大的遊客來源地。澳貿易部長喬博稱，與中國的貿易、旅遊和投資增長將為澳大利亞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同時也是特恩布爾政府推動經濟增長計劃的一部分。特別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份博鰲亞洲論壇上宣佈新一輪對外開放舉措後，澳大利亞感到更大的機遇來了。
5月23日晚，澳大利亞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菲利普·洛威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繁榮的中國市場將為澳大利亞帶來更多的機遇、更高的國民收入與更合理的產業發展。這一表態是澳國內看待中國發展的理性聲音。確實，除鐵礦石、煤炭等澳大利亞傳統出口優勢項目外，教育、旅遊等服務業，也是澳對華出口增長很快的產業，此外，中澳在食品加工、科研儀器、電訊產品、金融合作等方面也有很大潛力。面對中國擴大開放帶來的巨大機遇，澳大利亞不想也不應錯過。
正是基於上述這些考慮，澳政府改變了一年多來對華敵意態度，不斷釋放出與中國改善關係、加強合作的信息。但是，中國有句古話：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未來，澳大利亞只有摒棄冷戰思維和對華偏見，擺正自身的位置，正確地看待中國發展，才會真正抓住屬於澳大利亞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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