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年），蘇州府崑山（今江蘇省崑山市）千燈鎮人，初名絳，字忠清，明亡後因仰慕文天祥門人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學者尊稱其為亭林先生。他是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列舉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顧炎武一生酷愛學習，他的學生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顧炎武在寫作的同時，也給後人留下如何做學問的治學之道。
“文須有益於天下”的治學宗旨
要真正將治學作為終身追求，首先必須解決為什麼要做學問這個問題。一個人學習幹事到底有多大成就關鍵是看他的站位有多高，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說的就是這個理。如果僅僅將學問作為謀職升遷的敲門磚，那麼一旦目的達到，動力就會衰退甚至消失；反之如果將治學和國家前途命運始終聯繫在一起，就會產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無窮力量。顧炎武正是後人敬仰學習的模範。顧炎武曾就此致書友人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在《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進一步闡釋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文，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顧炎武晚年，客居山西，病魔纏身，依然關注民生疾苦，以救民於水火為己任。在《病起與薊門當事書》中，顧炎武表示“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顧炎武正是一生將治學和國家前途、百姓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為民族復興大業而呼，才給他以無窮的力量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和誘惑，寫下了造福蒼生澤被後世的雄文！
“勤搜資料綜合研究”的治學方法
顧炎武之所以被梁啟超稱為“清學開山之祖”，是因為其開“勤搜資料綜合研究”的治學方法。
顧炎武27歲放棄科舉考試，投身實學研究。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序裡說：“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他不拘泥學術門派，只要對研究有用都可拿來運用。他是曠世大儒，但對於墨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學術並不認為異端。他主張要對一個個具體問題從歷史淵源和理論演變角度進行嚴謹考證，弄清來龍去脈後方可下筆。例如他在《日知錄》中“風俗”條、“財用”條、“俸祿”條等就是他廣泛考察自古以來歷史演變軌跡綜合研究後才撰寫成的。
顧炎武在45歲離開崑山北上考察之前，已經基本完成他幾部學術著作的撰寫，但他不故步自封，而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25年間經常孤身一邊騎馬讀書，一邊行走考察，隨時隨地更正自己著作中的錯誤和遺漏。潘耒說：“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清代浙東學派史學家全祖望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這種注重實地調查，真調查、調真查的治學方法對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非常有益。
顧炎武認為要做真學問，必須開門求學，廣交益友。在《與人書一》中說：“讀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覺。”為此他寫下《廣師篇》高度讚揚那些值得他學習結交的良師益友，例如他稱讚山西學者傅山“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稱讚糾正其《音學五書》錯誤的淮安學者張弨“精心六書，性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稱讚晚年反閉土室，唯亭林至乃啟關相見的陝西學者李顒“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等。顧炎武廣交學友的開放心態，不驕傲自滿虛心請教的良好品格對於形成虛心好學學風大有益處。
“採銅于山注重創新”的治學精神
顧炎武很注重著述的創新品質，注重著書人的道德底線。他對自己著述的要求是做到“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必不可無者，而後為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削之”。他曾經說：“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採山之銅也。”《日知錄》就是顧炎武長期收集資料，反覆核實修正，窮其畢生心血才完成的。他的學生潘耒要刊印出版，他說“要以臨終絕筆為定”，後來直到他去世10年後才完整刊印出版。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讚《日知錄》“確是一種精製品，是篝燈底下纖纖女手親織出來的布”。顧炎武身體力行地必須注重原創、必須注重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治學態度
顧炎武治學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他始終在反思明王朝何以覆滅，中華優秀文化如何傳承發展下去這個時代課題。他深刻認識到明末士大夫空談心性，不關心國家安危百姓困苦，不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才導致國破家亡天崩地解的歷史悲劇。他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顧炎武敏銳地看到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為此做學問不能鴻篇大論，漫無主題的空談，必須研究國家興亡百姓關切的現實問題。他在所作的《郡縣論》中說：“何謂（國家）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他認為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最終都只能通過發展經濟的途徑。“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他主張通過發展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等實體經濟來推進商業的發展，這樣才能達到國泰民安的大治境界。他在《與人書三》中寫道：“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強調治學必須做到理論聯繫實際，更好地指導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