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在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發布《COVID-19：保護非洲的生命和經濟》報告的當天，非洲一百位著名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共同簽署了一封致非洲領導人的公開信《行動時刻：就COVID-19危機致非洲領導人的公開信》，
該公開信通過法國國際廣播（RFI）、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非洲議題》（African Arguments）等全球媒體進行對外發布。這封來自非洲的公開信，它的簽署者，包括非洲各國的作家、學人，還包括身在歐美高校的作家、學人們，首位簽署者是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公開信發表後，引發了非洲學人及其他國家學者的共鳴，他們紛紛致信表示支持。
01
百位知識分子致非洲領導人的公開信
公開信表示，對於此次的COVID-19疫情危機，並非只是一場世界各國面臨的非洲人道主義危機，而是病毒動搖了全球秩序，使得全人類的共同生活基礎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世界各國都必須全面化解病毒潛在的破壞性影響。
此封公開信主要寫給非洲的領導人，團結在一起的知識分子表示此次疫情暴露了非洲長期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公共衛生和研究方面的長期投資不足，公共資金管理不善，優先考慮道路和機場基礎設施而以犧牲人類福祉為代價。所有這一切問題在全世界都有大量專門研究的對象，只是它似乎在非洲大陸的治理領域中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就像塞內加爾著名經濟學家希拉（Ndongo Samba Sylla），在接受法國媒體的採訪時就表示，全世界在此次疫情面前都顯得無能為力，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像COVID-19這般全球擴散和破壞經濟；在目前這種特殊的危機狀態下，非洲的知識分子們必須站出來迎接挑戰，說出自己的想法，並提供新的方向：“現在，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儘管國際合作是可取的，但非洲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養活自己的人口，確保他們能夠獲得醫療保健和體面生活。”
非洲的知識分子們表示，作為一個熟悉疾病暴發的大陸，非洲在處理大規模健康危機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不應該是它驕傲自滿放鬆警惕的理由。民間社會組織表現出巨大的團結和創造力。儘管各個行為者具有極大的活力，但是這些舉措絕不能彌補國家自身必須緩解的長期的準備不足和結構性缺陷。非洲人民必須努力從自己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以及擁有的資源中重新考慮和創造出非洲人的共同命運，而不是坐享其成等待更好的命運。
02
呼籲“非洲第二次獨立”
在這份公開信中除了敦促非洲領導人共同應對和渡過當前的危機時刻之外，還對外積極呼籲了“非洲第二次獨立”。公開信寫到，非洲大陸目前的崛起狀態，正處於資本主義擴張的新前沿地帶，新興發展的增長率似乎甚至讓北方國家也羨慕不已。
公開信表示，這一次的危機已被完全撕裂了，這場危機完全揭示出其破壞性潛力的程度。同時，包容性多邊主義的任何前景（表面上由於多年的條約制定而得以維持）都被禁止。“全球秩序正在我們眼前瓦解，讓位於惡性地緣政治之爭。所有人對所有人的經濟戰爭的新背景使全球南方國家陷入困境。再次提醒我們它們在世界秩序中的長期地位：溫順的觀眾。”
公開信表示，一方面，就非洲內部而言，經濟增長為中上層階級提供了便利，但卻把那些掙扎在底層的人排除在外。知識分子們在心中表示，許多非洲國家採取了北部國家“遏制”的金融模式，往往對特定情況沒有多大照顧，卻對其人口實行了殘酷的封鎖。違反宵禁措施的行為遭到警察的暴力對待。這種遏制措施達到了對中上層提供了保護，但是對那些底層依靠非正式活動生存的人來說，這些措施是懲罰性和破壞性的。
公開信認為，“緊急情況”不能也不應構成反對改革的一個藉口。相反，非洲必須緊迫地緊迫改革公共政策，以使政府真正為非洲人民服務，並根據非洲的優先事項開展工作。簡而言之，當務之急是要超越地位，收益或權力奪取的邏輯，提出每個人的價值，不分地位。
公開信呼籲，非洲領導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非洲社會提出新的非洲政治理念，非洲大陸必須把自己的命運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非洲領導人需要重新認真思考國家機構的運作，重新思考國家的職能，以及法律規範在權力分配和平衡中的地位，在適應整個大陸現實的思想基礎上，實現非洲的第二波政治獨立，重塑非洲的政治創造力和掌握共同命運的能力。
公開信重申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非洲大陸必須將命運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為在最艱難的時刻，必須探索新的和創新的方向，並採用持久的解決方案。
最後，公開信再次呼籲非洲人民團結起來，現在非洲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恢復其知識自由和創造能力的主權問題。這是為了打破非洲的主權特權的外包，與當地結構重新聯繫，以不合理的模仿來打破，使科學，技術和研究能夠適應非洲的環境，根據非洲的特點和資源來制定機構，以採用包容性治理框架和內生髮展，以在非洲創造價值，以減少非洲對系統的依賴。
“更重要的是，必須記住，非洲擁有足夠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並在每個人的尊嚴方面建立共同的繁榮。政治意願的缺乏和外部行為者的剝削行為再也不能被用作無所作為的藉口。我們已經別無選擇：需要徹底改變方向。當下便是行動時刻！”
03
帶頭者是非洲的“莎士比亞”
據悉，這封公開信的首位簽署者是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迄今為止，共有四位非洲國家的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們分別是沃萊·索因卡（尼日利亞）198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納吉布·馬赫福茲（埃及）198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納丁·戈迪默（南非 女）199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和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南非）200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中第一位獲獎者索因卡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被譽為“非洲的莎士比亞”，他的作品為世人認識和了解非洲打開了一道大門。
沃爾·索因卡於1934年生於尼日利亞西南部阿貝奧庫塔的一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母親也是聖公會的信徒， 不過索因卡卻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他用英語寫作，主要作為一名戲劇家而為世所推重，以諷喻或諷刺的形式，多采用社會、政治等方面的題材表達自己的觀點。
一貫以大膽直言而著稱的索因卡，被評論家稱為“黑非洲的眼睛”，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他完全可以與莎士比亞相媲美。顯然，因為他的出現，改變了世界文學版圖的格局，也讓非洲文學第一次進入了世界文學研究者的視線。索因卡的作品反映著在西方文明擴張對非洲文明造成的衝擊印記，折射出一種獨特的哲思和詩意。
尼日利亞內戰期間，因為在文章中呼籲停火，1967年，索因卡被軍政府關押在拉哥斯和卡多那監獄，指控罪名是與比夫拉叛軍合謀，直到1969年才得以釋放。在獄中的索因卡當然沒有放棄創作，他寫下了大量的詩作，這些作品在1969年10月被合編為《獄中詩抄》出版。“我被正式下獄有三次”，當然，除了索因卡所說的“正式下獄”之外，他還被阿巴查將軍缺席判處死刑，也曾經多次流亡海外。
索因卡說：“非洲的藝術家和作家都瞭解,我們不要當悲觀主義者，也不要當樂觀主義者。我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我們很多時候很難辨別人類行為和野獸行為的區別，這是從負面去看人性的方法，我想說一個現實的看法：不管什麼時候，人性往前邁幾步，才能夠達到人們所認可的崇高的尊嚴。”
作為此次帶頭簽署公開信的知識分子，這位被譽為非洲莎士比亞的索因卡正在用他的影響力改變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