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全唐詩卷7第27
【背景大略】
本期論詩的主角王績（？-644），官場上雖無足輕重，在唐初文藝界卻多少算個腕兒。風流雅好自是不少——寫詩、喝酒，還要作隱士。如此人物，也有偶像情結。酒興之餘、詩筆之下，從不掩飾他對偶像的崇拜。
【不求甚解】
-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
- 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
《醉後》一詩筆調輕鬆，在王績看來，阮籍、陶潛，都是嗜酒之人，清醒的日子少，喝醉的時候多；人生百年該如何度過，且乘著意興放聲長歌吧。
風騷客，中聖人，這般風流人物，歷史上屈指可數。阮籍、陶潛，也確實是王績的最愛。偶像必然有偶像的光芒，少不了粉絲們津津樂道的行狀：
阮籍，字嗣宗，魏晉風流的代表，竹林七賢的招牌。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此公曾醉飲長達60天，讓意在籠絡名士而上門提親的權臣司馬昭吃了個閉門羹。此公又聽聞步兵校尉的後廚精通釀酒，所藏美酒高達三百斛，即刻請求出任這一閒差，故有“阮步兵”之別稱。文藝方面，阮籍著有《詠懷》82首，可謂隱晦詩的開山鼻祖。
陶潛，也就是陶淵明。其《五柳先生傳》自述“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任彭澤令期間，陶淵明曾命公田全部種黍（釀酒原料），並說“令吾常醉於酒足矣”。組詩《飲酒》20首則是陶淵明的心血結晶，以酒寄意，傾注了他對世界、人生的深思與深情。
偶像的力量是強大的。王績的詩作就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一名後輩真愛粉對偶像的敬仰。如《解六合丞還》“彭澤有田唯種黍，步兵從宦豈論錢”。時而還帶有較勁的意氣，《遊北山賦序》中自誇“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又曾效仿陶淵明作《五斗先生傳》“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而他的第三次出仕，純因貪戀太樂署釀造的美酒，簡直就是向“阮步兵”致敬的模仿秀。
【碎碎念】
然而，王績沒有成為又一個阮籍、又一個陶淵明，不論酒徒還是詩人，王績都錯生了時代。
1、作為酒徒，王績錯生了時代
王績和他的偶像相比，是治世酒徒與亂世酒徒的差別。
Vs阮籍
阮籍生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是司馬氏篡魏奪權進行時：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司馬師殺害夏侯玄，而到了司馬昭當政，更鬧出公然弒君的慘案，魏國小皇帝曹髦橫死於宮闕之下。
為世人矚目的名士，一舉一動之敏感，身處所在之險惡，超乎常人想象。公理何在？良知何在？可阮籍還能怎麼樣呢？激進一步，剛烈一點，竹林七賢另一名流嵇康被殺的悲劇必然重演。為什麼常常爛醉如泥？為什麼會有窮途之哭？263年，司馬昭加九錫(再下一步就是竊國)，竟指定阮籍主筆寫《勸進表》，羞辱性地在逼迫阮籍表態。唯伏案酣醉，作一些無謂的拖延，阮籍終究還是就範。
竹林七賢
司馬氏得國不正，帶著原罪降生的西晉，散發著顛倒黑白的奇葩喜感。大談孝子，吹捧禮法，一提到忠臣就茫然四顧裝聾作啞，彷彿不知道世上還曾有過節操。記得入選中學語文課本李密寫給司馬炎的那篇《陳情表》吧，中間一句“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真是意味深長呵。
阮籍那時，腦門上印著“正義”、臉皮上繡著“禮法”的良臣君子們早已在世間上下躥躂、各顯神通。阮籍只自顧喝他的酒，醉了就臥倒在酒家美豔少婦的身旁，男主人暗暗觀察卻發現並無不軌、非常純潔。君子坦蕩蕩，不動聲色地將“男女授受不親”嘲諷了一番。阮籍醉飲，就是活生生的行為藝術，亮瞎了那些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邪念鬼胎的“正人君子”們的眼睛。
諷刺的是，阮籍贏得了司馬昭的表揚：“天下之至慎者，其為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評論時事、臧貶人物，真可謂至慎乎!”（悶聲不說話就是最好的）。試翻翻《詠懷》82首裡頭的詩句吧，那又是什麼樣的筆觸：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又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Vs陶淵明
阮籍死於263年，不久西晉正式建立，隨後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東晉十六國，才到了晉宋之交的陶淵明。一路下來，局勢之動盪史上少有，權力鬥爭之血腥殘酷可謂登峰造極。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再無所謂禮義廉恥，戲臺上這角兒換得比川劇變臉還快，你未唱罷我即手握殺器闖將上場。龍血玄黃，城頭變幻大王旗。
陶淵明早年先後入桓玄、劉裕幕府擔任職務，二位堪稱梟雄，卻也是實打實的亂臣賊子。寫簡潔些，還是魯迅先生的話總結得精當——陶先生是“亂世看慣了，篡也看慣了”。80多天即辭任彭澤令，陶淵明走完了仕途的最後一站，不為五斗米折腰，與汙濁的官場、黑暗的世道徹底決裂，追尋心目中的桃花源去了。
悠然見南山
飲酒，是陶潛追尋的一種方式。從酒中尋找人性的率真，去對抗這渾世界的偽與惡。比如名篇《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As王績
阮籍也好，陶淵明也好，個體與世道，善與惡，黑與白，放置在亂世這一大背景下，線條粗糲、稜角分明，賁張的對比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拉伸，飲酒不再只是飲酒，而是鬥士形象的傲然展示，而是抗爭意味的強烈表達。王績的名句“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放在二位身上，反倒顯得合適，毫無違和感。
而王績呢？像是黑色幽默，作為酒徒，他不幸成活在了治世。生是隋時人，死是大唐鬼，大半輩子沐浴在唐太宗貞觀治世的陽光下。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盛世如你所願，有必要縱酒昏飲、賣什麼傻嗎？還何忍獨醒、裝哪門子的清高啊？
可如果我們耐心一點，將鏡頭稍稍拉近，聚焦個體來考察——隋亡唐興，王績親歷過江山換代的動盪風雲。同室操戈，玄武門之變又影響到了多少人的生命軌跡。王績三仕三隱，怕也有未為外人道的苦衷吧？他縱酒傲世，怕不只是天性使然吧？治也好，亂也好，總存在著個體的不幸。王績飲酒，又何嘗不是個體意識的表達、真我性情的流露呢？
還是讓成功學定律簡單粗暴地終結一切——歷史只配由勝利者書寫。人們高唱著李世民的頌歌，享受著貞觀之治的恩澤，豈可能去搭理一個小小王績的醉人醉語，去聆聽一位卑微個體的幸與不幸。治世酒徒，本不存在抗爭的對象，亦不具備追捧的價值。
2、作為詩人，王績還是錯生了時代
王績，生得太早了一點——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以整個唐朝為尺度來考量，唐初30年的詩歌，確是如此幼稚。人們索性從初唐四傑說起，從陳子昂重振風骨說起。武德、貞觀這30年，權當是南朝齊梁的附庸，彷彿本就不屬於大唐。
彼時的詩壇實在無趣，由天子、將相、一幫宮廷學士主宰。唐太宗本人就是宮廷風的倡導者兼效仿者。這類詩歌，絞盡腦汁，似乎也只有虞世南的《蟬》可堪掛齒。至於王績，身份上就與所謂的廟堂正宗存在隔閡，其“題歌賦詩，以會意為功”的創作理念更顯得格格不入，註定不是官方認證的流量巨星。文壇鬥士聞一多就猛烈開炮：“假如他(指唐太宗)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檯面的，是崔信明、王績、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白藥一流人了。”
為時代所拖累。縱是美玉，出落於絕少人問津的詩國荒漠處，難免湮沒無聞。山水田園題材上的建樹就一度被忽視，人們總習慣在欣賞完謝靈運、陶淵明之後跳接盛唐的王維和孟浩然；筆下那些若頑若愚、似矯似激的飲酒小詩，算得上中華詩酒文化的妙趣，卻也鮮有被後世醉中人所引述。格律的突破，隱逸主題的表達、新穎體式的嘗試，都沒有為詩人增添更多的聲價。真論藝術價值，王績的詩作，不比他那極具偶像氣質的侄孫王勃遜色太多吧。明代大學問家楊慎指出：“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
個人也是頂著壓力、不遺餘力，連著多期固執地介紹著這位唐初獨特的詩人，可頭條發文章還是連“王績”這一關鍵字標籤都打不上。。。錯生了時代的詩人，與偶像無緣。
寫詩，喝酒，王績沒成為偶像，可他也不求成為偶像。正如他為自己改的名字一樣，“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自適，這一老莊哲學的重要概念，就是王無功一生最恰當的總結吧——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有意無意，終是留下了痕跡，行事被記入兩唐書《隱逸列傳》，作品被《全唐詩》收錄了近40首，更不消說五卷本詩文集於後世重見天日，還有敦煌殘卷的再發現。
千百年後，也總仍有那麼些自適其適的無聊之人，翻翻王績的篇章，覽覽酒徒的行跡，似懂非懂，莞爾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