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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这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命题 即明代文官有制横皇帝之说

而至于威胁一说 则亦非严谨 所谓的威胁应该按题主“制衡”连接“威胁”而所谓的胁迫之意相近 那么这样来看 所谓的武宗巡边及下江南与世宗大礼议群臣死谏都不是“威胁” 或者说算不上威胁皇帝 这种死谏的态度顶多只是其臣子为社稷 为朝廷统序无奈之下所以做的无奈之策 这种威胁不似南北朝时期的权臣 故而此威胁不同于彼威胁

明代政体高度集权 通过张居正的事迹来看 纵使他有着名副其实的宰相 权力 然而由于明代政体上政出六部 张居正其实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所以当部分文武群臣在攻击他的“夺情”的时候 他也无可奈何 不能在明代政体上 实际上拥有宰相领导体制的他 也只能发出“上强留我，而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处，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刎矣。”这样无奈的呐喊（《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四维传》）（《纪事本末》谓：“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云云《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一卷·江陵柄政》《史本传》不载） 其之所以得权柄政 一是借用了穆宗顾命大臣的身份 二是联合内臣冯保驱逐了首辅高拱 三是得到两宫太后的信任 而这些都并非明代政体所决定他的职位——宰相 所以在没有文臣官僚首领下 很难对皇权构成威胁 且不说宣宗又设立了司礼批红来制衡内阁票拟 即用内廷制衡外朝 又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可知明代内廷制约外朝 如下：

一、当其时有权阉当国 比如刘瑾 魏忠贤操控操政的时候 司礼衙门掌印自然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 若刘瑾之于李东阳 魏忠贤之于顾秉谦 再者 从行政程序来讲 司礼衙门掌控批红权 这道行政的程序在内阁之上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内阁无疑是被压制的 诚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所说：“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 此即明代政体以内制外的一种表现

二、世人有谓皇帝 内阁 司礼三权制衡 殊不知司礼衙门乃天子亲臣 换言通俗而言 司礼监只是皇帝的一家奴 故而司礼只是皇帝用于制衡内阁之一力量 恐内阁坐大 养成宰相之实 其实乃内臣与阁臣之争 即皇权与相权之争 阁臣乃外相 司礼太监内相 世宗时 用夏言 严嵩 皆真宰相 压制六衙门 然而其票拟 不得不决于司礼监之批红 故《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谓：“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此即明代政体以内制外的第二种表现

三、明代家国大事之赞否又并非内阁可以独揽 实际与司礼监共理 《大明孝宗实录·卷之七》孝宗言：“国家政务，我太祖太宗既设司礼监掌行，又命内阁大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近来政务之决，间有大学士不与闻者。今后政务不分大小，俱下司礼监与内阁公同商榷，取自圣裁。” 此即明代政体以内制外的第三种表现

纵观明代大臣用事 无论成败 无不连结内臣（不必要是司礼衙门 但凡有权势者即可） 如于谦守北京用事而连结兴安 徐有贞 石亨南宫之变而连结曹吉祥 杨一清逐刘瑾而连结张永 张居正逐高拱柄政而连结冯保 杨涟 左光斗移宫而连结王安等故事 用孟森先生的话说就是：“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赞否。”（《明史讲义·第六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第二节'天启朝之阉祸'》）这也可以说是内廷制衡外朝的一种表现

《大明王朝1566》影视剧剧照

综上所述 是明代无文臣制衡皇帝一说 亦无威胁之实 故不必附和赘述而止于此 识者自知之

张洵美

明朝文官集团，谈不上制衡和威胁皇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明朝的内阁制度。

黄宗羲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丞相始。”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以后，在明仁宗、明宣宗之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阁制度，内阁负责票拟，权力逐步加强，有时候文官集团团结在一起，甚至可以制约皇权，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内阁首辅不是真正的宰相，有宰相之实，无宰相之名，整个文官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是皇帝，而不是内阁首辅，正因为内阁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头头，所以明代文官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相当严重，党争激烈。

皇帝甚至有时候，还会扶持一方，打压另一方，提拔一个听话的内阁首辅上台。

明宣宗以后，内阁虽然拥有票拟权，可以直接对政务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并交由皇帝阅览，但是中间隔了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权掌握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内阁的中枢权力不是完整的，内阁首辅与司礼监秉笔太监达成合作，才能形成完整的相权，如张居正必须得到太监冯保的支持才可以最终掌握中枢权力。

（明宣宗画像）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源于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握了奏章的批红权，而文官之间党争激烈则源于内阁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头头。

但是，这种中枢制度，一旦遇到不管事的皇帝，内阁首辅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合二而一的相权，就显得特别强大，最典型的就是明朝的万历时期。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政府机构能够正常运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了内阁去处理，但这并不能说明明朝的文官集团可以威胁和制衡皇权，只能说明朝的文官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对皇权形成一种制约作用，文官集团对皇权的这种制约作用，不仅仅在于内阁掌握了票拟权，文官集团还可以运用儒家政治的理念与祖宗家法对皇权形成制约，皇权与内阁首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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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明朝官员不能威胁和制衡皇帝，我想说这显然是高看了明朝皇帝了。没错，从形式上来说，明朝皇帝的地位是被捧得高高的，军权、内政、特务机关，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文臣在皇帝面前几乎都是待宰的小鸡。事实上，明朝皇帝确实可以对任意一名文官打骂惩罚，庭杖处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明朝的皇帝是无法和整个文官集团相抗衡的。明朝文官集团之所以可以与皇帝在暗地里对着干，是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的，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下。

第一：明朝官员在公开和皇帝对着干的时候，第一件武器是所谓的气节。比如方孝孺、海瑞等等一大批官员，其依赖的正式所谓的可以青史留名的气节观点，在这一点上，明朝皇帝显然是失败的。你可以容肉体上抹杀这些官员，但是结果内？朱棣后来的残暴骂名就是从方孝孺开始的，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也不得不对海瑞妥协。

第二：明朝官员的第二件武器就是朋党。朋党这个东西，自朱元璋开始就想尽办法想要避免，甚至还撤了丞相制度，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朋党还是出来了。出现朋党，即使是最残暴的特务机关也没办法，魏忠贤就是一个例子。皇帝为什么怕朋党？因为文官是整个国家可以稳定运行的基础，你杀一两个没问题，全杀了，天下立刻大乱。像嘉靖、万历这样几十年不上朝可国家还能正常运行的，正是因为文官制度的强大。

第三：明朝官员集团可以赖以自保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土地和财政权力的掌握。有人说你这不是废话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东西不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么？这话就说的形而上了，明朝中后期，国家的财富和土地早已经从朝廷转到了东南沿海的大地主、大财主的手中，这些地主财主一方面不用交税，一方面又在背后支持着在朝廷中的大官。东林和阉党之争，本质上其实是各方势力对于财政和土地大权的争夺，东林代表的是苏南地区富庶之地，阉党代表的是皇帝，至于其他浙、楚、宣等各党都是各有各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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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敬之

与其说是文官集团，不如说是文官团伙。

题中所谓的文官集团，不是指以内阁大学士结纳亲信、自成集团的派系，而是指明朝中后期擅权乱政危害国家而沆瀣一气的大学士文官体系。

明朝的大学士，是皇帝的辅臣，但品级不高，然而随着皇帝的信任、倚重以及文官自身的经营，这些被安排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四殿和文渊阁、东阁两阁工作的皇帝秘书们，虽然只有五品官阶，但一旦兼了六部尚书，或做了经筵讲官、加了师傅保之类虚衔，那么就非同一般了。

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多以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尚书为本官，大学士为兼职。如著名的张居正，最初在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虽然大学士只换了阁名，这是兼职，而本官则是吏部左侍郎改为了礼部尚书，官阶进了一级，班次上前一步。

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一切军政要务皆由皇帝独裁。皇帝建置大学士做顾问，每遇大事情，皇帝专赴诸殿阁和大学士们商量，小事情则有大学士在条子上写好送呈皇上审批。然而时间久了，后来的皇帝常年累月地不去内阁，像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在位都是几十年，但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一切奏章、政务、军机，都由大学士们票拟，即用一张小条子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

票拟本章，始于明朝正统年间，是内阁文官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也是其权力之所在。《明史·职官一》记载：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如果皇帝不批红，该由亲信太监批，那么朝廷也就越来越乱。

电视剧《江山风雨情》崇祯剧照

太监专权乱政，内阁专权亦乱政。崇祯初年惩治阉党案后，此消彼长的内阁首辅揽权擅政，越发制约甚至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李自成进入山西后，有大臣建议崇祯南迁，就是因为以首辅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文官们不答应，结果一拖再拖、一败再败。李自成打到京师城下，向崇祯帝提出和谈，索银一百万两和让他在西北自立成王，但因继任首辅大学士魏德藻的不同意，造成明朝灭亡不可逆转的命运。

所以，崇祯帝在上吊前哀鸣“文臣个个可杀”，也是一句大实话。

以礼观书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集团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独步天下，的确存在“制衡甚至威胁”皇帝的史实，这主要取决于皇帝本身的性格特点和能力强弱，并非来自体制上的优势。

其转折点始自明武宗时期，皇帝与文官集团开始进入实质性对峙，为之后皇帝与文官集团直接冲突开创了效法的先例。

明武宗朱厚照是独生子，从小就受老皇帝夫妇的溺爱，继位时又处在15岁的年龄，正是任性贪玩的少年时光，稍有不合文官们的礼法规范，就受到严厉劝谏，让少年天子老成持重起来，受不了约束的皇帝开始与文官们玩起了捉迷藏，而文官们将这一切归罪于皇帝身边有小人，于是又跟宦官集团发生直接冲突，结果在与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的较量中完全落败，孝宗朝留下来的托孤大臣大都退出政治舞台，从此少年天子干脆我行我素到底，直接搬出了皇宫，另建“豹房”过起了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

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开始严重对立，甚至在皇帝御驾亲征与蒙古鞑靼王子交战中取得“应州大捷”后，文官集团绝不承认战绩，不仅连朝贺这样的基本礼仪都没有举行，而且在史书记载上对此次军事行动也轻描淡写了事，同时还对这位皇帝留下了大量明显抹黑的刀笔史料，可见皇帝与文官关系闹僵后果很严重。

最严重的对立出现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时期，因为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堂弟朱厚熜继位，结果出现以孝宗儿子的身份继位与追授自己亲生父母为皇考的“大礼仪之争”，使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几乎整个朝廷的文官都参与了对朱厚熜的口诛笔伐，甚至到后来直接罢朝集体跪在皇宫外请愿，皇帝屡次派人协商，但文官们绝不妥协，深感皇权受到威胁的嘉靖皇帝，盛怒之下下令锦衣卫抓捕参与闹事的官员，除大学士之外的134名官员悉数下狱，其中带头的八人被流放，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16人因杖伤不治先后死去。

虽然“大礼仪之争”在皇帝使用暴力手段后赢得了胜利，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造成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而且这一政治斗争还造成文官集团的分裂，形成了以严嵩为核心的奸臣集团和其它文官集团的严重对立，使文官集团失去精神信仰，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朝廷政治风气进一步恶化，大明王朝政治系统中最早的祸根就此埋下。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帝）继位后又一度出现了转机，因为这位皇帝不善言辞，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能力颇有自知之明，基本上以不为而为的态度放任文官们领导国家政治，虽然文官集团内部恶斗加剧，却也在优胜劣汰中涌现出高拱、徐玠、张居正等一批能臣干吏，大明王朝又一次迎来了中兴迹象。

到了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改革的进一步巩固，使原有的中兴趋势终于开花结果，形成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明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张居正的改革是通过强势的政治手段推进的，其接近于连坐制度的考绩法，不仅压得官员们喘不过气来，也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死后，报复很快就来了，万历皇帝每天都会接到举报张居正贪污腐化的奏章，谎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了，不得不信的万历帝下令抄家，结果一无所获，然而事情已经做了，再改变也来不及了。

但此事给万历皇帝带来的心理阴影终身无法消除，张居正是年轻的万历皇帝偶像一样的存在，结果在文官们的蛊惑下，他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偶像，从此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文官了。

而紧接着发生的“立储之争”则完全使皇帝与文官之间势同水火，文官们轮番上阵，唇枪舌剑，常常让皇帝焦头烂额，从开始的引经据典讲道理，到后来的破口大骂，使皇帝威严扫地，甚至有文官以恶骂皇帝成为红人，被粉丝们直接拥戴进入内阁。

万历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完全体现在立储之争的事件中，长达十几年没完没了地争论，使朝廷中党派林立，也使万历帝烦不胜烦，其结果不仅种下了党争的恶果，还造成皇帝数十年不上朝。

但问题远没有终结，在文官集团的制衡下，贵为皇帝的万历帝在立储争议中一败涂地，不得不屈服于文官集团的压力，立自己不喜欢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虽然最终文官们获得了完胜，但皇帝与文官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让心爱的儿子朱常洵没有当成太子，心有不甘的万历皇帝开始为这个儿子谋划经济补偿，可朝廷的税收制度有祖宗成法，不到万不得已不敢轻易改变，其实有强大的文官集团在就是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不得已就利用宦官力量另辟蹊径，开征恶名昭彰的矿产税，专门用来给这个儿子开支，没有当成太子的儿子福王，仅大婚就花费了三十多万两银子，又给儿子打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福王宫（最终成就了李自成的“福禄宴”）。

但矿产税的开征，让宦官们为所欲为，不管是商铺还是宅地，甚至是祖坟，宦官们说地下有矿产，物主就得纳税，使尽了各种敲诈勒索的手段，由于恨意难消的万历皇帝将征收矿产税的宦官都派往了文官集团的家乡，在恶意报复的同时，也使宦官势力进一步坐大，而大多与文官集团有着亲属关系的江南商户，受此税的祸害不浅，实质上这一恶果，堵死了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皇帝在未来与江南商户合作的大门，最终成为葬送大明江山的直接祸根。

至此，大明王朝在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错综复杂的党争中，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龙支子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的相当详细了，在这里我只大概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众所周知，明朝的内阁文官们到了明朝中后期权力极大，特别是万历早期，张居正改革使得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即便皇帝不上朝，明朝的政府机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下去，再加上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很多人认为此时明朝已经无限接近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而张居正在朝廷的地位也已经接近近现代的首相地位，不管这种看法有没有说服力，都能表明那时期的内阁甚至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地位很高，但这是不是说，此时的文官就如同题主所说的可以制衡甚至威胁皇帝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何？虽然上面说了很多人认为那时的明朝正在向君主立宪制发展，但终究还不是，明朝依旧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依旧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皇帝的话依旧是圣旨，皇帝的权力依旧无人可以限制，内阁以及整个文官集团都是为皇帝服务的，而给大家造成文官可以制衡威胁皇帝这个假象的原因，无非是明朝时期的文官脾气比较直，面对皇帝犯下的一些错误，他们通常选择零容忍，敢于谏言，甚至是死谏！所以明朝的文官们看似可以制约皇帝的言行，但他们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如果皇帝不高兴了，文官们的权力会很快得到剥夺，甚至得到皇帝的责罚，纵观整个明朝，被皇帝责罚甚至廷杖至死的文官多不胜数。所以，对于明朝的文官们，我的结论是，他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评皇帝，而明朝又是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汉人王朝，皇帝必须也要以身作则，所以当皇帝们稍微做出一点违反道德礼仪的事情，文官们便会立刻去斥责皇帝的行为，他们不怕惹怒皇帝而受到责罚甚至处死，因为如果他们因为向皇帝直谏而死，那么自己便可名垂青史，博得一个忠臣，直臣的好名声，对于读书人而言，名声胜过一切，而相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就留下一个滥杀忠臣的昏君这一骂名，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的皇帝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选择忍耐，如果实在不想面对这帮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大臣，皇帝通常也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反抗，

其实为了约束文官集团，明朝皇帝创造发明了锦衣卫，东西厂，它们合称厂卫制度，东西厂由司礼监的宦官领导，锦衣卫由皇帝指派的武官领导，锦衣卫和东西厂的主要职责便是监督百官，对犯下过错的官员进行审查，所以整个明朝，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是相互制约的，正是有了这种制约，明朝的皇帝不管上不上朝，都能将权力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虽然文官们依旧是为皇帝服务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像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他们打败宦官集团后，也打破了这种双方的制约平衡，从此东林党在朝廷中一家独大，东林党大多出身于富庶的东南地区，所以当崇祯皇帝在全国征辽饷的时候，东林党引诱崇祯加重对北方地区的收税，而富庶的东南地区赋税却少之又少，其结果便是，辽饷不足，辽东战场形势日益严峻，北方地区赋税严重，再加上北方多地旱灾，蝗灾严重，导致民变四起。

要知道皇帝一个人是处理不了所有事情的，只能依靠文官治国，虽然崇祯皇帝也无奈，却没有办法，而文官们在政治上用道德礼仪约束皇帝，在经济方面更是各种蒙骗，富庶的东南地区不收商业税，却在贫苦的北方加重的收农业税，导致东林党文官们各个都是大地主，大富豪。以至于崇祯最后悲愤的喊出：“朕非亡国之君，众臣皆是亡国之臣”。

所以，综上所述，文官们的这种道德约束与蒙骗是对明朝皇帝的唯一制衡，虽然不能使皇帝的权力丢失半分，却也令皇帝们无可奈何，当然了明朝的文官们也有很厉害的角色，像于谦，张居正，孙承宗，他们三个可以说相继为大明朝续了一百多年的命甚至更多，明朝政治制度很有特色，值得大家去了解。

我是咸鱼，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咸鱼闲聊

在此回答里己有高人讲叙明朝文官集团如何制衡皇帝了。那我写点有关的吧！

争权，明朝一代，其实就是文官代表的士族与皇帝互相夺权，明朝自成祖以后尤其是武宗以后，以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其实已经健全，根本无需皇帝掌权。

可以把那个时代分为，皇帝，文官代表的士族，弱小的资产阶级和小农，上面两个力量太强大，文官士族占据着大部分的资本家，形成了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是发展畸形的封建地主)，掠夺国家资源，而皇帝也需要资源，这样双方就产生了矛盾，官僚主义不是纯粹先进的资产阶级，他们依附国家机器，像蚂蝗一样吸食国家血液，皇帝的力量就薄弱了，而皇帝又不敢扶持资产阶级，容易威胁皇权，而皇帝又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时明朝皇帝扶持宦官也是为了制衡文官集团。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太祖成祖时是皇帝强势，文官唯命是从，仁，宣，英，宪，孝五朝应该是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从武宗开始每况愈下，直至明朝灭亡。

明朝自土木堡后勋贵武将一蹶不振，文官一枝独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就像绳索一样用祖训禁锢天子。甚至二品武将见了七品文官都要下跪行大礼，想戚继光何等英雄，却连一些夸夸其谈的文官都不如。这种环境下人人都去科举去了，谁还来当兵?谁来保国?这样能打赢草原王朝?相对不错。但一旦到了明中期，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士人心态，还有皇帝自身素质，都造成了皇权与文官的激化。文官一方面是维护明朝延续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也是促使明朝灭亡的诱因。

明亡于党争！

蓉儿376

然后我们来看问题。

在很多小说和明粉的努力下，明朝马上要翻案成为比宋朝还要开明，包容，开放的王朝了。

不知这个制衡皇帝从何谈起，更不要说威胁，题主是说张居正“气”的万历28年不上朝，还是最后一干大臣“逼”的崇祯死守京师，自缢殉国？

看待事物讲求客观，公正，不能以自己喜好来做出判断，历史同理。纵观明朝比较有为的君主，哪个不是一瞪眼文官都要尿裤子的主，不高兴了就一顿板子打个半死，动不动砍了，上朝之前先得和家人道别，拥抱哭泣一番，你告诉我他们敢威胁皇帝？

而制衡皇权更谈不上，明朝可真没君主立宪，资本主义萌芽，别瞎捧了，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制度，依然是封建政权，皇权依旧至高无上，为什么明粉也自相矛盾，有的说皇帝牢牢控制了权利，有的说皇权被制衡？

当然确实后期明朝的文官很多都比较嚣张，那是因为部分皇帝年幼，或者不务正业，或是性格本来就软弱，可真和明朝制度没一分钱关系。

所以说，题主所说的问题只是个例，并非普遍存在，而解释也只是个别皇帝年幼或者不争气，并不能从制度等角度解答。

李李李哪托

嘉靖的大礼议闹剧，万历甚至无法决定储君，天启和崇祯年间的东林集团的强横。越到明朝后期，文官集团就越是强大，皇帝的旨意称为中旨，没有内阁批准不合法，下面的官员有权利拒收。这种情况放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死罪，独明朝有。

中国历史探索者

明朝文官们在接受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取士之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文官集团又是帝国支柱，皇帝虽拥有行政权，但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之间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

文官集团，谁来阻挡？勋贵？土木堡之变就玩残了。宗室？朱棣篡位之后死防各地王爷，自己都信不过。武将？地位不行啊。好吧，大明的皇上发明了司礼监，有了东厂和西厂，各位大宦官可是个个在历史上留骂名啊，可惜不是文官集团的对手啊，虽然可以一时压制文官，但是奈何文官集团底蕴十足，不是一个级别的。

嘉靖皇帝一个“大礼仪”虽然赢了文官集团，但是无奈文官清流大牛逼，一个海瑞骂皇帝出了名，嘉靖帝也无可奈何，嘉靖作为大明皇帝中最聪明的，晚年也不想和文官集团瞎折腾了，自个控制朝政，安心炼丹去了！

自此后文官集团死活压制皇权，万历都被逼着30年不上朝，足以证明文官集团力量强大

關鍵字: 谢邀 明朝 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