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苦家庭的孩子想要讀書，或如囊螢映雪、鑿壁借光一般，而富裕子弟則既有可能，一面牆的大書櫃，幾十平米的大書房。
學習條件的差異不可避免，有人認為窮困之下，經歷磨難方能成才。有人卻認為，學習者就該有最優環境。民國兩位校長，就曾因為此事發生爭執。
一、秘密動工，教育先行
民國時期，西方教育方式引進不久，大學亦處在初創時期。此時大學裡的學生與教授，幾乎都是那個時代走在前列的人物。
正所謂，教育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不管在何等戰亂時期，人才永遠排在第一位。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對中國已經虎視眈眈，軍方自有人備戰。
而此時，對於教育界來說，最大的問題便是遷校區。1935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預備聯合起來，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趕在北方爆發戰事之前，提前帶領師生南遷。
這一年，三個大學的校長秘密撥款，開始在長沙修建校舍。按照工期，應當會在1938年完工。
只是，誰也不曾料到，1937年戰事便已經爆發。此時有些校舍並未完工，為此，他們不得已臨時租用當地聖經學院的部分校舍，總歸得先離開戰亂之地。
據說，當時清華大學為了加速逃離，在清華園火車站，連夜運走了幾列火車的書籍與器械。
一來，這些書籍與器械是師生上課與研究必需，二來，作為知識分子，清華大學的師生恨不能將全部設備搬走，不給敵人留一點。
二、破爛宿舍，校長相爭
1937年，三個大學的校長在長沙對臨時大學的宿舍進行考察。這一次，他們一看周邊環境，幾塊板子組成的簡單床鋪，確實與之前在北京、天津的原校區無法相比。
於是，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當場表示，這樣的宿舍根本無法居住，在這樣的宿舍里居住，學生完全無法安心學習，又何談做研究、報效祖國。
但是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卻認為，宿舍條件雖然不好，但在當前戰亂情形下，能有一放天地安心學習實屬不易，如果再要求條件也不現實。
何況，正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學校的學生未來都將是國之棟樑。即便是在這種時候，適應一下艱苦環境也並無不可。
誰聊這時候，蔣夢麟卻突然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
張伯苓卻絲毫不肯示弱，直接表態：“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
此二人都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從成長環境來看，均家境良好，不曾受過太多苦。
如果要說不同，那便是張伯苓曾經是清末水師的一員，他曾經親身體會戰敗投降的滋味。也正是因此，他深感國家缺乏人才，才轉而放棄從軍，開始興辦教育。與他相比，蔣夢麟的人生順風順水，幾乎不曾受過挫折，前往美國留學亦頗受導師喜愛。
從這個角度來說，也就不難理解這兩人的爭執了。
三、三路大軍，再度遷校
即便當初蔣夢麟與張伯苓爭論再兇，他們依舊迫於無奈，讓學生住進了宿舍。只不過，這種居住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很快長沙也不再安全，他們必須再次搬遷。
這一次，廣西向三所大學拋出了橄欖枝，但仔細思量之後，他們最終選擇了雲南昆明。
曾經，他們以為長沙已經足夠偏遠與安全，但現實卻狠狠打臉。因此，這次再度遷校，必得成為他們的最後一次。於是，地點最終被定在了雲南昆明，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西南聯合大學。
將整個學校從長沙搬到昆明，並沒有想象中容易。一路上，他們分成三路。
第一路採用步行方式，從長沙繞道香港越南，隨後進入昆明。這條路線雖然長了點，但好在一路上沒有戰亂，相對安全，道路也算不得太崎嶇。陳寅恪，便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員。
第二路採用汽車、火車等方式，從湖南入廣西，繞道越南進入雲南。這條路是三條路線中，最為輕鬆的，步行的時間不長，一路上除了有交通工具，更有廣西政府接待。
因此，走這條路的人，也大多都是稍微富裕之人，馮友蘭、錢穆便在這條路上。
第三條路號稱最苦遷校路，他們一路步行，從湘西進入廣西，再到雲南。一路上山路崎嶇不說，更有土匪威脅。幸好有出生在湘西地帶又有從軍經歷的沈從文，他從中協調，這才使得一路上有驚無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