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約2400字，讀完約6分鐘
“
這次由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準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經濟系統之外的衝擊”和“金融市場之外的恐慌”。對於如何救助這樣一場由疫情全球蔓延所引發的“準經濟危機”問題，應該說，人類社會並不具有十分現成和成熟的經驗。對於類似於這次由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發的“準經濟危機”救助的理論指導選擇，我們也許更加需要的是延續企業和家庭生命，“劫後餘生”的“救助理論”，而不是“喜新厭舊”、“推倒重來”的“刺激理論”。
對於類似於這次由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發的“準經濟危機”救助的理論指導選擇，我們也許更加需要的是延續企業和家庭生命，“劫後餘生”的“救助理論”，而不是“喜新厭舊”、“推倒重來”的“刺激理論”。如何構建準經濟危機下的“全新救助理論”由此構成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向學術界和政策界提出的新的現實需求和理論挑戰。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鄭志剛，文章來源於“FT中文網”。
”
就像很多讀者已經意識到的那樣，這次由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準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經濟系統之外的衝擊”和“金融市場之外的恐慌”。它既不同於2008年由於家庭債務違約導致的全球金融風暴，也不同於1929年由於企業債務違約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而我們這裡之所以把其稱為“準經濟危機”，是由於儘管蔓延全球的疫情對市場需求構成的短期衝擊如此劇烈，確實具備了演化為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但最終能否轉變為真正的經濟危機，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這一外生因素。
對於如何救助這樣一場由疫情全球蔓延所引發的“準經濟危機”問題，應該說，人類社會並不具有十分現成和成熟的經驗。例如，在人類歷史上，雖然在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與今天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具有一定程度的類似性，但當時並未出現指導經濟危機救助的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構建以及相關政策實踐；而在應對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應運而生的凱恩斯主義成為救助經濟危機的主流理論後，人類社會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爆發類似於1918年那樣蔓延全球的西班牙流感。
那麼，對於這次由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準經濟危機”，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做出合理的救助策略選擇呢？
首先，在圍繞這次疫情全球蔓延引發的“準經濟危機”的病灶判斷上，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它不是由於經濟基本面和金融體系本身出了問題，而是由“經濟系統之外的因素”和“金融市場之外的恐慌”導致的“一次性衝擊”。因此，在救助對象的選擇上，我們不應該簡單拋棄自身並沒有出現太多問題的構成原有經濟體系的傳統產業和企業，“推倒重來”，而是在新基建等新的投資方向上“另起爐灶”，大動干戈。
其次，在圍繞這次疫情全球蔓延引發的“準經濟危機”的救助策略選擇上，我們要特別注意新基建投入增加對幫助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企業擺脫困境的救助資金投入的“擠出效應”。
在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都出現了大幅下滑。面對捉襟見肘的財政支出預算，我們不得不通過擴大赤字比例，發行特別債券等方式籌集疫情控制和疫後經濟重建的資金。在有限的資金投入中，如果我們把更多的資金投入新基建，無疑將“擠出”原本可能用於救助困境中的企業和家庭的資金。而一方面，拉動經濟作用有限的新基建不僅投入回報是否實現仍存在不確定性，而且即使實現也需要經歷未來很長的週期；另一方面，對於在疫情中受困的企業的倒閉和家庭的返貧，生活無以為繼則是迫在眉睫的事。換句話說，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衝擊，我們現在究竟應該是選擇通過新基建投入，“錦上添花”，還是選擇通過救助那些受困的家庭和企業，“雪中送炭”？在一定程度上，在圍繞疫情引發的“準經濟危機”的救助策略選擇上，政策重點應該在哪裡其實不言而喻。
第三，在圍繞這次“準經濟危機”相關救助政策的具體實施環節，我們還需要思考相關政策制定如何在實踐中做到效率和公平之間很好的平衡。 例如，在民資對新基建投入積極性很高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需要一味強調增加公共財政預算對新基建的投入？是類似於2008年救助全球金融風暴“四萬億計劃”，以國家財政投入為主導，以國有企業為主力的救助方案落實，還是通過降低進入門檻，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管制領域，遵循“競爭中性”原則的救助方案實施更加有效？我們應該是普惠地發放消費券呢，還是通過財政補貼鼓勵銀行向困難家庭提供低息，甚至無息貸款，通過貸款選擇揭示家庭對救助的真實需求，可以更加精準地實施救助？在幫助受疫情衝擊度過難關的家庭和企業的各種實施方案中，哪種救助方案的實施成本更低，在現實中更加可行，同時更加公平？我們看到，圍繞“準經濟危機”救助政策如何具體實施，仍然有大量值得社會各界開展廣泛討論，並逐步形成共識的問題。
第四，在這次“準經濟危機”救助理論指導的選擇上，也許我們並不應該簡單遵循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此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增長，而應該是通過精準扶持，幫助那些受疫情影響而處於困難的家庭和企業渡過難關，“劫後餘生”。
我們注意到，當一些國家在救助“準經濟危機”過程中，央行降準降息，增加流動性時，政府加大財政投入，用於補貼困境中的家庭和企業時，一些深受凱恩斯主義範式薰陶和影響的經濟學家本能地認為，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開始了。需要提醒讀者和這些經濟學家注意的是，也許我們應該將那些通過加大基建的財政投入等刺激經濟政策，與那些通過降低融資成本，增加困難家庭和企業補貼的救助政策區分開來。
對於類似於這次由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發的“準經濟危機”救助的理論指導選擇，我們也許更加需要的是延續企業和家庭生命，“劫後餘生”的“救助理論”，而不是“喜新厭舊”、“推倒重來”的“刺激理論”。如何構建準經濟危機下的“全新救助理論”由此構成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向學術界和政策界提出的新的現實需求和理論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