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過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變法”之所以演變成“戊戌政變”，皆源於袁世凱叛變。袁世凱是維新罪人，是光緒帝的仇敵，所以過了十年有攝政王載灃替乃兄報仇，將袁世凱開缺。這一系列因果報應環環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遺憾的是，這些只是傳言，不是歷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獨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於王府井大街北頭報房衚衕的法華寺，拜訪投宿在那裡的袁世凱。
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凱已經在頤和園覲見了皇上，皇上誇他兵練得好，軍事學堂辦得也好，叮囑袁世凱繼續努力，甚至還說可以與頂頭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
皇上的格外關照讓袁世凱很亢奮。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體安排的袁世凱見縫插針相繼拜訪了李鴻章和慶親王。李鴻章是袁世凱的老上司，有伯樂之恩；慶親王是恭親王之後滿洲貴族領袖，是朝廷此時大小事務的總管家。袁世凱與李鴻章就當時日趨緊張的軍事形勢交換看法，分析英國多艘軍艦在大沽口外遊弋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至於慶親王，袁世凱在慶王府等到傍晚也沒有見到，據說慶親王留在頤和園參與軍機，大約也是與英國軍艦動向有關。
疲憊的袁世凱剛回到這個臨時寓所，就收到榮祿派人送來的急件，叮囑袁世凱留心英國軍艦異動，讓袁世凱儘快歸隊。由於袁世凱已經奉旨定於20日請訓，不便立即離開北京迴天津。袁世凱請幕僚起草了一個奏摺說明緣由，請軍機處變通安排在明天（19日）請訓。
當袁世凱與幕僚正在秉燭起草奏摺時，忽聞門外有人聲。很快有人持名片來報，說是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大人有公來見，不候傳請，譚嗣同已至會客室。
對於譚嗣同，袁世凱當然相當瞭解。知道譚大人既是康有為的密友，也為今上近臣，而且，譚嗣同在維新陣營中是有思想有見解有擔當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凱憑經驗估計，譚嗣同不請自來，行色匆匆，絕對不是簡單道賀，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於是停筆出迎。
圍園劫後
見面之後當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譚嗣同對袁世凱榮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賀，但不容袁世凱回話，譚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語相告。袁世凱稍感詫異，即請入內室，屏退僕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見恨晚等意。譚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維袁世凱有大將格局，又不容袁世凱客套，轉而忽問袁公的請訓時間是不是後天。
袁世凱告訴譚嗣同，原本安排請訓謝恩的時間是後天，只是現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電報，知英國兵艦數艘在大沽口海面遊弋，正在準備具折明日請訓，請訓後即迴天津。聽了袁世凱的說明，譚嗣同迅即引入正題，正色道：“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
譚嗣同告訴袁世凱，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情況，袁公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最近向皇太后獻策，將行廢立之謀，皇上面臨巨大危險。袁公作為榮祿親信，難道毫無覺察？袁世凱說，在軍營的時候，袁某也常與榮大人晤談。察其詞意，忠君愛國，從來沒有操縱廢立之類的陰謀。譚大人所說聞所未聞，恐怕道聽途說，不足為訓。
對於袁世凱的解釋，譚嗣同將信將疑。但是為了說服袁世凱，譚嗣同還是按照先前與康有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撥袁世凱與榮祿的關係，讓袁世凱與榮祿決裂，為我所用。問題在於，袁世凱根本不相信榮祿謀反弒君，不相信政治高層會發生這樣的非常政變。袁世凱的猶疑不決逼著譚嗣同拿出真憑實據，好像譚嗣同也早已想到了這一點。譚嗣同遂從衣兜拿出一張紙片，但見上面寫著：
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殊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殊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報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顯然，這張紙片是譚嗣同寫給皇上的報告，至於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覆，譚嗣同並沒有說。久經沙場的袁世凱應該說見過世面，但這張小紙條看得他大汗淋漓心驚肉跳。袁世凱心中暗想，此類據兵謀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惡極。他不禁反問譚嗣同：譚大人建議派兵包圍頤和園，意欲何為？
譚嗣同說，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禍首與罪魁，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無權，一切都無從進行。不過，這件事不需勞袁公大駕，自有譚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過問。
劍拔弩張
慈禧太后是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者，譚嗣同等人竟然準備對慈禧太后動手，這件事實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凱深知，多年訓練與影響，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僅在內外大臣心目中至高無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對皇太后懷有無限崇拜與景仰，以這種軍隊去捕殺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凱坦率告訴譚嗣同：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袁某帶兵，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不必可行。
譚嗣同對袁世凱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自信地告訴袁世凱：“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既然譚嗣同把話說到這個份上，袁世凱已無退路可言。但畢竟此事太過於重大，除了恐懼之外，也必須冷靜面對。據袁世凱事後描述，當時他看到譚嗣同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譚嗣同畢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來歷，如此時明白拒絕，肯定翻臉，譚嗣同或許真敢“即死在”這兒，至於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袁世凱想都不敢想。他此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推宕，不節外生枝，不過度激怒譚嗣同。
緩兵之計
對於袁世凱的態度，譚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將所有計劃向袁世凱和盤托出，譚嗣同只好繼續使用挾制辦法對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凱立即召開會議，擬訂詳細計劃，以待譚某向皇帝彙報。譚嗣同越說越憤怒，幾至聲色俱厲，情緒異常。袁世凱看到譚嗣同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於是知譚嗣同不從他這裡得到準確回答絕不會輕易離開。稍加考慮，袁世凱告訴譚嗣同：按照計劃，皇上、皇太后很快將巡幸天津，等到那時，軍隊鹹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凱的這個說法當然有理，不過譚嗣同說，現在形勢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會被廢黜。對此，袁世凱寬慰道：不會的。既然朝廷宣佈讓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爾反爾，發生意外。他勸譚嗣同不要胡思亂想操之過急。譚嗣同再問：假如朝廷屆時取消了這次巡幸，那麼有什麼辦法補救嗎？
袁世凱說：巡幸天津，已經籌劃很久了，花費也不少了。假如一定發生這樣的事，袁某一定請榮祿出面力請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證巡幸天津不會中止。此事在我，譚君儘可放心。譚嗣同說：“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建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凱聞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發誓：譚大人以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國恩深，斷不致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聽了袁世凱這番話，譚嗣同方才釋然，以為袁世凱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讚歎不已。
有了譚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凱說：譚君與袁某素不相識，夤夜突來，袁某隨身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洩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譚君為近臣，袁某有兵權，最易招疑，譚君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對於袁世凱的這些交代，譚嗣同甚以為然，談話氣氛開始轉變。
接下來，袁世凱問兩宮不和，其因何在？譚嗣同對：“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皇太后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祿密談，故意見更深。”
對於譚嗣同的說法，袁世凱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譚君何不請皇上將必須變法實際情況向皇太后做個詳細彙報，並遇事請示，多聽皇太后的意見呢？至於禮部六卿，譚君不妨方便時建議皇上讓他們官復原職，或另行安排。當此改革關頭，一定要穩妥第一，易順輿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時條件不具備，寧願緩辦，也不能操切從事，亟亟如此，致激他變。袁世凱似乎很願意與譚嗣同談論改革大勢與方略。不料，譚嗣同聞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如此血淋淋話語給袁世凱極大心靈震動，他在內心深處實在是無法認同於譚嗣同的想法與做法，他覺得譚嗣同等人“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夜色已晚，遂託辭還要趕著寫奏摺，恭請譚嗣同離去。
想象、誤判與抓狂
譚嗣同離開法華寺，直接去了東華門附近金頂廟容閎寓所。按照先前約定，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在那裡等消息。
譚嗣同向他們詳細介紹了與袁世凱的交涉情形。譚嗣同個人判斷肯定不是那麼樂觀，他認為，袁世凱不可能聽從他們的建議舉兵北上清君側，不可能撲殺榮祿，不可能舉兵包圍頤和園，協助劫持皇太后。他們先前錯誤估計了袁世凱的覺悟，錯估了袁世凱對皇上的忠誠，高看了袁世凱的決斷、膽識和判斷力。
對於譚嗣同的歸納和判斷，康有為、容閎和梁啟超等人似乎都能認同，問題在於，現在既然已經發動，既然已將秘密告訴了袁世凱，那麼下一步究竟應該怎麼辦？康有為可以按照原先計劃，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欽差大臣身份接管《時務報》，那麼北京方面怎麼辦？皇上怎麼辦？難道就聽任那些守舊勢力發動政變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嗎？
一百年之後，我們可能會嘲弄康有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當年我們又不能不佩服他們的赤膽忠誠、無私無畏。他們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真實關係，他們不知道1898年政治變革之所以能夠啟動，就是因為有皇太后撐腰、掌舵，他們錯誤地以為改革如此艱難是因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舊大臣專門搗亂。總之，康有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實，然後再用想象進行推動。
幾個小時緊張談話結束後，暮色己晚，待康有為出城回到南海會館時，他突然發現南海會館“屋室牆傾覆”。這不同尋常的變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慮，也更堅定了他離京出走的決心。
康有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轉折的關鍵，他如果繼續坦然待在北京，估計事情不會發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欽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歷史也必將改寫，他在深更半夜悄然離京，倉皇出逃，既說明了自己的心虛，也暴露了問題。
文人不足以謀
根據康有為的解釋，他之所以倉皇出逃，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經過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全盤托出了藉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計劃，是巨大失算。他們先前的密謀，基本侷限在一個小圈子裡，現在多出了一個袁世凱，不但袁世凱不同意，而且袁世凱還是體制內剛剛提拔的高官。他們開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為袁世凱不是自己圈子裡的人，所以認定袁世凱一定會告密。
其實，康有為等人估計完全錯了。實事求是說，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並沒有將這件事當作什麼事，他雖然在第二天請訓時表達過自己對時局的憂慮，甚至建議皇上不妨請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張之洞主持改革。但這些建議並非因譚嗣同來訪而想到，這實際上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看法。
請訓結束，袁世凱直奔火車站。抵達天津，太陽已經落山。袁世凱沒有急著趕回小站，他前往直隸總督府找榮祿銷假，順便談談英國軍艦動向，談談北京見聞。袁世凱在彙報中誇獎皇上聖孝，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所以必須設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凱尚未將全部情況講完，有人來談其他事務，袁世凱拖至很遲仍找不到機會繼續談此事，於是只好先行告辭，約明日再說。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經知道一些大概但並不清楚詳細情況的榮祿迫不及待地“枉顧”袁世凱處詳談一切。出於自己職責方面的責任和作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義感，袁世凱似乎比較如實地向榮祿描述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過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於譚嗣同夜訪主題是殺榮祿、圍頤和園，所以袁世凱在描述過程中不時向榮祿重申這只是譚嗣同、康有為等“群小結黨煽惑”，他們只是利用了皇帝對他們的信任，打著皇帝招牌招搖撞騙，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等並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說，皇帝對於這些陰謀並不知曉。
按照譚嗣同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執意要殺榮祿，是因為榮祿參與了廢立陰謀。對於這些指控，素來沉著的榮祿大驚失色，大呼冤枉：“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
如果說榮祿此前沒有絲毫犯上之心的話，但當他聽了這麼多內幕新聞，尤其是康有為、譚嗣同等把他作為犯上作亂罪魁禍首時，袁世凱相信，也不能不開始怨恨今上。為寬慰榮祿，也為保護皇上，袁世凱向榮祿明確表示：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的計劃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藥而死。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但是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卻也使榮祿、袁世凱費腦筋。他們籌思良久，亦無善策。不料至傍晚，卻從北京傳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以及緝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的電報。也就是說，尚未待袁世凱、榮祿動手，北京方面已經發動，控制了局勢。這就意味著，儘管袁世凱不贊成譚嗣同的極端舉動，儘管袁世凱出於道義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並毫無保留地向榮祿彙報，但這些暗示與彙報在實際的政治運轉中並沒有發生作用，那麼所謂由袁世凱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指控就很難成立。至於政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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