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緊縮：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力疲弱的真相！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我們在說起歷史上有名的帝王時，秦皇漢武都是繞不過去的對象。秦始皇一統華夏，奠定了百代封建帝制的基礎；漢武帝北逐匈奴，打出了一個民族挺立千秋的尊嚴和自信。這段時間也是中國在整體國力上首次超越其他文明地區，成為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文明。這段時間，華夏民族恣肆揮灑著創造力，在思想、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堪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盛時期。
可是讓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漢代結束之後中國歷史就迎來了積貧積弱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秦漢400年鐵血打下的華夏貴胄的主角光環，在這一時期黯淡無光，北方少數民族粉墨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中原漢族倉皇逃離，史稱“衣冠南渡”。很多士大夫寄寓江東，新亭懷古，常有黍離之悲。南朝期間雖有北伐之舉，但與漢時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相比，已然沒有彼時的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了，更多的是勉力維持的慘淡光景。
西晉王朝終結三國亂世，重開一統，按照正常歷史發展進程，應該是帝國再度崛起而君臨四夷八荒。然而，西晉王朝的夢幻開局之後，幾乎立刻面臨著內部流民起義、外部蠻夷軍隊接二連三的進攻、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內戰等動盪不安的政治局面。西晉王朝顧此失彼，內外交困，國力透支到極限，於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大潰局，幾百年內的民族精英前赴後繼，卻始終無法收拾。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的300年間，漢族建立的王朝國力不振，無法保境安民，屢次為外族所欺。
西晉王朝，以及後來的南朝政權，有沒有可能告別歷史上的積貧積弱的局面，而出現另外一種發展面貌呢？難道天意要我神州中土受這赤地之苦，黎民百姓受這兵燹之禍？其實，當我們把視角從帝王將相的生平故事中挪開，去探究中古時中原腹地面臨的嚴峻的經濟形勢，就能一探究竟了。
華夏民族是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這一點在西周立國時就已經奠定了基調。農耕文明顯然要比遊牧文明更為先進，因為人們能夠儲藏食物，有計劃地進行農業活動，並在剩餘資料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醫學、建築、法律等文明成果。隨著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原得到大面積的開發，人口逐漸增多，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小封建主，井田制為主的土地制度逐漸瓦解，地方諸侯國變得強勢起來。諸侯的國土從據點城堡開始連成一片，彼此接壤，兼併戰爭時常爆發，阻斷了物資流動的通道。諸侯國出於增強國家財力的需求，大力扶持商業的發展，甚至還將商人作為間諜使用。商業在那個戰亂的年代，竟然獲得了長足進步，興起了很多商業城市。大量新興的區域城市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標誌之一。民間財富的增加，各地盛行養士之風，商人中有很多也有政治企圖，社會面貌朝氣蓬勃，迸發出了強大的創造力。
可是，曾經繁盛一時，遍佈全國的商業城市，在西漢中期之後，就開始逐漸變得蕭條起來了。尤其是到了東漢中期之後，全國範圍內除了一些名城大邑，商業城市已形同荒廢。商業活動的停滯，減弱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力度，對中央集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在《三國演義》中經常會出現劉備、孫權等受到地方權貴資金和兵力支援的情節，這些地方權貴經常率領著由家僕組成的私人部隊，即“部曲”，作為部隊的將領參加戰鬥。地方勢力已經存在私兵，而且他們還有自己莊園、莊客，形成了國中之國，是中央政府無法管轄到的法外之地。
這種情形的出現，是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強化中央集權的各種措施所造成的，當然，這並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只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封建君主專制之所以能夠實現的前提，是對地方勢力進行最大限度的弱化。
在政治組織方面，法家有愚民、辱民、弱民的理論，實施方案即是打散氏族的組織形態，禁止聚族而居，遷徙地方上的豪強，然後編戶齊民，將農村社會變成小農經濟。如果一個氏族還能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反抗皇權，那麼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民是無論如何也掀不起風浪來的。同時，再以保甲連坐的方式，使人們相互監督。
在思想文化方面，朝廷又以“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的名義實行專政，誅殺地方豪強，嚴禁儒家解釋經典，甚至發生了秦始皇時期的“焚書事件”。這樣，老百姓就被限制了思想自由，缺少對現實社會的反思能力，也就無法形成反抗思想。朝廷還盛行徵辟、察舉的做法，將地方上的俊才英傑都給調入中央做官，讓地方上失去智力資源，把朝廷變成文化高地，實行文化壓制。
在經濟領域，朝廷則是堅持本末之論，實行了“重農抑商”的國策，對商人進行諸多限制。商人不能參與政治，不準做官。同時，為了限制商人將生意做的更大，還又執行了貨幣官鑄、鹽鐵酒專賣、官營販運、物價管理、以及向工商業者及加重徵稅等措施。這些限制了早期商品經濟發展，在漢武帝時"算緡令"與"告緡令"，又使得中等以上商人大都破產。如此一來，朝廷通過行政力量強行干預市場，讓商人雖然有錢，可是卻沒地方去投資搞生產。於是，商人就將資本全都投入到了購買土地。在西漢末年的大商人樊崇，經過多次土地購買，已經成了阡陌連千里，莊園內棟宇櫛次鱗比，各種生產經營物事皆備的大地主了。
商業逐漸成為了末業，為人們所不齒東漢與西漢截然不同的政治風格，即是這種大地主莊園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力量。在東漢中期之後，一直延續到南北朝時代，富裕的貴族們大規模地開墾土地，然後利用飢餓難耐、無處安身的百姓在農場勞作，建造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圈。朝廷為了施恩於權貴階層，用以拉攏，維持統治，也不會對這些莊園主課稅，甚至還時常賞賜莊客，不僅承認了這些人的經濟特權，還在政治上給予更高的恩遇。
雖然在政治上，這種做法有著現實可操作性及必要性，不過從經濟角度看，這種做法是非常低效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分工和交換才是快速提高生產率的首選方法。一個勞動者不借助機器，手工作業的話，一天最多能生產一枚針，但是把制針的過程分為18個工序由10個人分工製作的話，一天可以生產4.8萬枚針。如果要把針的生產產業化，進行分工製作的話，必須有一個一個月能夠銷售140萬枚針的市場。只有形成有規模的市場，才能開啟靠專業化提高生產效率並以此獲得巨大利潤的收益遞增世界。
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兩漢以來施行的政治制度，原本是為了促使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上卻因為大開大合的軍事征戰以及權貴階層沒有休止的奢靡慾望，以桑弘羊鹽鐵專營為標誌，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壓制了商業經濟的發展，以至於社會閒散資金都湧向了地產莊園，在根本上破壞了小農經濟自力更生的社會環境。最後，社會整體陷入到了通貨緊縮的階段。社會資金都沉澱到了土地等不動產上，商品交易市場陷入停頓，自春秋戰國以來社會分工逐漸加深的趨勢得到了根本的逆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破產，大型的莊園經濟日益發展，最後形成了西周時期的奴隸主莊園經濟的態勢，不得不說，這是社會發展的倒退。
與相比變得脆弱的經濟，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國家所掌握人口數量的急劇下降。在黃巾起義之後，中國的人口數量急速下降，由三國初期的約6000萬人急遽減到三國末期的1 600萬，這還是經過了三國中期之後30多年的和平歲月發展的人口數量。當然，現代史學家認為西晉王朝統一時全國人口總數應在3000萬左右，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蔭庇在莊園主家之手。這些人口是不計入國家課稅人口的，也不用服兵役。實際上，對於地方實力派的稅收問題，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間才開始官紳一體納糧，才最終解決了“黑戶”問題。多達50%的人口被隱匿在主流社會經濟之外，反映了政府行政能力的薄弱。西晉王朝即使有心去做更大的改革，在賬面上卻要對抗擁有一半國力的莊園主聯盟。這些莊園主在經濟上表現的如此強勢，在政治上也獲得了朝廷對既成事實的承認，同時在文化上也代表了社會主流輿論，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在野勢力，對中央集權政治形成了強大沖擊。結果，西晉王朝雖然統一了三國，可是經濟不景氣的形勢卻一直在延續，脆弱的經濟和國家能夠掌握的人口數量減少，使覬覦多時的北方遊牧民族有了機會。
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民族在單兵戰鬥力方面是弱於自小頂風冒雪成長的遊牧民族的騎兵的，尤其是當馬鐙發明、普及開來之後，騎兵具有機動、衝擊優勢更為明顯，被稱為冷兵器時代的坦克。一般而言，農耕民族畜養畜力，不會選擇馬匹，耕牛的性價比遠遠要比馬匹優越的多。所以，歷代王朝建立大規模的騎兵軍團與北方遊牧民族硬剛的朝代，數來數去也只有漢武一朝，其他時期大多都是步、騎、車兵的戰術結合。雖然這樣的戰術比起騎兵軍團來，機動性差了很多，可是好在農耕民族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能夠穩紮穩打，逐步推進，且有相當強悍的防禦力。這是農耕民族最終戰勝遊牧民族常規戰法，而非是漢武帝時期的“寇可往，我亦可往”騎兵對攻戰。漢武帝時期，正是因為騎兵對攻作戰的耗費巨大，才不得不竭澤而漁，搜刮天下財富應付戰爭花銷。到漢武帝末年，整個中原王朝已經打空了，也打窮了，在漢武帝在世時就已經爆發了多起農民起義反抗暴政。
漢武帝時期發明的竭澤而漁的經濟政策，被後來的君主繼承了下來。國家沒有財政能力了怎麼辦？改印大錢、鹽鐵專營、人頭稅、財產附加稅等等，甚至連嬰兒都繳納人頭稅。苛政如此，導致小農經濟無法支撐，紛紛破產。破產的農民要麼投靠世家大族，要麼成為悲慘的流民最終死去，總之，國家是永久地失去了這個經濟單位。因此，在經濟層面上說，莊園經濟摧毀了漢朝以來歷代王朝行政層面的集權力量，朝廷也因此失去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攻擊的能力，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古代中國的國力在漢武帝時達到了巔峰，從那之後到南北朝開始前的大約500年間，一直在走漫長的下坡路。
相比變得脆弱的經濟，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政府所能掌握的課稅人口數量急劇下降。結果，晉朝雖然統一了三國，可是經濟不景氣的形勢卻一直在延續，脆弱的經濟和減少的人口使覬覦多時的北方遊牧民族有了機會。
前文我們說過，強大的經濟實力對農耕民族的國家來說是最大的優勢，可是在西晉王朝之後，這個優勢就被莊園經濟的出現給摧毀了，朝廷也因此失去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攻擊的能力。
古代中國的國力在漢武帝時一度達到巔峰，從那之後到南北朝開始前的大約500年間，一直在走漫長的下坡路。直到隋唐時期，以關中本位主義的關隴集團通過戰爭摧毀了其他區域的世家大族的勢力之後，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土地革命，政府也重新釐定了商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作用，並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如長安的坊市制度、廣州、泉州等地的對外貿易等），這才讓小農經濟再次成為朝廷可靠的政治力量，而商業活動又使得政府財政豐盈，對外征戰也有了底氣，終於打造出來了一個盛唐天下。
然而，隨著盛唐盛世的結束，大量的自耕農又再次破產，土地兼併集中的問題再次突出起來，嚴峻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現實，甚至使得唐朝中央政府已經無力抵禦吐蕃的進攻，而不得不依靠藩鎮兵來戍邊，這被稱作“防秋兵”。這是因為資本本身就有趨利避害、損公自肥的本性，即使政府教導以儒家的“義利之辨”，純粹道德式的說教無法抵禦現實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的歷史一治一亂，就在這種土地兼併—起義—土地改革—土地兼併的怪圈中循環往復。宋朝、元朝、明朝、乃至於清朝的滅亡（太平天國起因土客矛盾），都與此有莫大的關係。這背後的核心文化基礎，乃是“重農抑商”的本位思想。起源於秦漢時期的這種本末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和民族文化心理。
這段歷史故事又能夠給我們現代社會有什麼啟示呢？
兩千多年過去，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還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村生產力不發達，異質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空心化等國情，解決"三農"問題依然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持續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保障農民權益，有效轉移農村人口，在社會整體轉型之前，不要讓自耕農破產。同時，要依法處理好行政力量與市場的關係，從法律體制上建立能保證每個市場競爭主體人格平等、獨立，公平競爭、同等保護的制度環境，嚴防資本與政治權力滋生權貴經濟的問題，堅持市場機制，堅持社會公正，弘揚社會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