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慈禧重新訓政——這意味著戊戌變法的失敗。慈禧太后再次垂簾聽政後，開始對戊戌黨人進行整肅。因為清末革新思潮的風起雲湧，在這場整肅中，除了英勇就義的“戊戌六君子”，清廷很多官員受到牽連。
晚清“中興名臣”之一的李鴻章受到了慈禧的當面質問，而左宗棠及曾國藩雖已去世，但他們的後人與維新志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因此也面臨不同的命運。
慈禧當面問李鴻章是否為“康黨”
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改變原定和光緒一起回頤和園的計劃，繼續留宿西苑(今中南海)。第二天，慈禧重新訓政——第三次垂簾聽政，並開始對戊戌黨人進行整肅。
慈禧的整肅可謂雷厲風行、心狠手辣，除捉拿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問斬“戊戌六君子”之外，還將一大批支持新政的官員納入“戊戌黨”，毫不留情地予以罷免、處分：協辦大學士翁同龢，因推薦康有為而被革職、永不敘用；介紹康有為給翁同龢的戶部侍郎張蔭桓，是慈禧最恨的人之一，雖經外國人施壓而免於死刑，但被髮往新疆，交給地方官“嚴加管束”；屢次上新政奏議的徐致靖“永遠監禁”，其子徐仁鑄革職，永不敘用。此外，還有禮部尚書李端棻、湖南巡撫陳寶箴、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刑部主事張元濟、候補四品京堂王照、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等數十人，因被慈禧認為是戊戌黨人，或被緝拿，或被革職，或被下獄。
百多年來，隨著對戊戌變法研究的深入，上述戊戌變法主角的命運已為公眾所熟知。而一般人多不瞭解的是，慈禧的這番整肅，還波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三位“同光中興”名臣——李鴻章親歷其間，甚至被指為“康黨”(即康有為一夥)；曾國藩、左宗棠雖分別於“戊戌變法”前的1873年和1885年逝世，其兒孫輩卻牽連其中。
慈禧重新訓政，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被認為是首先發難者：1898年9月18日，楊崇伊奏請慈禧太后垂簾訓政，引發了慈禧21日的政變，導致了維新變法的失敗。
說起來，楊崇伊與李鴻章還是姻親。早年間，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李經方與劉氏所生的女兒嫁給了楊崇伊的兒子楊圻；李鴻章之孫李國傑娶了楊崇伊之女。
此前，楊崇伊已多次對維新派發難：1895年，楊崇伊補江西道監察御史，上任後第一疏即奏嚴禁京師強學會，慈禧藉此強迫光緒下令封閉強學會，查禁《中外紀聞》，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也隨即被張之洞封禁；1896年楊崇伊彈劾主張維新變法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使文廷式被革職，永不敘用。
但歷史學家考證，楊崇伊所上這些彈章，純屬個人行為，與李鴻章毫無關係。相反，李鴻章一直在慈禧和維新派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1895年8月，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由帝黨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組織強學會，推動維新變法。李鴻章對強學會“講中國自強之學”表示讚賞，不僅默許強學會將會址設在自己倡建的安徽會館，而且“自願捐金二千入會”。11月康有為在上海成立強學會，並出版《強學報》，李鴻章又捐銀一千兩。
但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乃至光緒帝的變法主張、政策，李鴻章並未或極少直接參與實際活動。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為千夫所指的李鴻章投閒京師。出國遊歷一番回國後，1896年只被安排在總理衙門行走，並無實權，李鴻章自詡為“伴食宰相”。因此，他既未參與慈禧幽禁光緒的活動，也沒有同情並設法救援光緒的言行。
當慈禧鎮壓維新志士時，李鴻章曾在暗中設法保護他們：張蔭桓為李鴻章的死對頭——李鴻章一直認為，自己在慈禧訓政前的1898年9月7日被免除總署大臣職務，是張蔭桓從中作祟。但是當慈禧訓政後，張蔭桓一開始被定為死罪，李鴻章並未落井下石，反而通過榮祿向慈禧建議把張蔭桓從死刑改為流刑；刑部主事張元濟因參與戊戌變法而被革職，李鴻章派幕友于式枚前去慰問，後來還通過盛宣懷為張元濟安排工作；李鴻章既秉承慈禧旨意在宴請伊藤博文時要求日本引渡康有為、梁啟超，又通過伊藤博文以及日本駐天津領事等三次向梁啟超轉達慰問之意，希望梁啟超“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以至於梁啟超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對於維新變法，“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
當然，李鴻章的這些舉動，自然會被密報到慈禧耳中。慈禧訓政兩年後，即1900年，李鴻章被任命為兩廣總督。途經上海前往廣東赴任時，李鴻章曾向自己的侄婿孫寶誼說起他向慈禧陛辭的情形。慈禧拿著彈章對李鴻章說：“有人讒爾為康黨。”李鴻章鎮靜地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默然不語。
“廢立之事”指的是幽禁光緒、廢其帝位之事。李鴻章先在慈禧最為緊張的這件大事上表明立場，接著偷換了“康黨”的定義——在慈禧看來，康有為、梁啟超當初鼓動變法，是想謀害於她、還政光緒，故汙衊康有為是“亂臣賊子之尤”；而李鴻章則採康有為主張變法之義加以引申，巧妙應對，化險為夷。
如此左右逢源，充分展示了混跡官場多年的李鴻章之老成持重、老謀深算和老奸巨猾。
曾國藩家族有人為變法“獻身”
曾廣鈞為曾紀鴻之子、曾國藩長孫，自幼聰慧，“凡是他要學的，則無所不能”。父親曾紀鴻去世後，年僅16歲的曾廣鈞被特授舉人，24歲即中進士，入翰林，彌補了曾紀鴻未能會試上榜的遺憾，也成了當時翰林院中最年輕者。甲午戰爭期間，曾廣鈞作為記名出使大臣、湘鄂四十九營翼長，統領剛武軍馬炮隊5000人赴援朝鮮戰場。雖說因不久中日議和他沒有參與多少戰事，但畢竟有一段武人生涯。
曾廣鈞在生活上沒能始終恪守持儉守樸的祖訓，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地位的提高，曾廣鈞成了公子哥，號稱“湖南四公子”之一。但即便如此，對於大清王朝的日暮途窮，他還是有所體察，並有革新國政的願望，以致有贊同甚至參與維新的跡象。京師強學會成立時，曾廣鈞就列名其中。1898戊戌維新時，曾廣鈞更是在北京加入了新黨，梁啟超《廣詩中八賢歌》中，有“湘鄉曾廣鈞重伯……其狂率類此”等讚美之句。戊戌變法失敗後，曾廣鈞為廣西武鳴府知府，但當時他在北京。幸虧其母郭筠安排其先行出京，才免遭慈禧整肅。
據曾廣鈞女兒曾寶蓀回憶，“戊戌六君子”菜市口遇害那天，他們家的氣氛相當緊張，“家中叔父們還有聽差的出出進進，往來奔走，有時大聲呼叫，有時附耳細語”。當時，還是郭筠有先見之明，早早就讓兒子曾廣鍾去湖廣會館，把門簿拿去燒了，“否則按圖索驥，不知道會株連多少人了”。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倉皇出逃。行前，慈禧太后指使太監殘酷地處死珍妃。曾廣鈞因此還寫了《庚子落葉詞》十二首，以吊這位不幸的皇妃。詩中既有“帝子精誠化鳥歸……漸臺持節召真妃”詩句稱賞光緒、珍妃的愛情，也有“漢家法度天難問，敵國文明佛不知”等對慈禧的嘲諷，備受時人讚賞。敢做這種有忤“老佛爺”的冒險事，恐怕與他同情和贊助維新的情感分不開。
李鴻章、奕劻等與八國聯軍和談成功後，慈禧一行自西安迴鑾北京時，曾廣鈞也曾參與迎駕。此後不久，他便離開京城，絕意仕途，專心於振興農礦實業，1929年在上海去世。值得一提的是，曾廣鈞之女曾寶蓀是曾家出洋留學第一人，1916年獲倫敦大學理科學士學位。1917年回國後在長沙創辦“藝芳女校”，著有《曾寶蓀回憶錄》。
而曾國荃幼孫、也是曾國藩侄孫的曾廣河則沒有這麼幸運了：戊戌變法失敗後沒多久，他在刑部員外郎任內突然去世，年僅24歲。
曾國荃生前為一等威毅伯、官至兩江總督，死後贈太傅、諡忠襄。1890年曾國荃去世時，兩子曾紀瑞、曾紀官已亡故。朝廷因此下旨曾國荃的長孫曾廣漢承襲一等伯爵，次孫曾廣江賞舉人。曾廣河則蒙祖蔭特賞從五品的員外郎，後分在刑部供職。
曾廣河與軍機章京譚嗣同交往甚密、情誼良深。關於其死因，《曾寶蓀回憶錄》中說是服毒自盡：“戊戌政變我雖然很小，但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戊戌八月裡的一天……聽說我們忠襄公(曾國荃諡號)房下的百航(廣河字)三叔服毒自盡，可見我們曾家也是新黨。”曾寶蓀這番記述，在近人朱德裳的《三十年聞見錄》書中也得到印證。朱德裳在該書《戊戌四軍機章京之死及株連》一節中寫道，變法失敗、光緒被囚禁後，和日本駐華使館關係頗好的譚嗣同和曾廣河商議下一步行動。
曾廣河問譚嗣同：你能走自然好，但光緒帝能同你一起走嗎？譚回答說不能。曾廣河又問時為湖北巡撫的譚嗣同之父譚繼洵能一起走嗎？譚嗣同說也不能。曾廣河連珠炮式的兩個問題，更堅定了譚嗣同留在京城之決心，也因此為慈禧所擒。譚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殺之日，當時住在北京騾馬市大街賈家衚衕的曾廣河前往觀看。譚嗣同看到了他，“以目示意告別”。曾廣河回到家後，十分悲痛，說“復生(嗣同字)之死，實我殺之也。”
在曾廣河看來，譚嗣同本有機會逃生，但因為自己的責問而放棄了。於是，在未策動譚嗣同及時逃走避難的自責以及害怕事後慈禧追查同黨殃及家族的顧慮中，曾廣河服毒自盡，成為曾國藩家族中為戊戌變法獻身者。
左宗棠第四子兩度被參為“新黨”
左宗棠去世後，原為稟貢生的四子左孝同被恩賞舉人、授候選道(即候補道員)。戊戌變法前後，左孝同在長沙主持湖南保衛局。保衛局是個什麼機構呢？這得從維新派黃遵憲說起。
黃遵憲先後任清政府駐美、日、英等國使館官員，這使他有機會了解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特別是警察制度。他認為：“警察一局，為萬政萬事根本”，希望在中國創立警察機構的想法可謂於茲有年。
1897年8月，黃遵憲出任湖南長寶鹽道。由於湖南按察使李經羲赴京陛見，他得以署理湖南按察使一職，主管一省的政法工作。這為他創辦湖南保衛局提供了便利。
當時，湖南本有保甲局，它是民間自保、互保組織。在同為維新派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大約從1897年年底開始，黃遵憲著手籌建湖南保衛局：他親自制訂了《保衛局章程》，多方籌措經費，物色員紳人選——先後邀周謂齋、劉稚泉、湯聘珍等入局協辦，但都被對方拒絕。最後，他堅邀左孝同入局會辦，“局中一切事務皆黃遵憲一人主持，惟委紳多由左孝同選用”。換言之，湖南保衛局是個官紳合辦機構：官吏的使用和推薦，由黃遵憲負責；鄉紳的使用和推薦，由左孝同負責。最終由黃遵憲抓總。
1898年3月保衛局成立，7月正式開局。機構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總局。總局設總辦一人，由湖南巡撫陳寶箴札委黃遵憲出任；又設會辦員、會辦紳各一人，會辦員、會辦紳下面又設委員和委紳各四人，以分掌文案、審理核器物錢糧等事務。第二級是大分局，共六個，大分局設局長和副局長各一人。第三級是32個小分局，分別隸屬於六大分局，每個小分局都有固定的轄地範圍，設理事委員和副理事委紳各一人。
按照《保衛局章程》，保衛局的職責主要是清查戶籍、巡查街巷、偵查探案、清疏交通、處理偶發事件、調解糾紛。此外還附設有遷善所，以收容無業遊民、關押輕罪犯人。
戊戌變法失敗後，湖南各項新政相繼遭到守舊勢力的摧殘和破壞，保衛局也不例外。1898年10月6日，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奏請將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一併裁撤，以端風化，而厚人心。”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新任湖南巡撫俞廉三出於維護省城長沙治安考慮，上報了“裁撤總局、合併分局並納入保甲局”的折中方案。如此一來，保衛局實際上已改為保甲局。即使如此，守舊派仍不滿足。11月27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又上奏說“保衛局餘毒猶留”。因此，慈禧下旨令俞廉三“將分局員紳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至此，保衛局被完全廢除了。
由於湖南保衛局的維新改革性質，也由於湖南保衛局的首創意義，參與其中的左孝同，事後被整肅，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慈禧訓政、湖南維新變法成果陸續被裁撤後，左孝同命運如何？這點，此前少有記載。筆者近來找到相關清宮檔案，使這段空白得以補全：
早在戊戌變法之前的1897年11月，左孝同就被人參劾，說他把持局務、和戊戌黨人往來過密。27日，慈禧下旨，要新任湖南巡撫俞廉三確切查明“左孝同有無把持局務、依附奸邪實跡”，據實上奏。
這對左孝同來說，無異於一場災難。所謂“依附奸邪”指的就是和戊戌黨人交往。如果左孝同被認定和戊戌黨人有牽連，至少也難逃“或被革職，或被下獄”的命運。所幸，俞廉三對保衛局印象頗佳，當初就曾設法保留以維護治安，因此沒有趁機落井下石，而是奏報“查明：道員左孝同實無把持局務及依附奸邪實跡”。
但此事並未結束。1899年6月，左孝同再度被參為“勳閥子弟怙惡不悛”。慈禧重翻舊賬，又讓俞廉三訪查“左孝同從前是否鑽附革撫陳寶箴、交結黃遵憲梁啟超，有無主張民權、擅易冠服情事？該道現在出遊江浙等處，是否與革員文廷式、宋伯魯往來？”
陳寶箴、梁啟超、黃遵憲、文廷式、宋伯魯等都是“戊戌變法”中被嚴處的對象，因此這次參劾情況更為嚴重。從彈章能具體指出左孝同在江浙遊歷這點來看，舉報者對左孝同的行蹤、事蹟十分了解。還好，俞廉三再次為左孝同開脫，奏報說左孝同被參各節，均無實據，只是由於左孝同“賦性忼爽，易招物議”。甚至，俞廉三建議不必處分，覺得加以歷練，左孝同將不失為有用之才。
否極泰來。1902年後，左孝同官運亨通——先是1902年5月獲得慈禧的召見；之後至1907年，左孝同從四品京堂候補升至從二品的按察使，連升四級，歷任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河南按察使、江蘇按察使。在當時，左孝同沒有軍功，亦非科甲出身，只是恩賞的舉人，能如此順利升遷，實屬不易。
左孝同最後官至署江蘇布政使，從二品。1912年清亡後移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年68歲。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生前均被清廷贈封侯伯之爵，其後人自然不可能起而反對清廷的統治。他們同情、支持維新派，是希望清廷能變革圖強。而這些詩禮簪纓的公侯之家，或同情、或支持、或參與戊戌變法，更說明維新運動在當時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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