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无边苦难，整个地球几乎都被战火烧得通红。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和美国正面交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军无数的士兵血洒疆场，永远长埋在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中。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显得愈加疯狂，枉顾国内死伤，不计战争代价。在盟军逐渐取得了战争优势的情况下，甚至提出了“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和神风特攻队的残酷计划。即使在美国对日本采取战略核打击之后，天皇打算发布投降命令。此时的日本青壮派军人竟然不惜在皇宫内外发动兵变，以求阻止停战命令的发布，种种行径，疯狂至极。日本青壮军人在19世纪中叶是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协助明治天皇取回了国家的政权，平定了国内的叛乱。但仅仅一百年后，他们却在战争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将整个世界推向了黑暗的深渊。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残酷的太平洋战争
从倒幕运动到终战叛乱，日本军人走向疯狂的一百年
军人是国家最坚实的力量，肩负着守土保家的重责大任。日本长期以来国家都处于分裂之中，各地诸侯拥兵自重，占城而居。明治天皇即位后，各地的大名和武士发起了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倒幕运动。青年的武士是这次事件中的急先锋，并且在这一时期由其组成了日本的第一支海军部队。据外山三郎的《日本海军史》记载：
“大原俊实担任海军前锋。海军前锋的任务是将萨摩、佐贺和久留米三藩的讨伐部队经由海路输送到关东。为此，大原任用萨摩藩士中原犹介和佐贺藩士浜野源六为他的参谋，分别率领从各藩抽调的“丰瑞丸”(萨摩藩)、“孟春丸”(佐贺藩)、“雄飞丸”(久留米藩)3艘船只。”
日本武士
这一时期日本的军队还没有向平民中的其他阶层开放，军中基本上都是以武士为主，这些人也大多成为了未来日本军中的主体力量。在此之后，日本实行了征兵制，农工商的子弟也可以进入到军队之中。但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的野心也在不断增加。以明治天皇为首，众多武士出身的高官显要都开始将贪婪的触手伸向了东亚地区。经过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悍然占据了朝鲜半岛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并且攫取了在我国东北的若干权益。这些都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随着一战爆发，日本又大发战争财。在这一时期，财富、土地和强大的军力渐渐开始迷惑了日本社会。在民间之中，以暴力、暗杀等手段清除高层人士之风甚嚣尘上，以至于出现了日本在职首相——原敬遇刺事件。
原敬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在任前后都没有贵族的头衔。他也是日本早期政党政治的杰出代表，他出任首相组阁象征着明治时期藩阀官僚执掌政权时代的末路。正如前文所言，日本在一战中发了大财，但获益最多的是日本财阀和各级的政府要员。日本基层其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民众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大米，而引发的“米骚乱”，这直接导致了寺内正毅内阁的垮台，原敬得以组阁。原敬主张改善民生，反对以武力在中国进行扩张，甚至提出要取消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以改善日本的对外关系。由此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结下了仇怨，最后的凶犯虽然不是在职军官。但是却证明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苗头，也可以视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上台前的征兆。
遇刺的原敬首相
大萧条全面到来之时，日本国内的主张对外侵略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军队内部的青年军官，最终酿成了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这两次动乱中主要的发起者各有不同，第一次主要是十余名青年海军军官。第二次是陆军中大量的少壮派军人，参与人数多达千余人。从性质上来看，五·一五事件更像是一场针对首相犬养毅的暗杀事件，二·二六兵变则是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叛乱行动。五·一五事件中仅有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害，但是二·二六兵变却极为惨烈。据《大东亚补给战》中记载：
“ 1936年2月26日拂晓5时，天降罕见大雪，陆军大尉野中四郎指挥的以第1师第1、3步兵团为骨干的官兵1,473人(其中军官21人，见习士官3人，准士和下士91人，兵士1,358人)，袭击了冈田启介(海军大将)首相官邸、高桥是清藏相(第20届首相)官邸、斋藤实内大臣(第31届首相、海军大将)官邸、铃木贯太郎侍从长(海军大将、第43届停战时内阁首相)官邸、渡边锭太郎教育总监(陆军大将)官邸及汤河原的原内大臣牧野伸显公馆。高桥藏相、斋藤内大臣和渡边教育总监当即毙命，铃木侍从长身负重伤；冈田首相仅以身免，其内弟松尾陆军大佐当了替身当场丧命；唯原内大臣牧野安然无恙。”
由此而知，从这一刻开始日本青年军官的疯狂和嗜血已经显露无遗，只要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人都会遭到他们的清除。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官的残酷好战更是有增无减。但最终邪不胜正，盟军在中途岛全歼日本航空母舰，夺下了战争的主动权。日本节节败退，前线连连失守。
二·二六兵变中有大量士兵参与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已经是穷途末路，竟然提出了神风敢死队计划。彻底牺牲飞行员的生命，以携带大量炸药的飞机向盟军的舰队进行“同归于尽式攻击”。但在日本遭受核打击之后，日本政府高层开始倾向于接受盟军的《波茨坦公告》。最高决策层中，陆相阿南惟几等人依旧反对以投降的方式结束战争。在这种氛围下，日本军官再度策划暴动。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在这期间，陆军省军务局及参谋本部第二科的将校中，因不满同盟国的答复，计划动用兵力，弹压主和派，以彻底保证维护国体。在这以前,（1945年8月）12日晨，军务局的将校们曾对阿南陆相口头表示，必要时应采取非常手段，但鉴于13日的形势，为了取得陆相批准，当天夜间草成陆军大臣兵力使用计划。概要如下:
一、使用兵力:东部军及近卫师团;
二、使用方针:切断皇宫和主和派要人之间的连络，另以兵力隔断木户、铃木、东乡及米内等主和派要人，接着转入戒严;
三、目的:在取得我方关于维护国体的附带条件的确实保证以前，决不投降，继续交涉;
四、方法:以陆军大臣在警备上行使的局部地区应急出兵权发动之;
五、条件:须经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部军管区司令官及近卫师团长等四方面一致同意后实施之。上述兵力使用计划，于当天夜间9时左右，在三宅坂的陆相官邸，报告给了阿南陆相。参加报告的有荒尾军事科长、竹下中佐、稻叶中佐、井田中佐等，这些将校都是深得阿南陆相信任的。”
最后，这场还在计划中的叛乱在当时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强烈反对之下流产。之后日本裕仁天皇发表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时刻也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战争幻想彻底破碎，日本青年军官和他们的“一亿玉碎”计划都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日本最后一任陆相——阿南惟几
日本青壮派军官为何会在战争中逐渐走向疯狂
首先，错误的荣誉观念和战争意识。“战争对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说,犹如一部巨大的绞肉机”。这句话是对于现代战争非常准确的总结，在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战争的伤亡和对于平民的损害也在不断攀升。但是在日本文化之中，却一直将战争视为军人建功立业的“乐园”。日本青年军官长期被灌输“忠君报国，建功立业必须立足于战争”的思想，将战争视为攫取荣誉、地位的不二选择。由于武士阶层一直是社会的上层，荣誉对于武士而言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所以，日本军人对于荣誉有着非常狂热的执著，以至于忽略了战争带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以及自己国家内部百姓为战争而付出的代价。王辅先生的《日本侵华战争》书中也言明：
“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在内忧外患的德川幕府的后期，由于爱国志士和军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自己的一切而发奋救国，最终才得以打倒旧幕府，实行明治维新。”
这正好呼应了重光葵在《日本侵华内幕（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提到的“立志革新国家的人是以天剑党和血盟团中的青年将校为中心的。他们大多数是崇拜国粹主义皇道派的前辈将领，企图由这些前辈来实现革新事业。”
金鵄勋章
在日本的军事体系中，象征着荣誉的金鵄勋章是在二战时期之前军方内部的唯一勋章，只授予有战功的军人。这枚金鵄勋章成为了无数日本军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并甘心成为战争的机器。归根结底，就是“战争至上，荣誉至上”的错误观念才培养出了疯狂的日本青年军官。
其次，日本有“下克上”的传统。在我们长期对于日本的印象中，日本人大多非常服从上级。但事实上在日本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下克上”的历史。它指的是在日本的十五世纪以后，地方上的大名和贵族不再遵从中央和幕府将军的号令，各自为战，甚至与中央相抗衡。这种文化传统也成为了日本民族中的一个隐性因素，一旦遇到了合适的土壤就会萌发。比如二·二六兵变中很多日本士兵都是打着“国家与天皇”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在美国人约翰·托兰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曾经有过如下的描写：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
这样的日本青年就会逐渐在社会上的民粹氛围中迷失方向，变得极端与残酷。“下克上”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根发芽，并且慢慢扩散到了军中，最终造成了法西斯政府的上台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犬养毅像
第三，文官政府的软弱性。在日本历史上，文官系统的存在感一直不强。从幕府时期到明治维新之后，政府首脑都或多或少要与军方有一定的联系。按照国家的体制，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作为内阁成员，应该服从首相的领导。但是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陆相、海相与首相抗争的例子不胜枚举。首相一直试图压抑军方，但是缺乏足够的力量。加上天皇的态度暧昧，这就致使社会上的财阀和军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后很容易就会架空首相的权力。 在日本二战末期的铃木贯太郎内阁中，陆相阿南惟几甚至在最后关头领衔参与军队叛乱。并公开发表反对投降的公告
“ 告全军将士:苏联终于入侵皇国，不拘表面文章如何粉饰，其侵略与称霸大东亚的野心昭然若揭。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只有将维护神州的圣战，坚决进行到底。纵令啮草嚼土，伏尸荒野，亦须断然奋战，相信死里自能求生。此即所谓七生报国，战到最后一个人的那种楠公救国精神，同时也是时宗所谓“专心一致”、“勇往直前”那种消灭丑敌的斗志。全军将士俱应体现楠公精神，并为再现时宗之斗志勇往直前!”
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在与政府唱反调，足见即使是海军大将出身的铃木贯太郎，也未必能够压制住已经近乎走火入魔的阿南惟几。更何况是原敬和犬养毅这样的文官首相，他们的遇害从侧面上也证明了日本文官政府的软弱。
二·二六兵变中逃过一劫的铃木贯太郎
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对于二战后的影响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盟军进驻日本。天皇令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组成内阁处理战后事宜，并且要求全部的日本军人放下武器投降。这造成了在外驻军的动荡，许多人无法接受事实。以日军高层本庄繁、杉山元、阿南惟几为首，大量军官以自杀逃避战争的审判。而其余的日本军人则按照盟军的要求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据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即根据1946年1月4日的所谓“清洗指令”，约22万人一一其中约18万人为旧军人被清洗（解职）。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各团体、组织也被解散了。与这些措施相关的是做为对全体旧军人的惩罚，停止了享受抚恤金的权利，数百万遗属的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
东京审判
由此可见，日本青壮派军官的狂热带来的后果是惨痛的，有幸存活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战争审判，战死者的抚恤也被剥夺，还直接连累了家属和后人的未来。可见，战争的代价是无比沉重的。但随着日本国策的转变，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在朝鲜战争后很快就恢复国力。还对于这段历史加以修改和粉饰，战死者和活下来的日本旧军人的生活补贴不仅获得了恢复，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就使得很多右翼分子在近年来死灰复燃，非常活跃，为这场罪恶的战争招魂洗白。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疯狂的军国主义者，真的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综上所述，日本武士在倒幕运动中帮助明治天皇取得了权力，地位不断上升。而之后的青年军官由于接受了错误的荣誉观念和战争意识，对于战争的狂热不断升温。由于文官政府的软弱，一直也不能有力压制军方。因而，日本民族性中“下克上”的种子复燃，少壮派军官甚至不惜发动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兵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忍更是展露无遗，即使到了穷途末路之际，还打算策划叛乱来阻止日本投降。最终，日本军国主义和这些狂热的青年军官受到了历史的审判，饮下了这杯自酿的苦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