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漁洋像
王漁洋：高歌一樽酒，獨釣一江秋
王漁洋本名王士禛，後來因避雍正“禛”的諱，所以改為王士禎，他的這個名字很容易同前朝的 “後七子”之一，也是被認定為《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貞混為一談，所以，還是用王士禎的號“漁洋”來稱呼為好，這樣方不得混淆。
王漁洋的名頭自來響亮，只要是讀過幾本書之人，大多知道其名，但他究竟的成就何在，名何以來，其實，如我這般一頭霧水之人，當不在少數。
錢謙益一直是執明末至清初詩壇牛耳，後來更因為他的如夫人柳如是的傳奇，而被後人所熟知，自他過世後，清初詩壇就是這王漁洋為盟主了，但是，現在極少有人能背出他的一首詩或看過他哪篇文，這個卻也是怪事了。
其實也不奇怪，歷來詩為唐，詞為宋，後世再牛的詩人，名頭再大，俱為陪襯，偶有幾位因政治需要奉將出來應景之人，也僅是隻言片語而已，可以說，自宋以後，無論詩壇還詞林，都一片地寂寞，寫作者不少，可惜精品再多，識得之人也是寥寥。
王漁洋，名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即今淄博桓臺人，順治年進士出身，初授揚州推官，後轉翰林，受康熙賞識，一路升遷，官至刑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後以“瞻循”罪被革職歸裡，年78歲卒，諡號“文簡”。
王士禎以詩文為一代宗師，其詩標舉神韻，清新俊逸，又因提倡“神韻說”而蜚聲詩壇，其散文及詞也很出色；各體兼長，尤工七律，在當時與大名士朱彝尊齊名，時稱“朱王”。
在桓臺縣，有一座建於明萬曆年間的牌坊，歷四百年依然屹立如新，上有大書法家董其昌所寫“四世宮保”四個大字，這是明朝皇帝為嘉獎桓臺王氏家族，連續四代俱官至太子太保之高位而頒旨敕建。
我是不知其他地方是否有這樣的牌坊，或歷史上是否有這樣四代顯赫身世的家族，如果不是我孤陋寡聞的話，這是中國唯一的一個科甲蟬聯，簪纓不絕的大官僚世家。
即使那三國時的袁紹袁本初，不過也只能頂著“四世三公”之名，而這王家可是“四世四公”吶；當時所謂“海內族姓之貴者，莫最於王氏”，而王漁洋正是出身在這樣一個浸透著書香的顯赫家族中。
在這樣的家族中，那文采定是了得，他是六歲入學，八歲能詩，十五歲就有詩文集出版，這也是家底厚，有這實力，不過也能看出他很早就顯示出的不同凡響之處。
在接下來的科舉之路上，他一路勢如破竹，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繼而衝擊鄉試，會試也都榜上有名，這時的他，志得意滿，大有功名於我如探囊取物一般。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這是他在考進士前於濟南時，召集諸多名士於大明湖舉辦“秋柳詩社”時所作，“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千餘株，披拂水際，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首。”
這四首詩聲韻悲涼，且同吟誦地大明湖相契，借秋柳的衰色為觸機，若明若暗又似是而非的借景寓情，如訴大明覆亡之輓歌，遂立即引起眾多遺民詩人的共鳴。
四首詩一出，當時“和者數百人”，四方傳誦，“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讀之良然”，這也使得王漁洋的詩名遠播，大江南北和者益眾，是他成為詩壇盟主的序曲。
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沒有立即去參加殿試，三年後方又去補考方登進士第，年方24歲。
在兵部觀政一年後，便去揚州當了推官，相當於地方審計局長和法院院長了吧，清時中進士後授推官之人多多，但一般都是些小地方，而王士禎卻是去了這全國第一富的揚州，那可是朝廷格外地看重他了。
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杆九曲紅，
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
文章江左，煙月揚州，據他自己記載，他在任上的五年中，“完成欽部案八十三件”，除出色地完成本職工作外，他自己攬的分外之事當然就無數了，比如對那失修已久的紅橋，他發起眾人捐資進行修葺，使其成為揚州著名的景點，而上面的這首詩，正是他在完工後，和同道們一起賞玩時所作。
王漁洋在揚州的政績是很不錯的，他是主刑獄，因寬嚴適當，所判合律體人，事主認罪鹹服，族無株連之苦，遂僚屬驚歎，士庶稱絕。
他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官聲很好，而且他還在公事之餘，經常召集名士們聚會，詩歌唱和，為一時之盛，對推動揚州的文學創作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大才子吳偉業就讚賞道：“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
“綠楊城郭是揚州”， 他官揚州五年，興會無窮，賦詩上千首，頗得前輩名公的青睞，正是他在揚州這五年時間中，確立了他在清初詩壇的地位，並且因其業績驕人而入京為官，這時的他可謂是名動天下，連康熙帝都不禁贊其為“博學善詩文”。
有皇帝的賞識，想不升官都沒辦法，於是，在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見後，隨即傳諭“王士禛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隨即轉侍讀，併入值南書房；成為有清以來由部曹改詞臣的第一人。
接下來，禮部主事、國子監祭酒，左都御史，他一路地升遷，最後是一直做到了刑部尚書的高官，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無論在哪個部門為官，都嚴於律己，從不受贈饋；書載，“為戶部侍郎七年，屏絕貨賄，不名一錢”。
他一生無降級罷官之事，這官做得可謂是順風順水，但在年逾古稀之時厄運來襲，因一樁很普通的案件，被指有徇顧私情之舉，遂被革職回鄉，遭遇到一生中的滑鐵盧。
王漁洋自己最終是被罷官還鄉，但這所謂“瞻循”之罪實在是牽強，他歷律官數十年，這進退之事拿捏得最是穩當，如何會在一個普通案件上翻船，這真讓人有點匪夷所思。
其實，這裡面是大有名堂，康熙帝活得夠久，皇子有幾十個，其立嗣之事亦千轉百廻，加上大清朝並不是嚴格實行嫡長子繼承製，所以，諸子爭位，表面上親密和諧，背地裡卻暗流湧動，殺機四伏。
胤礽是最早被立為太子之人，然後來是幾經廢立，最終是無緣大寶，而他亦是個詩詞發燒友，同王漁洋自然交好，他們經常在一起歡聚，詩酒唱和，此事被康熙得知，被認為是犯了臣子的大忌，便借題發揮，找了個藉口將其罷黜，以此來警示其他臣子，不得同皇子們結黨。
對康熙的所作所為，王漁洋是心知肚明，他倒也看得開，“以微罪被貶，於願足矣”，他隨身唯“圖書數麓，萬首詩”，行裝簡陋，兩袖清風地踏上了返鄉之路。
罷官後的他獲得了難得的輕鬆時光，“東山清風來，西澗涼雨度”在故鄉七年中，他盡享故鄉的大好山水，這對於長期身陷京城的他是又是一番天地，他的很多散文，都是在家鄉的湖光山色中寫就的。
另一方面，他潛心整理自己的著述，即使他後來重病在床時，依然編輯不輟，口授給兒子，無一日懈怠，直至生命的火焰燃燼最後一點火星，就這樣，他為後世留下了豐厚的歷史和文化遺產。
被罷官的六年後，這康熙突然有一天想起了他，特詔其復官，但是，此時的王士禎已近耄耋之年，實在是無法承旨，果然，第二年便去世了。
王漁洋為官數十年，正氣清廉，潔已愛民；從政之餘勤於著述，一生著作等身，康熙曾親自將他的詩精選成集，定名為《御覽集》以供自己隨時翻閱，這更是將王漁洋視為引領當朝文學的風向，所以，他是有清一朝少見的文壇領袖兼政治家。
王氏家族之所以歷朝顯赫，是與其家教和歷代傳下的家風密切相關，王漁洋自是如此，他對子女的家教極嚴，在這方面，他寫有《手鏡錄》一冊，是為訓戒後代的精典名作。
當時是他兒子被朝廷授官為政，王漁洋特作此集相贈，傳之以“清、慎、勤”之準則，期其座右以銘，唯時不忘，所以，他的後人也承襲家風，處家居鄉便謹言慎行，在外做官則潔己愛民，所以，王家極少遇到激風惡浪，歷代均平穩立世。
著名文學和史學家趙翼在論康熙朝詩人時曾雲：“其名位聲望為一時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王漁洋的詩沖淡清遠，韻味勝人，留傳後世的詩作有四千餘首，其詩論獨樹“神韻”說，亦是開一代詩派的宗匠。
他並不只有詩，他對當時異軍突起的小說也是相當地重視，比如那寫有《聊齋志異》的蒲松齡，就受到過他的讚賞和提攜，也正是由於他“加評騭而還之”，使得《聊齋》當時便在民間流傳甚廣，只是可惜那蒲松齡考了一輩子都是白衣之身，所以自是無緣於官場。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這是他寫給蒲松齡的贈詩，他對於地位天差地別，一介窮秀才的書稿上，大書“王阮亭鑑定”幾個大字，當然，這其中也有提攜同鄉之意，但卻是收到了奇效。
連文壇領袖都首肯了，於是，各書坊競相刊印，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推介，這“中國第一短篇”的命運，還真難預料了。
在王士禎的文集中，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的文學和文藝體裁，比如書畫，收藏，戲曲，史論等等，更難能可貴的是，對一些當時正統文人不屑一顧的民歌和通俗文藝，他也給與了極大的關注，所以，王士禎在當時文壇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他當得起文壇領袖的稱號。
不過，王士禎的成就主要還是體現在詩歌上，《四庫全書》讚譽為：“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
作為一位當時宗師級的人物，現在應該是沒人能熟悉他的一首詩，至少作為普通詩詞愛好者是這樣，除了明清詩不太受人重視外，肯定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覺得還是袁枚說得好，他說王士禎的詩“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
這其實就是說，他的詩太正統了，在長期儒家文化的浸潤之下，再加上後來為官為政，在朝堂上呆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儘管一直強調神韻，卻總是中板著一付面孔的良家婦人，當然也就不招人喜歡了。
袁枚是講究“性靈說”，主張我手寫我心，心不與形役，所以他是很看不起王士禎，認為其天性如此，可謂不可救藥，王士禎 “良家婦女”式的詩，如果“然稍放縱，不加檢點，便蓬頭垢面，風姿全無。”
這袁枚說話也夠損，不過卻如我們平常說的“話糙理不糙”，他這評價正是王士禎詩歌的缺憾，也就是說，缺少靈性，給人有一種距離感，所以，現在陷於這般尷尬的境地，也就可以理解了。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
十日雨絲風片裡，濃春豔景似殘秋。
這是他《秦淮雜詩》中的一首，讀他的詩吧，總有一種老氣橫秋的遺民之況味，此詩明顯是沿用湯顯祖《牡丹亭•遊園驚夢》中“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炯波商船”的意境，說的是以樂景抒哀情。
全詩美則美已，但將“濃春”引向了“殘秋”，讀來總有些讓人壓抑的感覺，讀之滿紙蒼涼，真有些令人“腸斷”；也許正因為是這樣的情愫，贏得了故國耆老們的讚賞，也是袁大才子說他少靈性的由來吧。
然而，他的詩也並不是都是這樣濃郁，他也有一些被前人譽為“清新俊逸”的作品，比如這首《真州絕句》。
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疏；
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
這首詩讀來就很清新可人，一派地閒適安寧，滿滿的恬淡愉悅之感，目之所見，信手拈來，可以說是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最妥帖的展現，故而後人評價說：“四句色色俱精，一氣呵成，如天造地設，所謂運斤成風，欲求斧鑿之痕，了不可得。”
儘管後人對他的詩作評價是見仁見智，對他的批評歷朝亦不絕於耳，且不說前朝的袁枚，即使本朝的國學大師錢鍾書就很不待見他，他說：“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所以譏他為“一鱗半爪，不是真龍”。
但他作為一位清初之際的大名士，為政時能做到政績卓著，正身廟堂，民眾景仰；為民時能做到廉潔奉公，詩書傳家，澤被鄉里；為詩時能鳴響海內，開宗立派，領袖文壇，這樣的人格魅力，觀歷朝歷代，能有幾人？
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成於詩歌亦敗於詩歌，他因詩歌而聞名，以詩歌上達天庭，以詩歌鋪就了一條為官的坦途，但，最後卻因詩歌被冠以莫須有之罪而罷黜回鄉，我想，當王漁洋在回鄉顛簸的車上，回顧自己這一生時，也許是仰天一聲嘆！
他的一生都獻給了詩歌，要我看，他就不應該從政為官，好好地在鄉在野，寫詩娛情，也許人生也會綻放出另一番別樣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