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沈從文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的日子。1988年5月10日，他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說起沈從文，大家最熟悉的作品應該還是《邊城》，《邊城》記錄了那些普通而善良的個人的命運變遷故事。而從作品迴歸個人，沈從文自己的一生其實也充滿了變遷，以1948年為分割線，命運的變遷在他的後半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1948年，沈從文兩次企圖自殺未果，年底，他決心放棄文學，從作家轉行成了文物研究學者。
在《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這部傳記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著力於呈現沈從文後半生漫長而未曾間斷的精神活動。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沈從文後半生生命歷程的的坎坷，同時，藉由他的經歷，還能感受到在那個劇變的時代下，一個弱小的個人的全力掙扎。
“還得好好活在人間”
本文摘自《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
文 | 張新穎
一、“不升天，不下地，還得好好活在人間”
回到北京的沈從文首先面臨的是房子問題。東堂子衚衕的三間房，一九六六年被姓張的工人佔去兩間；剩下的這一間，下放期間又被姓王的主任借用來給兒子睡覺。沈從文回來後，王家孩子不住了，東西卻還不肯搬走。四月下旬沈從文給張兆和信裡說到這樣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是否能移移床’時，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邊工作十分吃力，還說‘待向館中交涉’，即床上報紙，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來說：‘大致是已看死，非要這間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還是工作吧。到時再說。”
工作，主要是《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修改。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說，這本書還是要出版。但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版，卻很費躊躇。沈從文提出，可以先印圖像，這樣就能較快出書；他寫的二十多萬字的說明文稿，可以另印、緩印甚至棄而不印。不過，他希望能把說明打印十來份，“即不宜印，館中留份材料，還是有用處。因為廿萬字不會全是胡說，毫無是處！”博物館領導後來決定，要沈從文把文稿壓縮到五萬字。
一九七四年冬，在張兆和居住的小羊宜賓衚衕的宿舍院中。
沈從文一個人住，吃飯簡單對付，倒也沒有多大困難。“承李大媽每天必來問問。送了塊豆腐，吃了四頓。又送了點用香油拌好的芫荽、芹菜，可吃四天，也極得用。”他還得意地告訴張兆和，他在屋簷下近於露天的小廚房“發明”了一種廚藝：“我則新發明五幾天燉一次瘦雞，或去骨蹄骸，加點腐乳或咖喱，擱成凍子。煮點面，加一分錢菠菜，挖幾勺肉並凍子人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來也極合式，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人夏以前將繼續下去。”有人回丹江，他甚至“託捎帶了點點自作的菜”給張兆和，還說：“萬一生了點綠毛，也不妨事，加加熱即成。”歷史學家王忠來請他去家裡吃了頓飯，他驚歎“辦了足八個盤碗，雞、魚、皮蛋之外還有大蟹（几几乎是十多年前才吃過的）”。
除了伏案工作，沈從文還有一項活動，就是頻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來一兩個月，就看了十幾次。不少時候是陪人看，做義務說明員，他自嘲是“職業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來就抑制不住地興奮，如給張兆和寫信說：“新材料太多，如新發現的戰國大鏡子上彩色人物畫，十分生動完整。又西漢的一個陶器上的人物畫，生動活潑，旁邊還加點樹木，簡直有點像我畫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漢代，或者還以為至多是明代人畫的。還見到份錯金銀車器，……又還有個木雕戰國尺來大的透空屏風，……”眼見新文物，他的反應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麼多年交道的老人，卻像是一個新人，驚歎不已，而且帶著強烈的去認識的熱情和緊迫感：“總之，許許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實就這麼在全國普遍出土，過去知識全落後了！所以我還得儘可能多學若干天……”
考古學家王杼與沈從文的忘年交長達三十五載，是沈從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王亞蓉攝）
考古所的王幵五月剛從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現場回京，就收到了沈從文的信，請他來住處談談。夏天，沈從文寫短文《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又應《文物》雜誌邀約，寫《長沙西漢墓出土漆器和絲綢衣物》，這是他“文革”以來的第一篇論文，寫的時候就隱約感覺未必會用，因為他這樣的人是否能夠“露面”，還是個問題；這一期間他還寫了另一篇論文《關於長沙西漢墓出土絲織物問題》。這三篇文章，都沒有發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文革”風暴初起時藏書以七分半一公斤賣掉，現在沈從文又陸陸續續買回一些，多為文物研究所需要的工具書、資料文獻和文物圖錄，幸虧有箇中國書店內部服務處，還能買到一些舊書。
“不升天，不下地，還得好好活在人間，把近廿年所學雜藝，儘可能一一作去。外來的折騰，雖難避免，總不會影響到工作進程的。”
二、“還有人記得我們啊！”
從下放地回來的人漸漸多起來。沈從文的連襟周有光從寧夏回來了，熟人中俞平伯、錢鍾書、吳世昌、何其芳等從河南迴來了。王忠講俞平伯在幹校的笑話：“平伯在鄉下一天搓草繩一尺二寸，工夫之細可知。帶了大小枕頭一箱，計二十八個，還有中空容耳的。開了大家的眼。”回來之後的工作，多無從做起。周有光譯書，本來要他翻譯板門店的材料，後來覺得已經過時，就擱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譯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經內部印行，爭相傳觀，沈從文遇見吳文藻，吳文藻說自己也只得到一部。
沈從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從親友處打聽到，巴金滿頭白髮還在上海郊區種菜。六月十五日他給張兆和的信裡說：“竇達因來信說，巴金還在鄉下。聽另外人說，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什麼。因為上海張、姚、周均是筆桿子，有一位功勳即建立在批巴上，說的不一定是事實，但格格不人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
一九四八年在頤和園霽清軒度暑假期間，沈從文計劃“好好的”再“寫個一二十本”文學作品。
前一天，六月十四日，他一得到陳蘊珍（蕭珊）的地址，就寫了一封信。信裡簡述了自己一家八年來的經歷和目前的情況，提到了蕭乾夫婦、曹禺、卞詩人（之琳）、李健吾等等，還問起王道乾和當年躲在巴金家沙發後面的王道乾那個小女孩，又特意描畫了陳蘊珍年輕時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這裡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了，上次來已初步見出發福的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後來看到腰邊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
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說起沈從文的這封信，如《隨想錄》裡的《懷念均正兄》，如《再思錄》裡的《懷念從文》。《懷念從文》中敘述道，他從奉賢“五七幹校”被揪回上海批鬥，一位年輕的姑娘來對他說，從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處。“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說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揹著工宣隊‘進行串聯’，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覆地看，含著眼淚地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後一封信，感念老友給妻子最後的日子帶來的溫暖，同時也為自己缺乏勇氣而內疚：“他還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隻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事實上，巴金當時或許不知道，重病中的陳蘊珍深為感動，自己給沈從文回了信。沈從文還把信轉寄到丹江給張兆和看。回信日期是六月二十八日，現存陳蘊珍書信中最後一封：“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興奮，相傳閱讀。”陳蘊珍簡單地告訴了家裡的情況：老巴做“菜農”已經二年，女兒結了婚，兒子去安徽插隊落戶，還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麼病，四十餘天體溫有時高至39°，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別的以後再談。”
三、“令人痛苦”
這一時期沈從文書信中常常出現“令人痛苦”、“憂心忡忡”的詞語，令他痛苦和憂心的，是這個社會滿目瘡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現狀。他觀察到，“一些有約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辭，經過八年的動盪，已經失去原有作用”，“一般人在近八年動盪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對本業無責任感，或多或少都近於用一個沉默等待態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明顯。誰也不明白明天事。一般都灰溜溜的，無所適從的，盡這麼過下去……總的沉默形成的一種空氣，是令人深深憂心的”。青少年們不讀書不做事，成天在街頭打鬧，“一個國家有八年中大中小不上學，情形是驚人的”；聽說大專院校要招生了，工農兵保送推薦，“路線正確，常識水平過低”，大學也只能當“補習班”辦，“師生同感痛苦”。書店裝點櫥窗的新書只有章士釗的《柳文指要》、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精裝金印的《紅色娘子軍》等；“全國近八億人，至今無一文學刊物，無一藝術刊物，無一文、史、哲研究刊物……‘無知’與‘混’似在受鼓勵”。
痛心疾首的事多著呢。一九六五年九月沈從文曾致函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建議對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經卷作全面清理和保護，後來有部分經卷調存故宮。回到北京後，他聽一學藝術的說，在六八年左右，他眼見大量到上方山的遊人，逛山洞無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廟中收藏那幾萬件明（或以前）藏經燃火，成堆的焚燒，或好事好玩的隨便撕去帶走。還有大量在泥潭中。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明刻用錦緞作封面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及再生產價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兩萬冊……聽到這消息，我覺得已無可為力了，簡直比燒去我全部作品還更難受”。
新印舊書四種，《紅樓夢》銷量最多，“試翻翻，不知編者是怎麼個編法，把註解中具體的問題全刪了，留下些不痛不癢、而且有錯誤的不動。編者之無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驚……本意還擬再為盡義務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從文用想象來安慰自己：“將來或買個五十元大字影印本。為將內中所有器物，附註五幾百條於書眉，還儘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實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應有形象，另印一本書，倒也是生面別開。並且是此後將永遠再不會有人來搞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或因‘人’的疏遠而將失去意義，卻只有這個副產品反倒能希望附《紅樓夢》而傳，但果真如此，傳的也絕不是在國內 。”
“處此環境百無可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邊，作漫無邊際思索……天真易帶來不同憂患，或終比世故巧佞帶來幸福為自然合理也。”
沈從文八十歲重訪自己出生的鳳凰舊居
小房桌邊的工作，雖然有時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裡面，暫時忘記國家的災難和個人的遭遇，卻也常常帶來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飾資料文稿的壓縮，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做“指揮”的當會這麼想，哪裡能明白身當其衝者的種種困難。“常設想個人一百斤重，我是否改成廿五市斤，還能不能用腦子考慮問題？”具體的困難在於，因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舉例處，很多無從審核，得憑著記憶來做；要將引述材料轉成通俗語言，費力不易見好，並非所有的東西都能夠轉成通俗的；因為文字壓縮過大，就需要增加附圖來補充，附圖的來源、繪製，都不容易解決。折騰了一個月，把由商到漢一段，由二萬六千字壓縮成八千二百字左右，“不免有顧此失彼捉襟見肘感”。
百般困難中，有時候沈從文不免會想，“我真正長處，那是搞點服裝問題？盡責而已。但一說到“盡責”，立即就想到，“還有不少責任待盡 。”
北京特種工藝品展八月初在歷史博物館預展，沈從文每天到場，和輕工業部新老主管領導、研究人員、老師傅老藝人、年青設計者廣泛交流，陪親友看展覽、做說明。他的博雜和熱心有了用武之地，同時也明顯感覺到，“我是受歡迎的‘打雜人’！”事實上，回京幾個月，來找他諮詢的各地、各方面人員日漸增多，他的小家也就又兼做了“服務站”。這讓他感到欣慰，在給妻子的信裡說：“我想我無條件的為工藝生產作後勤零雜工，是近廿年做對了的。經過廿年考驗，我的‘古為今用’已在開始取得應有回聲。工作還只是開始。
四、改善
八月初，沈從文給沈虎雛的信裡提到這麼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國人美籍專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給了館中。不讓看，怕見到住處不成個樣子，為人傳出去笑話。”這個朋友是數學家鍾開萊，西南聯大時期和王遜幾個年輕人，與沈從文常常隨興談笑，還兩次專門到呈貢鄉下看沈從文，他們都對沈從文感情很深。王遜五十年代主持創建了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與沈從文住得近，是少數常來沈從文家走動的老友之一；但他不幸，被劃成“右派”不說，更於一九六九年受迫害致死。鍾開萊回國訪問，打了兩次電話給博物館，“追問之下，說這個老頭兒不大來的，找不到！我沒見到沈先生，真是無限惆悵。”
八月二十四日，張兆和從丹江回到了北京。她已經六十二歲，辦了退休。作家協會之前有人來看過沈從文的住處，眼見實在太過狹小，於是在小羊宜賓衚衕分給張兆和兩小間房，總共十九平方米。雖說距東堂子衚衕宿舍約兩裡，兩個老人分開住不方便，但畢竟有了塊“飛地”，多了個容身之處。
一九七四年冬，在張兆和居住的小羊宜賓衚衕的宿舍院中。
讓沈從文覺得鬆了一口氣的，還有一件大事：沈朝慧的戶口得到了解決，給他晚年生活帶來樂趣的“小尖鼻”一沈朝慧三歲半活潑好動的女兒，總算可以去掉“黑戶口娃娃”的名分了。
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領導層五月份調整，楊振亞新任館長。十一月初，新領導給沈從文在左家莊分配一個兩間的單元房，但那裡過遠，進城要換一次車，到博物館要換兩次車，沈從文還想著參與博物館的改陳工作，只好放棄。
沈從文致信博物館領導，說明分配住房不適合。同信提出，發還查抄的信件、書籍等：“又前不多久，承館中將個人研究室中書籍發還，初初約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圖錄失蹤。還有從我家中前後八次搜去的大量親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個人文學作品，尚無下落。若能得領導為查詢查詢，照政策發還本人，十分感謝。一說起這事沈從文就心緒難平，他很剋制地只講到第七次抄家時的一個情景：傳達處工作的一個人強行拿走一部《十日談》原插圖本，屬於善本珍貴書籍，“當時曾一再告他，這是李可染先生書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這封信奏了效，中旬館裡把殘存的沈從文已印行的文學書還給了他，第二年又把殘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學手稿還給了他，但是，大量的書籍和信件卻已經毀掉了一三年前曾有一個二十幾歲的漂亮青年，當面對他說“代為消毒”一這個情景令沈從文長期耿耿於懷。他記得大哥沈雲麓為他收藏、解放後帶給他的數十年往來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約六公斤，抄去後就消失了；其他的散佚損失更無從計數。
這一年，美國出版的柏芝（Cyril Birch)編《中國文學文集·第二卷從十四世紀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Grove Press，1972)，收人了威廉·L.麥克唐納翻譯的《從文自傳》中的一章《一個大王》。第一本沈從文評傳也出現在這一年：在臺灣生活時期就偷偷閱讀過沈從文作品的聶華苓，在美國用英文撰寫了《沈從文評傳》，由Twayne出版社出版。
五、生活中添了些活潑氣氛
一九七三年二月，老友林葆駱介紹給他一個偏方，每天中、晚各吃二十枚蠶蛹，來降低血壓。這個方法出乎意料地見效，到五月，他的血壓已經降到180/80以下，不僅這個指標多少年未見，長期的頭重、心臟隱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轉。他晚上工作到十二點，早晨五六點起床即坐到桌邊，也不感到疲倦。這真是奇異的事情。
五月七日，服飾資料文稿改完，上交館領導。此前按照要求進行的壓縮，證明行不通；這次完成的改寫，文字擠在一九六四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約二十四萬字。沈從文舒了一口氣，“七十歲了還能反覆廿舟次改正字句……比過去寫的小說總和似乎還有分量”。
可是他的過去、他的小說，讓人總難忘懷。在美國講授中國文學的許芥昱來北京，見到了沈從文。許芥昱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在賓館的房間，他聽著三十年前的老師滔滔不絕地談服裝、絲綢，總想把話題引到文學上來，可是不怎麼成功。許芥昱當時就寫了一篇《與沈從文會見記》，幾年後被譯成中文刊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號。也許是沈從文對文物的滿腔熱情，給許芥昱造成錯覺，他以為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受到特別保護，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條件與無數藝術珍品接觸，有“無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運動風潮的影響”。
不能全怪去國多年的許芥昱不瞭解實情，沈從文顯示出來的，是他過得還不錯。許芥昱不會明白，即便這樣的師生會面，在“文革”中也是被當成“外事活動”的，這還是沈從文“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外事活動”，能被允許已經是幸運了。“我是你的學生，應該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師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從文不理會他的要求，沒有告訴他住址。“是不是因為他為了參考材料的方便，而他所處理的東西太珍貴了，所以不想在家裡接待賓客？”一顯然許芥昱不明白那時候中國“外事”的規矩。但這篇會見記所描述的沈從文對文物研究的沉浸與興奮，卻是鮮明而動人的：“他笑了起來，比我以往所習慣的敏感、端凝、而且帶點閃爍的淺笑，就更見其開朗和坦誠了”；談起文物，“就像一個剛蒙上帝恩寵的虔誠教徒一樣，沈從文，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作家，臉上充滿喜悅的光芒。”
從六月起，沈從文每星期一、三、五去館裡看通史陳列，一櫃一櫃地排著看，寫各段改陳意見供有關人員參考，前後約看了四個月。《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八卷選人了一九七三年所寫的內容完整的四篇改陳材料。張兆和早幾個月前就開始每週去上三個半天的班，因為《人民文學》可能復刊，她很高興去幫點忙。
沈家四月添了人口，沈龍朱和馬永瑋生了個小女孩，起名沈帆。馬永偉是電力系統火電站建設的技術員，長年在工地工作，春節前她從蘇北清江來京待產，和沈龍朱住在小羊宜賓衚衕，孩子生下兩個多月後又趕回清江上班。七月沈虎雛、張之佩從自貢回來探親，沈紅也從江蘇崑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從文、張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終於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潑氣氛。
家裡一下熱鬧起來，住處的窘迫也更突出了，沈從文向同事陳大章發牢騷說：“東堂子一間房子裡，有兩個人攤地鋪過夜，我愛人住羊宜賓，大孩子在那邊，也必須睡在一張小小寫字桌上，我請求館中讓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請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許可；再請求寫個介紹信給附近旅館住一月，好便於為館中改陳提意見，也不加理會。秋天，沈虎雛夫婦回川，沈紅留在北京上學，張兆和就帶著兩個孫女住在小羊宜賓，還有一個為嬰兒請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龍朱晚上得回來照顧孩子，也就只能鋪一個板子睡。沈從文一個人住東堂子，每天來小羊宜賓看看兩個孫女，吃一頓飯，吃完提溜著一個小兜，裡面裝著另外兩頓飯，回東堂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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