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工信部發布《關於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正式商用的通告》，宣佈虛商牌照自5月1日後正式開啟申請。這一通告對於虛商企業而言，無疑是這幾年來聽過最好的一個消息，虛商牌照的正式發放除了“正名”，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長期以來制約虛商發展兩大因素——碼號資源上的緊缺、批發價格上的批零倒掛現象普遍。
碼號資源分配如何更加平衡？
經過幾年時間發展，截至2017年底，國內虛商市場用戶規模突破6000萬，若與基礎運營商的用戶規模相比，6000萬的用戶規模還不敵前者的一個零頭，而平均到每家虛商企業的數據就更少。其中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便是虛商的用戶規模發展受到碼號資源的緊缺的限制。
業內人士表示，碼號資源包括兩方面——碼號盤子及碼號資源分配方式。
碼號盤子指的是，基礎電信運營商所擁有的虛擬運營商號段的碼號資源。工信部會根據三大運營商在移動轉售業務的實際情況，對其批准發放相應數量的號段資源，基礎電信運營商因此會形成一個關於移動轉售業務碼號盤子。
碼號盤子的大小，也會影響移動轉售業務的開展。早期，三大運營商各分配了3000萬碼號資源，隨著虛商用戶規模的增加，各基礎運營商的碼號盤子也隨之擴張。
就目前的數據來看，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中，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移動轉售業務碼號資源分別有1.3億、0.3億、1.4億，中國聯通的碼號盤子最大。
另外，在碼號資源的分配方式上，試點城市分配數量和每個歸屬號段使用率成為兩大主要限制因素。
在號碼資源的發放上，基礎運營商會根據虛商企業在試點城市的數量來分配一定能數量的號碼資源。如此一來，就算有上千萬的號碼資源，分配到每個城市、42家虛商之後，每家能夠拿到的號碼資源數量並不多。
對於一些發展較快的虛商而言，這種分配方式導致供不應求，而一些發展較慢的虛商則佔據不少閒置碼號資源。
另一方面，若虛商想申請下一個號段的資源，只有在每個開展移動轉售業務的城市用戶開卡比例都達到50%，才能申請獲得下一批碼號資源。雖然這樣的考核機制初衷是為了防止碼號資源的浪費，但同時也會帶來不同城市開卡用戶數量差異較大現象的出現，一些用戶需求大的城市供不應求，而在另一些城市則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以蝸牛移動為例，作為國內發展速度最快、目前用戶規模最大的虛商，其用戶規模早在2017年底超過1100萬戶。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現實情況卻是，由於號碼資源有限且試點城市數量分配的限制，蝸牛移動面臨的是號碼資源嚴重供不應求的局面。
除了蝸牛移動，虛商市場中發展規模較大的如迪信通通信、遠特通信、愛施德、樂語等企業目前的發展也受到號碼資源上的限制，即使虛商有心快速發展用戶，但號碼資源上的限制憑一己之力仍無法改變。
碼號資源問題對於虛商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而虛商牌照的正式下發，說明虛商市場已經在逐漸走向成熟，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寬在碼號資源上的限制？如今的虛商市場發展形勢已經比較明朗，若按照發展速度和市場規模來核配碼號資源，是否會更有利於虛商市場的健康發展？
批零倒掛現象何時才能改善？
除了碼號資源的分配方式，移動轉售業務批發價格也是制約虛商企業發展的一大因素，批零倒掛成為虛商行業的普遍現象。
簡單來講，批零倒掛指的是基礎電信運營商批發給虛商企業的價格，比前者給自身用戶的價格更高。如此一來，虛商企業在產品價格上的優勢減少，盈利能力降低，也導致大部分虛商企業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在國內42家虛商試點企業中，實現當年累計盈利的有13家，僅佔整個市場的三成，而剩下的則處於虧損狀態。雖然經過四年時間發展，但從盈利情況來看，目前虛商市場的發展狀況仍舊不容客觀。
對於這一“痼疾”，業界也曾有過相應的對策，但似乎未能改變這一現象。早在2017年下半年，三大運營商在中國虛擬運營商產業大會現場簽署了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批發價格動態調整機制。
該機制推出的初衷，是為了讓虛商在移動轉售業務批發價格上有更多話語權。然而該機制只是業界經過友好協商而形成的一個共識性、自律性的文件，並不具備法律上的強制性，因此對批零倒掛現象的改善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工信部再次在牌照商用正式申請通告中提到，“基礎電信企業給予轉售企業的批發價格應該低於基礎電信企業同類業務平均單價（或套餐價格），並鼓勵雙方企業根據市場情況及時對批發價格進行調整”。
制度層面上的規定，能為虛商市場的發展爭取更加有利的環境。如此一來，虛商企業在獲得正式牌照後，便有望從基礎運營商處以更低的批發價格獲取相應的資源，從而降低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正式商用牌照發放之後，虛商企業的發展便不再處於邊緣地帶，而是有了正規的身份，可以更加“光明正大”開展業務。工信部在文件中所提及的規定，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虛商在號碼資源和批發價格上的窘境，為其後續發展創造更加健康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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