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觀點整理自張明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0年4月）上的發言。
我簡單分享兩個方面的看法。第一，怎麼看待當前疫情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衝擊。第二，怎麼看待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
我認為，對全球經濟不要過於樂觀。儘管當前全球金融市場若干指標顯示金融市場的動盪在減退，但是現在來看疫情的演進還具有不確定性。儘管大多數重災國新增的確診人數在下降，但全球疫情的拐點尚未到來。疫情會不會蔓延到非洲、印度、印尼等公共衛生條件較差的國家？疫情會不會跨年，會不會具有長期性？還不能確定。
疫情的衝擊包括以下四個層次：
一是金融動盪。金融動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即3月9日到18日的流動性危機，當時股票、國債、黃金、原油齊跌，後來美聯儲實施了超常擴張的貨幣政策之後，流動性危機結束，避險資產和風險資產價格開始回升。但從歷史經驗來看，現在就判斷美國股市已經跌到底部，還為時尚早。 2000年和2008年兩次美國股市熊市的下行時間，分別是兩年半和一年半，而這次下行期才兩個月，前兩次的下行幅度都超過了50%，這次才20%多。
二是實體經濟。從今年二季度來看，全球經濟都會有比較大幅度的負增長。
三是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影響分兩個方面：1、當前新興市場遭遇的資本外流超過1000億美元，相當於他們GDP的0.4%，這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資本外流，可能會有一些經濟金融基本面比較脆弱的國家出現問題。2、全球實體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在出口方面嚴重依賴於全球需求的國家可能出現問題。目前來看，阿根廷、土耳其、南非、馬來西亞、巴西、俄羅斯等經濟體未來爆發危機的概率較高。
四是中長期來看，全球摩擦可能會加劇。全球經濟增長如果長期低迷的話，全球摩擦可能會上升。今年美國大選特朗普會不會連任？中美經貿摩擦會不會加劇？中東變局未來會如何演化，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中國經濟要警惕以下問題：
第一，經濟增長率顯著下行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抬頭。 比如地方債問題、房地產問題、影子銀行問題、中小金融機構問題等。很多中小企業發行的高收益信用債、中資美元債會不會出現問題，目前來看概率在上升。
第二，今年就業壓力不容低估。之前中央強調“六穩”，近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保”，“六穩”和“六保”的唯一交集就是就業，因為今年總體就業壓力很大。
第三，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的低效率問題。這也是2008年刺激政策暴露出的軟肋。此次應對疫情的供給側衝擊，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財政政策又應該以直接補貼中小企業和家庭為主，以基建為輔。
第四，應該高度重視中國外部環境惡化的風險。從二季度開始，我國的外需可能會顯著萎縮。中國出口行業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的。除此之外，這次疫情結束之後，中國面臨的外部輿論環境、經貿環境與地緣政治環境會不會顯著惡化，也應該提前防範。
我預計二季度GDP增長率大概是2%，三季度是6%，四季度在7%左右。如果這樣的話，今年全年GDP增長率在2-3%左右。如果要設置增長目標的話，我認為2-3%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是一個更為現實的目標。
昨天中央政治局會議有兩個新特點：一是不再強調高增長率，不再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定要GDP翻番，而是更為注重減貧方面的成就。二是“六保”的提出凸顯了中國政府在非常時期的底線思維。
為什麼保增長很有必要呢？我非常同意剛才劉元春老師的發言，其實“六保”和經濟增速之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沒有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速，“六保”很難實現，特別是保就業。
為什麼2020年中國政府仍然有必要設置一個增長目標呢？
一是經濟方面來看。首先，就業和GDP增長是高度相關的，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增長率，保就業就無從談起。政府不可能無限制給居民發失業救濟。其次，金融風險和GDP增長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如果GDP沒有正增長，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會急劇上揚。再次，適當經濟增長可以讓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變得更加可持續。大家可以設想，在零增長和2-3%正增長的兩種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政策空間和貨幣政策空間哪個更大呢？如果未來這一輪全球衰退會持續很長時間，也不可能一直用逆週期的政策來救助。特別對於中國這樣的經濟體來講，我們的逆週期政策長期實施下去，風險會更高。
二是體制方面來看。各地政府長期以來都是以增長目標作為指揮棒，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工作都是以適當的增長率為基礎。現在如果取消增長率目標，而轉向“六保”目標，地方政府績效難以考核，效率會降低。因為，“六保”是六個指標，其中很多都是難以量化的指標，所以，很多地方官員可能會無所適從。
三是目標制定可以有彈性。增長目標可以有爭議，比如前面我提的是3%，但可以是2-3%。同時可以分不同情景進行考慮和調整，比如劉世錦主任最近提出的相對增長率概念。此外，最終衡量官員績效的時候不能過於刻板，應該留有餘地。在2020年，更應該把增長目標視為一個引導資源配置、部門協調的願景。
我個人認為，在應對疫情衝擊方面，今年中國政府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三點：
一是“容忍”，即容忍經濟增速明顯下滑。不要為了保一個不切實際的高增速，動用過大力度的逆週期宏觀政策，最後埋下很多中長期的風險。
二是“兜底”，即要做好兜底工作。一方面，通過“六保”兜底實體經濟。另一個方面，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要注意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在過去經濟增速達到6%的時候，很多金融風險是可控的，但是隨著增速從6%滑到3%甚至更低水平，很多金融風險就可能浮出水面，比如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影子銀行問題、未來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問題等。所以，兜底應該圍繞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六保”兜實體經濟，二是在經濟增速明顯下行的前提下，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
三是“改革”，即加快結構性改革。中國的重大結構性改革差不多每十年一次，且結構性改革通常都是由危機來驅動的。比如1998年前後的系列改革，其實與國有企業的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密切相關。在本次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如果我們容忍經濟增長率適度下滑，能夠兜住實體和金融的“底”，就可以藉此來加快結構性改革。四月份中央出臺了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這個文件非常重要，意味著未來要素價格市場化與自由流動可能成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如果我們允許要素市場化自由流動的話，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重心可能就是新一輪區域一體化。都市圈建設、城市群建設在未來可能會成為最重要的改革發展方向。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武漢-合肥-鄭州組成的中部三角、成都-重慶-西安組成的西部三角，在未來都會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