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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開始瞭解中國的古代文化可能還是從古代的一些小故事開始的吧。相信大家不少人在小學時就是聽說過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吧。司馬光是北宋時期的一代名臣，他的一生都在為朝廷做著貢獻。雖然他總共只活了短短的六十多年，但是他的貢獻確實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他寫下了中國古代的又一部史學鉅作――資治通鑑。在同時期司馬光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作王安石，兩人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十分好的。可是後來王安石的變法司馬光卻是極力的反對，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下面就隨著文章的內容來一起了解一下吧。
首先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了。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二個原因還是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了。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通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第三個原因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了。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此時北宋的統治者一直也是很想讓國家再次的復興起來，於是當朝的皇帝極力支持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為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這次變法已經露出了失敗之勢，司馬光一直都是個一心為國家著想的好宰相，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取得好結果，因此儘管要冒著被昔日朋友憎恨的風險，他也要阻止王安石的變法。
綜合這三點原因，這就是司馬光為何要和昔日的好朋友演變為如此程度的原因。儘管他們後期的關係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但是他們前期的關係還是非常好的。
宋韻千年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並不是為自己的私利，而是治理國家的理念和政見不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王安石是撫州臨川人，他少年時期就喜歡學習讀書，記憶力驚人。王安石考進中進士後擔任了知縣。他上任後興修水利，並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借貸糧食給農民，只收很低的利息，等莊稼收穫後再償還。當地老百姓們因此獲得了很多便利，官府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當時宋朝的制度上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王安石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曾經向宋仁宗上萬言書，要求改革。但是宋仁宗剛剛經過慶曆新政的失敗，沒有理會王安石。
王安石和韓維關係非常的好，宋神宗當時還是穎王，韓維是穎王府的官員。韓維每次和穎王討論問題，受到稱讚時總是說：*這些不時我的見解，而是王安石告訴我的*。王安石這個名字在穎王的心裡紮了根。穎王即位（宋神宗）不久，就把王安石調入朝廷。
宋神宗和王安石經過多次深入的交談，覺得王安石提出的：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是當務之急，勢在必行。於是就提拔王安石為宰相，主持變法。王安石任命呂惠卿為自己的助手，先後制定出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稅法等法令，統稱新法。又任命40多人為提舉官，把他們分派到各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變法後，司馬光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上書列舉了新法的危害。朝廷讓他在朝堂上和王安石的助手呂惠卿辯論。司馬光把呂惠卿駁得是無話可說。
司馬光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斥，乾脆閉門寫書。司馬光精通曆史，他決心寫一部歷史書出來，作為帝王的歷史教科書。宋神宗雖然部贊成司馬光的政治見解，但對他寫書還是很支持。司馬光花了19年時間才把書稿寫完，呈給宋神宗看。宋神宗看完非常的滿意，將書名定為《資治通鑑》，就是可以當成鏡子來看待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意思。
宋神宗去世後，朝廷見司馬光威望很高，就任命他為宰相。司馬光上臺後，就把新法全部廢除了。王安石聽說自己的新法被廢除後，氣得說不出話來，很快就病死了。
隱者司馬
直接上結論，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大局，而並非是一己私慾。同時，司馬光反對變法也不是純粹為了反對而反對。司馬光有著自己一整套治國理政的邏輯，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與王安石有異。
下面就簡單聊一聊司馬光與王安石變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趙宋統治，司馬光的政治目標也是如此
從本質上看，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統治階級的一次自我調整。從王安石以及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的動機，以及變法的實踐來看，本次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鞏固和加強大宋統治。
所以，王安石變法不會考慮或者代表底層民眾的利益。一個比較權威的觀點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先生在《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寫道：
“在（王安石）各種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後，佃農、半自耕農以至部分自耕農農的生活情況，幾乎沒有比變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陸續爆發了規模大小不同的農民起義事件，正是各地勞苦大眾對新法做出的最明確的評價和表態”。從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變法不可能維護底層民眾利益。相反，其變法不僅增加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且加強了對底層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馬光的政治主張與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馬光也不會考慮底層的利益，他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大宋的統治。雖然，司馬光說過“民疲而不恤，則聚為盜賊”之類的話，但他的出發點是擔心“國家有壘卵之危”，而並非體恤底層大眾之苦。
在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對於彼此的評價是“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因此，他們兩個人的政治目的大體一致。所以，問題就來了。那麼司馬光為什麼要反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反對變法中的那些內容呢？
二、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不同意王安石解決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登基到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國109年，各種政治弊端都開始顯現。比較公認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費。當時，但凡有抱負的士人官僚，都認為必須解決這三大問題。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續健康發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馬光也不例外。
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解決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馬光注重傳統，比較中庸；而王安石則比較激進，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馬光重人治。
司馬光對於大宋的弊端的認知以及解決方案，並沒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認識到了朝局的問題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樣有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他只強調從人治的角度，慢慢改變弊端，加強大宋統治。但具體怎麼辦，他並沒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則不同，他從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雖然有些新政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導致與預期相反的後果。但畢竟，王安石有著自圓其說的邏輯體系。
這也是為什麼王安石是主動變法的一方，而司馬光僅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錯誤和不足。具體而言，從三冗的角度看，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見。
（一）冗官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上下官員不到1萬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間的變法前夕，統計的官員人數約2.5萬人，60年間增加了約3倍。如果加上“臺寺之小吏”之類的編外人員，那麼增加的官吏人數就遠遠不止3倍了。龐大的官僚，給大宋帶來嚴重的後果。
第一是，國家養官吏的成本日漸增加，給財政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第二是，造成了人浮於事，機構尾大不掉，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的窘境。
所以，當時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號，認為整頓官僚機構、澄汰冗官是“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知道這種冗沉的官僚機構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並沒有把整頓吏治作為重點，方面，而是持增設機構能減少費用的觀點（“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不知道這是否跟現代社會所謂的為了提高效率，而不斷增加信息化部門，進而創設了很多新的崗位是相同的考慮。
王安石的這種做法，司馬光肯定是無法理解的，他指責王安石創設新機構的做法是用冗餘代替冗餘（“設官則以冗增冗”）。這大概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確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問題。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到：“北宋採取募兵及養兵政策，國家還需要不斷招募新兵，但舊兵又不退役。於是，國家的軍隊越來越龐大。就拿禁軍來說，宋太祖開國時只有20萬，太宗時增加至66萬，仁宗時增加至125萬。這麼龐大的軍隊，對外沒有什麼戰鬥力，但對內卻是尋釁滋事的好角色。國家財政要負擔如此鉅額的軍隊開銷，其負擔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時，朝廷內外普遍認為，目前冗兵問題已經導致國力無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宮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馬光主張“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但他對於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沒有改變的想法。
王安石則不然，他不光想精簡軍隊，更重要的是想改變兵制，將募兵制改為徵兵制。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激烈反對。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試圖推行兵農和一的制度。但這在當時很難推行下去，其中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那一百多萬的禁軍怎麼處理？弄不好就會發生兵變。而司馬光批評《保甲法》讓農民捨棄耕桑，而專事戰爭，如此會損害國家的財政收入。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個分歧點。
（三）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僅開源不節流”
我們後世人都說大宋繁華，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能說明。但大宋的冗費也差不多是歷朝之最了。由於崇尚奢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當時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對奢華之風，呼籲減少國家開支。宋神宗登基之後，不少大臣都勸說皇帝：“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
而司馬光更是厲行節儉的擁躉，他強調 “養之有道，用之有節”，“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同時提出“節用之道，必自貴近始”，也就是主張從皇帝及皇親貴戚、士大夫階層帶頭做到躬行節儉。
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司馬光的主張註定是失敗的。因為，人性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在沒有監督懲罰機制的約束下，僅僅靠提倡和呼籲，是無法達到效果的。
或許王安石認識到了這部分，他的主張就跟司馬光完全不同。為此，二人還在御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司馬光認為“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王安石卻認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司馬光反駁：“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
他們的觀點大意是，司馬光主張厲行節儉（也就是節流），但王安石認為節儉並非當務之急，如果能增加財政收入，那麼國家何愁不富（也就是開源）。但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謂的開源本質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眾負擔。
他們兩個人各執一詞，但實際上都無法解決冗費的問題。前文已經說過，司馬光僅僅提倡節儉無法有效制約奢靡之風。而王安石所說的增加國家財政，在實踐中也會困難重重。一方面的確存在司馬光所說的加重民眾負擔的嫌疑（增加財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稅，如此一定會加重民眾負擔）；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
因此，在冗費的解決方案上，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南轅北轍，完全不同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