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呢？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19—
東林大將孫承宗要清君側嚇哭魏忠賢
早在魏忠賢捕捉東林六君子時，他就擔心一個人會反。
這個人就是掌兵的東林系官員孫承宗。
孫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偉，聲音渾厚，文武全才，忠烈剛勇，是見證晚明敗亡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翰林院編修，而後轉拜中允。萬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孫承宗出任應天鄉試主考官，因試題上引用了自己語錄而遭到黨同伐異的保守同僚忌恨。我們知道，明朝實行保守封建制度，科舉考試範圍嚴格限定於四書五經，儒生只能為聖人代言，豈容你自我標榜自由發揮。孫承宗用自己的語錄命題，這不是對聖人不敬嗎？於是保守官僚們想通過幹部考核將孫承宗逐出京師。危難之際，孫承宗得到了東林黨人的幫助，大學士劉一燝力保孫承宗，孫承宗得以相安無事。於是，從此與東林結下不解之緣。
天啟元年即1621年，孫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給皇帝朱由校講課，相當於準帝師。他講課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賞。這一年，後金入侵遼東，遼東全線吃緊，朝中大臣認為孫承宗知曉兵事，推舉孫承宗主持遼東防務。朱由校於是拜孫承宗為兵部尚書，併兼任東閣大學士。 天啟二年，廣寧慘敗，熊廷弼被罷免後，孫承宗請求親自前往遼東決斷。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請求，加封孫承宗為太子太保。
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後，親自鎮守關門。擴充軍備，整肅軍紀，遼東前線面貌煥然一新。天啟四年即1624年，就在東林與閹黨決戰年頭，遼東前線卻一片利好，孫承宗威望日盛。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史書評價，“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也就是說，朝廷不再為遼東擔驚受怕了，前線相對安定。
因為孫承宗的威望與能力，急於擴張勢力的魏忠賢也一直想拉攏他，曾派親信向孫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孫承宗一聲不響，沒有任何回應。魏忠賢熱臉貼冷屁股，因此忌恨孫承宗。魏忠賢迫害朝中大臣，將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驅逐出京時，孫承宗正在巡視薊州一帶，得知東林受迫害，他想為東林人喊冤，但擔心上疏皇上未必會親自閱覽，他了解到天啟帝要過萬壽節，於是以賀壽為由請求入朝，希望面陳意見。
天啟四年即公元1624年十一月，擁兵數萬兵馬的遼東督師孫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賀皇上萬壽節。
這是不是要“清君側”？魏忠賢得知此訊非常緊張，在天啟帝邊上直打轉，急得直哭。可見，壞人也是怕不要命的，誰敢對魏忠賢動刀動槍，他也害怕。
天啟帝對魏忠賢言聽計從，不由也擔心孫承宗此舉會出亂子，於是命閣臣擬旨，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聖命：“無旨離汛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沒有聖旨，不能私自離開前線陣地，否則嚴懲不貸，並由兵部連下三道命令，由飛騎連夜送出，嚴令孫承宗停止前進，立即返回駐地。
孫承宗接到聖旨和兵部令時，雖已到通州，但他最終還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賢此時也得知，孫承宗此行並沒有帶什麼人馬，原來是虛驚一場，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於是又把跳出來的心放進了肚子裡。態度變得強硬起來，命令守城部隊：如果孫承宗違抗聖命，踏入京城九門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給孫承宗的就兩條路：遵旨，造反。
本來，孫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諫，而是上訪告狀。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帶一兵一卒，這樣一個大帥，有什麼籌碼和東廠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為什麼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為什麼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呢？
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說一說。
我們知道，明朝是一個君主極度集權的朝代。朱元璋設計的帝國運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專權下的僵化文官制度。這個制度中，文官處於主導地位，武將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沿襲兩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設計，保證了皇家政權穩定，沒實權的武將很難造反。
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很差，就和他們的兵制有很大關係。兩宋時期，軍隊的招兵，統兵，調兵是分離的。宋朝的開國者趙匡胤原本是後周一武將，發動兵變做了皇帝，為了避免別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開創宋後，在軍事上搞三權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統兵，樞密院調兵，他們都對皇帝負責，確保兵權在皇帝手上。但是，卻不能確保軍隊強大。更不能保證軍事人才輩出。
明朝的情況與宋朝大同小異。明軍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終明朝一世，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甚至後來，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太監指揮武將作戰，地位也在武將之上。一個戰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只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環境下的武將，縱然想反，反得成麼，能有多大作為呢？
我們看後來明朝的將官，在危機時刻，有向外敵投降的，但卻沒有獨立起兵造反的，就是這個原因。什麼名將大帥，君主一出場，他們便唯命是從。
而東林黨受迫害，情況也是這樣。同黨遭難，前方統兵的孫承宗望而卻步。比起前輩岳飛來，孫承宗甚至都不算個武將，只是個懂軍事能領兵的文臣。這樣的臣子，受到三綱五常束縛頭腦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嚴重。
我們不妨試想，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對於像孫承宗這樣的文臣，難以想象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來。儒家忠君思想和軍制上的束縛，令孫承宗這樣的儒將早已斷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脈。
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殘留的東林黨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抱著只要是聖旨就須無條件執行的絕對信念。或許也正是如此，魏忠賢便能如此狐假虎威，為所欲為。
孫承宗回到駐地之後，耳聽著東林血案釀成卻無力迴天，與張居正一倒戚繼光亦倒一樣，不久，朝廷的彈劾便開始指向了他。魏忠賢兩大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別上疏，說孫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親隨御馬監塗文輔也前來助陣，說孫承宗結黨營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總後臺。
天啟五年即公元1625年十月，孫承宗憤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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