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從商場出來，走到自己停車的地方，發現車子被偷了，而偷掉你車子的人過了兩天搖身一變成了頗有人氣的大眾紅人。這滑稽的一幕讓你覺得又氣又好笑，大聲的喊了好幾聲他就是個偷車賊，也被湮沒在了眾人的嬉笑和狂熱中。
這樣戲劇性的劇情不是勵志的逆襲電影也不是狗血的口水小段，而是真實的，真是到幾乎每次打開手機總能刷到一兩條相關的新聞。主角周某齊，1984年出生於廣西南寧，壯族人。只有小學的文化水平，沒有正當職業，所以只能靠偷東西才能維持得了生活。其第一次因盜竊罪入獄是在2007年6月。之後他分別在2012年、2014年和2015年被判刑一年六個月、八個月和四年六個月。
這樣一位案底滿滿，汙點遍地的人，按道理應該謹慎做人，重新開始出獄後的生活。可是其擁有的流量實力實在不允許他低調，他曾經創造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等言論紅遍網絡，又因為長相與切格瓦拉相似而被稱為竊·格瓦拉。在周某出獄之前，就有多家網紅公司排隊等著他簽約，還有人現場就開出200萬簽約費。
《娛樂至死》作者尼爾·波茲曼
無論你信不信，正在發生的事實是，在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下，追逐流量和注意力已經成為了媒體經濟的天性。
首先和大家來聊聊事件的背景，這個娛樂至上的時代。1985年，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爾·波茲曼於出版了自己觀察書籍《娛樂至死》，詳細描述了電視聲像逐漸取代書寫語言過程。其中最主要的思想之一就是新媒介引發的智力災難。為了吸引觀眾，媒體內容經常需要一些新鮮刺激的調整，不斷地製造奇聞異事和娛樂噱頭來博取觀眾的眼球，公眾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一味地降低內容傳統價值追求收視，嚴重喪失了公眾話語權，這實際上就暗藏媒介危機的隱患。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久之前某些自媒體賬號選用“某某國渴望迴歸”作為噱頭，只為博人眼球，架空內容，從而導致不必要的國際外事事件。
除了媒體本身帶來的引導，在這次事件中體現出來的還有另外一個不容易被髮掘的現象，集體無意識。在《烏合之眾》一書中，有這樣的敘述：群體會誇大自己的感情，所以群體只會被極端的感情深影響和打動；影響民眾想象力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這是一本1895年出版的書，但是書中的觀點放在目前這個時代依然很適用。為什麼一個曾經犯罪坐牢的人會成為多家媒體爭奪的焦點，是因為他身上有流量，而流量正是來自於每一個吃瓜的圍觀者。也許手機前的每一個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到這一場極速造星的過程中來，但是每一次點擊和留言甚至模仿，都在給眼前這個逗趣的人注入新的價值和影響力。
在信息大爆炸的時代裡，每個人每天都能源源不斷接收到無窮無盡的內容，而我們選擇點開播放的，都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尋找著一個接一個和潛意識共鳴的機會。
周某的遭遇為人不恥，因為他只能通過不被社會和法律允許的行為，獲取生存空間。
就是這樣一個卑微、失敗、墮落和多少有些骯髒的個體，給人帶來了極大的安全感。
特別是，對於那些生存於巨大生活壓力狀態之下的工作群體和要面臨巨大不確定狀態的大學生群體來說，這樣一個失去了完全的社會尊嚴和自我維護精神的個體，令觀賞者感到舒適和滿足。
不過這些另類網紅的生命週期也不會太長，他們並沒有什麼核心競爭力，只是消耗自己意外走紅帶來的注意力。之前火爆一時的大力哥在快手上的新號，內容稀少，人氣低迷，基本上已經被遺忘了。
不過，有老網紅被遺忘，就有新網紅誕生，畢竟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大眾只是需要消遣而已。
《娛樂至死》的作者尼爾·波茲曼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相較之下更有威脅的是後者，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這樣寫道，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