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的专有称呼一般不外乎“天子”、“皇帝”两种。天子之称始于周天子，代表着周王是天帝之子，意味着君权神授，解释的是君王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而皇帝这一称谓，应当是秦始皇的首创，他自认为统一天下“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因此合三皇、五帝而为皇帝，也是另一种权利合法性的解释。
但唯独赵宋一朝的皇帝在称谓上显得独树一帜，人人都称他们为“官家”，有时皇帝也自称“官家”。
官家这一称谓，并非宋代独有也不是宋代首创。根据史料记载，至少东汉末年就已有用“官家”来指代朝廷、政府，后来又一度用于泛称位高权重之人。
然而赵宋皇帝为何会将“官家”一词定为自己的专有称谓呢？有学者研究认为，这是赵宋朝廷的皇帝比以往任何朝代的皇帝都更为清醒，对自身处境认识更加客观和理性，因此选择了“官家”这个相对通俗的称谓，来显示皇帝也是人的一个职位，而非一个高不可攀和不可逾越的“神”。
诚如斯言，开国之初政权初创、制度粗疏，内外形势并非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宋太祖赵匡胤可以因陋就简接受“官家”的称谓，但他并非就甘于接受这样的事实，而是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君权的政策，来提高“官家”的权威。
而随着时间的延续，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则有着更高的企图，希望君权从当初的世俗化，重新回到超脱世俗、走向神圣的高度，以此为天下臣民建立向心力，并杜绝一些人对赵宋政权的觊觎之心。
因此，“官家”称谓只会短暂停留在稍显世俗化的位置上，如同“皇帝”称号一样走向神圣化则是必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宋太祖赵匡胤
【一】东汉末年，“官家”作为朝廷、政府的代称（泛称），暂时没有和帝王划上等号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引《魏略》中记载，“渭南之战”前曹操成功策反韩遂的部将阎行，阎行主动提出将父母留在朝廷作为人质，同时劝说韩遂将儿子也遣往朝廷为质。随后马超等人裹挟韩遂反对曹操，曹操用计大破马超、韩遂联军，并将韩遂儿子处斩。
但对于随着韩遂逃亡的阎行，却专门写信敦促其回来，信中有一句半带威胁的话，“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也不能久为人养老也”。大意就是阎行你赶紧回来，不然你老父老母就只有在牢狱之中待着了，而且牢狱也不是给人养老的地方，待不了多久就得处理掉。阎行也很明白，没过多久就躲开韩遂，回到曹操身边了。
东汉末年，荀彧的堂兄荀悦著写《前汉纪》，在《孝文皇帝纪》中对于朝廷赋税政策和地方豪强巧取豪夺进行了深刻的评价，说“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这里的“官家”与“豪强”相对，也是指代西汉朝廷和政府。意思就是西汉朝廷、政府轻徭薄赋的程度，可以媲美上古三代的君王，是十足的仁政。
简言之，汉末“官家”一词的出现，是一种非具体的泛称，用于指代朝廷或政府，暂时没有与帝王划上等号。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在叙述东夷的风俗习惯时，也曾用“官家”来代指当地的部族政权或者是小朝廷，同时也证明“官家”此时并不尊贵。
曹操
【二】两晋至五代时期，“官家”开始与皇帝沾上关系，但还不是皇帝的专用称谓
① 晋武帝司马炎是第一个被称为“官家”的皇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汉末及曹魏政权数十年间的变化，到了晋代“官家”逐渐与皇帝产生了关联。
据《华阳国志.后贤传》，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三年，益州刺史王濬奉命督造战船，打造水军准备襄助羊祜伐吴。伐吴虽然是晋武帝的主张，但此时西晋朝堂上对此全力支持的人并不多。王濬本人也有狐疑，只调来了600兵士参与造船。
见此情景，主簿何攀建言应立即增调兵士，以万人造船几个月就可完成，并用既成事实来堵住那些反对伐吴的悠悠之口，帮助武帝建不世之功。在建言中，何攀就使用了“官家”一词，“官家虽欲伐吴，疑者尚多”。
此处的“官家”如果解释为朝廷，则伐吴应当是朝廷共识，但怀疑者众多显然朝廷并没有共识。如若解释为伐吴暂时只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主张，朝堂之上有诸多怀疑，似乎更为合适。
如此，则晋武帝司马炎可算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称为“官家”的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
② “官家”指代皇帝多次见诸两晋至隋唐的史籍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石赵政权武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因为怨恨父亲宠爱自己的两个兄弟，准备造反时说了一句“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意欲裹挟身边的人跟随。
《晋书》、《资治通鉴》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说石邃是第一个把皇帝称为“官家”的人，后世多采用这一说法。
除此之外，在《宋书》《南齐书》《梁书》中，也有多处关于时人将皇帝称为“官家”的记录。
据《资治通鉴.唐纪》，朱温在篡唐自立之前，挟持唐昭宗迁往东都洛阳，昭宗以皇后刚刚生产不宜远行答复。朱温怀疑昭宗徘徊不定，大发雷霆，马上命令牙将寇彦卿，你赶紧给我去把催促“官家”赶紧过来。《旧唐书.昭宗本纪》也有多处皇后、李昭仪等称昭宗为“官家”的记载。
上述见于史书的“官家”，都不是什么太平时期的天子和帝王，似乎给“官家”这一称谓蒙上了一层愁云。
朱温
③“官家”虽已用于称呼皇帝，却仍然可以用于指代朝廷
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元年（402年），历时三年的孙恩起义被镇压，但余部几千人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在东南沿海继续活动。
由于桓玄忙着在朝中掌控局势，对卢循采取招安笼络的手段，给其授官永嘉太守。但卢循并不满足，此后一度占领广州并一路北上，几乎占领建康。
时人对此多有不满，于是编出歌谣“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借小儿之口讽刺桓玄养虎为患，记载于《晋书.五行志》。此处的“官家”仍然是指代以桓玄为代表的东晋朝廷，是一种泛称。
到了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盐商妇》中，“官家”一词也多次出现，用于指代唐朝廷。“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可见两晋到隋唐代，“官家”作为称谓，既能用来指代皇帝，也能指代皇帝所代表的的朝廷，并不是一个专用称谓。
晋安帝司马德宗
【三】宋承五代，赵匡胤接受“官家”称谓并将其专属化，是因循故事之下试图恢复君权的努力
五代时期，延续前朝习惯，仍然时不时称呼皇帝为“官家”，分别见于《旧五代史.李从敏传》和《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自立为大宋帝国。“官家”这一称谓也被赵匡胤延续下来，并成为历代赵宋天子的专属称谓。
“官家”由一开始的泛称朝廷，发展为臣下和民间对帝王的称呼，并很长一段时期内同时指代帝王和朝廷。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历代帝王的官方认可，因为在北宋以前没有帝王自称“官家”的记载。
同时，“官家”大多数时候都出现在政权动荡、君权不稳的时候，比如东晋、五胡十六国、唐末、五代等，隐隐约约中透露出一种对帝王和君权的贬抑，这表明皇帝的权威受到了贬损。
堪称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但仍然选择了继续“官家”这一称号，并将其发展成为天子、帝王的专属称谓。
但这正是赵匡胤在五代动荡之后所采取的因循权宜之计，
当然，这样的努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需要实力保证和人心归一。而在集中权力的过程中，似乎远不如“杯酒释兵权”那般温和，赵匡胤不得不采取一些江湖草莽式的手段。
宋初，赵匡胤多任命“义社十兄弟”中的亲近者担任节度使，而这些人也似乎没有改掉五代时期的习气，骄横跋扈、散漫不经，对于志在巩固政权的赵匡胤而言，他们是需要解决的障碍。
《野客丛书》曾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赵匡胤召集兄弟们游猎山林，停顿下来喝酒时，突然冒出一句“此处无人，尔辈要做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兄弟们自然吓得赶紧跪下。赵匡胤见此情景，又说你们既然奉我为主，就要有为人臣的样子，恪守臣节、实心任事。
通过这样的江湖方式，赵匡胤敲打不听话的弟兄们，让他们明白现在已经是大宋，而不再是过去的五代十国，不能再想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了。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让我们看到了赵匡胤维护君权的冰山一角而已，而终宋一朝奉行的“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崇文抑武等国策，才是保证“官家”君权在不那么至高无上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江山万世一系。
宋太祖赵匡胤
【四】自宋太宗时开始，“官家”开始寻求神圣化的解释，逐渐成为尊称
渡过太祖朝的制度草创和政权巩固期之后，赵宋王朝迎来新的“官家”宋太宗赵光义，他对于仅仅通过集中权力来提高君权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官家”一词的俗语化含义始终让人难以接受。
赵光义需要对“官家”称谓寻求更为高大上的解释，至少要获得 “皇帝”称谓一样的仪式感，才能满足天下唯我独尊的内心。
为此，赵光义先后向散骑常侍徐铉、礼部侍郎杜镐询问“官家”这个称谓到底有何含义。为什么赵光义要找这两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呢？就要来看看这二人的真实身份了。
徐铉，本是南唐降臣。十岁能文，与韩熙载齐名于江南。南唐时担任过礼部侍郎，是个很有学识的人，喜欢给别人的文章挑刺，并因此得罪人而被诬陷贬谪。跟着李煜投向北宋之后，官至散骑常侍，奉诏参与校对《说文解字》。
杜镐，也是南唐人，比起徐铉来更是厉害人物，史称其“幼好学，博贯经史”。入仕北宋后，从国子监丞最后官至礼部侍郎，曾参与修《太祖实录》《册府元龟》。
首先二人都是学识渊博，还都做了礼部侍郎，对于关乎国家礼仪和形象的“官家”称谓最有解释权。其次，二人都是南唐降臣，说出的话可以认为不阿谀不奉承，能够起到宣传的效果。
果然徐铉和杜镐都给出了让宋太宗很满意的答案，二人在不同的时间说出了同一句话，“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意思就是“官家”实际上就是合三皇五帝功业于一身的尊号，跟秦始皇首创的“皇帝”没有分别。
以徐铉、杜镐二人的身份，将“官家”与三皇五帝联结在一起，就使得“官家”与同样来自三皇五帝的“皇帝”一样，实现从一个缺少意涵的称谓上升到标榜功业和权力来源的尊号的升华，实现神圣化。
宋太宗赵光义
太宗的继承者宋真宗赵恒，在这一场对“官家”称谓神圣化的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效果检验者的角色。在一次与侍读李仲容饮酒的过程中，真宗借着酒劲就问李仲容为什么天子称“官家”，李仲容也是毫不犹豫就拿出和徐铉、杜镐一模一样的答案，“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
可见对于“官家”的神圣化解释是成功的，这种解释已经在北宋士大夫的脑海中形成了思维定式，甚至可以说融入了潜意识之中，张嘴就能答出来。
“官家”在士大夫心目中神圣化，也必然会将神圣化引向天下臣民，以及遥远的异域外邦。熙宁四年（1071年），西域于阗向宋朝廷上表时，就称神宗皇帝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而不是大皇帝。
宋真宗赵恒
结语
“官家”作为一个泛泛而指的代称，历经几百年的变迁，成为帝王的世俗化称谓。经过赵宋王朝对“官家”称谓的接受、专属化和神圣化，与北宋亟需加强的君权互为表里，完成“官家”从称号到尊号的升华，也完成君权自唐末五代衰微削弱之后的回归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