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全唐诗卷7第27
【背景大略】
本期论诗的主角王绩（？-644），官场上虽无足轻重，在唐初文艺界却多少算个腕儿。风流雅好自是不少——写诗、喝酒，还要作隐士。如此人物，也有偶像情结。酒兴之余、诗笔之下，从不掩饰他对偶像的崇拜。
【不求甚解】
-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醉后》一诗笔调轻松，在王绩看来，阮籍、陶潜，都是嗜酒之人，清醒的日子少，喝醉的时候多；人生百年该如何度过，且乘着意兴放声长歌吧。
风骚客，中圣人，这般风流人物，历史上屈指可数。阮籍、陶潜，也确实是王绩的最爱。偶像必然有偶像的光芒，少不了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行状：
阮籍，字嗣宗，魏晋风流的代表，竹林七贤的招牌。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遂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此公曾醉饮长达60天，让意在笼络名士而上门提亲的权臣司马昭吃了个闭门羹。此公又听闻步兵校尉的后厨精通酿酒，所藏美酒高达三百斛，即刻请求出任这一闲差，故有“阮步兵”之别称。文艺方面，阮籍著有《咏怀》82首，可谓隐晦诗的开山鼻祖。
陶潜，也就是陶渊明。其《五柳先生传》自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任彭泽令期间，陶渊明曾命公田全部种黍（酿酒原料），并说“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组诗《饮酒》20首则是陶渊明的心血结晶，以酒寄意，倾注了他对世界、人生的深思与深情。
偶像的力量是强大的。王绩的诗作就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名后辈真爱粉对偶像的敬仰。如《解六合丞还》“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时而还带有较劲的意气，《游北山赋序》中自夸“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又曾效仿陶渊明作《五斗先生传》“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而他的第三次出仕，纯因贪恋太乐署酿造的美酒，简直就是向“阮步兵”致敬的模仿秀。
【碎碎念】
然而，王绩没有成为又一个阮籍、又一个陶渊明，不论酒徒还是诗人，王绩都错生了时代。
1、作为酒徒，王绩错生了时代
王绩和他的偶像相比，是治世酒徒与乱世酒徒的差别。
Vs阮籍
阮籍生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是司马氏篡魏夺权进行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司马师杀害夏侯玄，而到了司马昭当政，更闹出公然弑君的惨案，魏国小皇帝曹髦横死于宫阙之下。
为世人瞩目的名士，一举一动之敏感，身处所在之险恶，超乎常人想象。公理何在？良知何在？可阮籍还能怎么样呢？激进一步，刚烈一点，竹林七贤另一名流嵇康被杀的悲剧必然重演。为什么常常烂醉如泥？为什么会有穷途之哭？263年，司马昭加九锡(再下一步就是窃国)，竟指定阮籍主笔写《劝进表》，羞辱性地在逼迫阮籍表态。唯伏案酣醉，作一些无谓的拖延，阮籍终究还是就范。
竹林七贤
司马氏得国不正，带着原罪降生的西晋，散发着颠倒黑白的奇葩喜感。大谈孝子，吹捧礼法，一提到忠臣就茫然四顾装聋作哑，仿佛不知道世上还曾有过节操。记得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李密写给司马炎的那篇《陈情表》吧，中间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真是意味深长呵。
阮籍那时，脑门上印着“正义”、脸皮上绣着“礼法”的良臣君子们早已在世间上下蹿跶、各显神通。阮籍只自顾喝他的酒，醉了就卧倒在酒家美艳少妇的身旁，男主人暗暗观察却发现并无不轨、非常纯洁。君子坦荡荡，不动声色地将“男女授受不亲”嘲讽了一番。阮籍醉饮，就是活生生的行为艺术，亮瞎了那些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邪念鬼胎的“正人君子”们的眼睛。
讽刺的是，阮籍赢得了司马昭的表扬：“天下之至慎者，其为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评论时事、臧贬人物，真可谓至慎乎!”（闷声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试翻翻《咏怀》82首里头的诗句吧，那又是什么样的笔触：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又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Vs陶渊明
阮籍死于263年，不久西晋正式建立，随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才到了晋宋之交的陶渊明。一路下来，局势之动荡史上少有，权力斗争之血腥残酷可谓登峰造极。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再无所谓礼义廉耻，戏台上这角儿换得比川剧变脸还快，你未唱罢我即手握杀器闯将上场。龙血玄黄，城头变幻大王旗。
陶渊明早年先后入桓玄、刘裕幕府担任职务，二位堪称枭雄，却也是实打实的乱臣贼子。写简洁些，还是鲁迅先生的话总结得精当——陶先生是“乱世看惯了，篡也看惯了”。80多天即辞任彭泽令，陶渊明走完了仕途的最后一站，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污浊的官场、黑暗的世道彻底决裂，追寻心目中的桃花源去了。
悠然见南山
饮酒，是陶潜追寻的一种方式。从酒中寻找人性的率真，去对抗这浑世界的伪与恶。比如名篇《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As王绩
阮籍也好，陶渊明也好，个体与世道，善与恶，黑与白，放置在乱世这一大背景下，线条粗粝、棱角分明，贲张的对比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拉伸，饮酒不再只是饮酒，而是斗士形象的傲然展示，而是抗争意味的强烈表达。王绩的名句“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放在二位身上，反倒显得合适，毫无违和感。
而王绩呢？像是黑色幽默，作为酒徒，他不幸成活在了治世。生是隋时人，死是大唐鬼，大半辈子沐浴在唐太宗贞观治世的阳光下。曰，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又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盛世如你所愿，有必要纵酒昏饮、卖什么傻吗？还何忍独醒、装哪门子的清高啊？
可如果我们耐心一点，将镜头稍稍拉近，聚焦个体来考察——隋亡唐兴，王绩亲历过江山换代的动荡风云。同室操戈，玄武门之变又影响到了多少人的生命轨迹。王绩三仕三隐，怕也有未为外人道的苦衷吧？他纵酒傲世，怕不只是天性使然吧？治也好，乱也好，总存在着个体的不幸。王绩饮酒，又何尝不是个体意识的表达、真我性情的流露呢？
还是让成功学定律简单粗暴地终结一切——历史只配由胜利者书写。人们高唱着李世民的颂歌，享受着贞观之治的恩泽，岂可能去搭理一个小小王绩的醉人醉语，去聆听一位卑微个体的幸与不幸。治世酒徒，本不存在抗争的对象，亦不具备追捧的价值。
2、作为诗人，王绩还是错生了时代
王绩，生得太早了一点——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以整个唐朝为尺度来考量，唐初30年的诗歌，确是如此幼稚。人们索性从初唐四杰说起，从陈子昂重振风骨说起。武德、贞观这30年，权当是南朝齐梁的附庸，仿佛本就不属于大唐。
彼时的诗坛实在无趣，由天子、将相、一帮宫廷学士主宰。唐太宗本人就是宫廷风的倡导者兼效仿者。这类诗歌，绞尽脑汁，似乎也只有虞世南的《蝉》可堪挂齿。至于王绩，身份上就与所谓的庙堂正宗存在隔阂，其“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的创作理念更显得格格不入，注定不是官方认证的流量巨星。文坛斗士闻一多就猛烈开炮：“假如他(指唐太宗)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白药一流人了。”
为时代所拖累。纵是美玉，出落于绝少人问津的诗国荒漠处，难免湮没无闻。山水田园题材上的建树就一度被忽视，人们总习惯在欣赏完谢灵运、陶渊明之后跳接盛唐的王维和孟浩然；笔下那些若顽若愚、似矫似激的饮酒小诗，算得上中华诗酒文化的妙趣，却也鲜有被后世醉中人所引述。格律的突破，隐逸主题的表达、新颖体式的尝试，都没有为诗人增添更多的声价。真论艺术价值，王绩的诗作，不比他那极具偶像气质的侄孙王勃逊色太多吧。明代大学问家杨慎指出：“王无功，隋人入唐，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
个人也是顶着压力、不遗余力，连着多期固执地介绍着这位唐初独特的诗人，可头条发文章还是连“王绩”这一关键字标签都打不上。。。错生了时代的诗人，与偶像无缘。
写诗，喝酒，王绩没成为偶像，可他也不求成为偶像。正如他为自己改的名字一样，“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自适，这一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就是王无功一生最恰当的总结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有意无意，终是留下了痕迹，行事被记入两唐书《隐逸列传》，作品被《全唐诗》收录了近40首，更不消说五卷本诗文集于后世重见天日，还有敦煌残卷的再发现。
千百年后，也总仍有那么些自适其适的无聊之人，翻翻王绩的篇章，览览酒徒的行迹，似懂非懂，莞尔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