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人類,戰爭便開始了。戰爭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產物,且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髮展,它的規模也不斷地擴大和升級,從冷兵器時代發展到熱兵器時代,從局部的戰爭發展到世界範圍的戰爭。1914年6月28日,幾個波斯尼亞青年刺殺弗朗茲·斐迪南,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奧地利皇儲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一個人的死亡如何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戰爭並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浩劫呢?這便告訴了我們,大戰的爆發不是偶然,它具有深刻的經濟、政治、思想起源和長遠的歷史背景。
自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各國實力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大戰爆發的根本性原因。20世紀初,世界已被瓜分完畢。英國佔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積是俄國的2倍、法國的3倍、德國的11倍。然而,德國經濟迅速增長,於是它要求按照新的實力對比重新瓜分世界。對於德國經濟的強烈競爭、要求重分殖民地,英國不能容忍。因此,英德矛盾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主要矛盾,而爭奪巴爾幹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目標。歷史學家習慣於從外交史和政治史角度———民族利益的衝突,各國之間的聯盟,軍事計劃,國際會議和國際對抗———來描述1914年戰爭的起源,這麼做是正確的。
19世紀末德國外交大臣皮洛夫曾說:“讓別的國家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於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
為得到“陽光下的地盤”,20世紀初,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列強在激烈的競爭中,都在尋找同盟者,以壯大自己的力量並壓倒對方。於是在歐洲便逐步形成了對立的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帝國主義在建立軍事同盟的同時,加緊了擴軍備戰。各國的軍備開支都十分龐大,雙方都大力擴展陸軍,而英、德兩國的海軍造艦競賽十分激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問題上,研究也呈現多元趨勢。學者們不僅開始關注到了戰前各大國的心態變化與軍事人物和高層政治家的活動,而且他們討論了戰爭能否不發生的問題。同時,已有一些學者對“一戰”的起源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深度的分析。比如說,陳章媛從之前歐洲列強之間的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和它們之間秘密的結盟聯合為出發點,探討了這一歷史事件爆發的原因;代麗華通過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巴爾幹地區形勢分析了“一戰”的起源;徐健通過蒐集最新相關出版物,概括分析了21世紀德國“一戰”責任和起源研究的新特點,並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但是,關於戰爭的起源,思想的因素在戰爭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促成作用,它們在戰爭前早已萌芽於人們的內心深處。民族主義的興起毋庸置疑是引發戰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因素,同時,一種極端好戰的精神佔據了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思想。為了改變戰前的糟糕狀態,理想主義者充斥著勝利之後的場景,意圖在於戰後更好地生活。
2、“一戰”中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狂熱推波助瀾,“一戰”蓄勢待發。政治家們時不時地根據達爾文主義精神對公眾宣傳競爭與存在之間的關係,讓人們的心中燃燒起進行生存戰的慾望。然而民主制度是極具愛國熱情的,絕大多數人只知道,凡是自己的國家受到了迫害,必然站出來誓死保衛自己的家園。同時,外交官員代表了各國的利益和本國人民的利益,他們在國際上做出來的舉動對群眾具有煽風點火的作用。
英國曆史學家詹姆斯·喬爾做了一次題為“1914年:未言明的假設”的演講。然而,1914年未言明的假設包含著在作家和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那種對戰爭的獨特渴望———這讓後人很難理解,但是,這是戰爭之初“八月”精神的獨特組成部分。[2]
大部分人都志願報名參軍,其中包括大學生、知識分子、藝術家、青年詩人和小說家。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的參戰程度是驚人的而且不分年齡。在戰爭中,他們英勇上陣,同時他們寫詩詠懷,歌頌這場戰爭是極具生命力的,是一個再生的過程。就算是他們不能參與到戰爭中,他們依舊為戰爭的宣傳而奔波不息。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英國,同樣在法國、德國、俄國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說,在“一戰”前,戰爭在各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很多人將德國的侵略擴張下意識地歸罪於上層容克貴族,但實際上煽動民族主義最歡實的卻是德國新興的工商階層及專業人員階層。然而小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巴爾幹地區被統治的少數民族的極端民族主義,是引發戰爭的重大原因。
哈布斯堡帝國佔據統治地位的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日益面對境內少數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巴爾幹地區的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捷克人、斯洛伐尼亞人等,後者組成各種地下團體,有時候採取恐怖主義手段。例如,引發“一戰”的“薩拉熱窩事件”,就是幾個波斯尼亞青年以恐怖手段刺殺奧國皇儲。就算奧地利仗著德國的支持有理由有實力對塞爾維亞宣戰,也不要忘記塞爾維亞的背後是俄國,而俄國的背後是法國和英國。最終,戰爭變成了德奧對英法俄的列強之間的互相屠殺。正如基辛格所批評的,“歐洲各國自願成為巴爾幹各好鬥國家的代理人。對這些任性妄動缺乏國際責任感的國家,歐洲各國卻寧可被它們牽著鼻子走,唯恐不如其意,它們就會轉換陣營”。然而,列強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參戰,也是為他們本國的民族主義狂熱所推動。德國統一後,社會各階層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媒體大肆宣揚“地緣政治學”“生存空間論”“人種優劣論”“武力決定論”等,其主題是德意志人是最優秀民族,註定對世界起到支配作用。對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政府有意培養,學者也著書立說加以解讀,正當化這種瘋狂的自命不凡,這是後來納粹在德國崛起的思想基礎。
因此,“一戰”前的情況足以說明,極端民族主義是導致戰爭的強大推動力。良性的民族主義本來不是錯,它是全國人民舉族上下不可或缺的聯動力,但是它一旦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將會造成一國民眾集體唯我獨尊,盲目排外,為了微小的利益要求本國政府對外強硬,甚至不惜大動干戈,引燃世界級的軒然大波。
“一戰”爆發時,各國不少人民帶著“有色的”、盲從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懷曾雙手簇擁戰爭入懷,而戰爭的結果使歐洲淪為廢墟,破壞狀況慘不忍睹,人們內心也烙下了不可抹去的傷痕。
3、“一戰”中的“死亡願望”
很多人都把這場戰爭當作是一次洗禮,渴求戰後更好地生活,而像羅曼·羅蘭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尼古拉·列寧)這樣的反戰人士佔極少數。這種極端好戰精神如此強烈,足以證明,弗洛伊德在戰爭期間發現的“死亡願望”是正確的。[3]“一戰”中,這種自發的“死亡願望”可以歸結於戰前的一系列思想傾向。
社會主義繼續前行,它賴以生存的基地是人們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秩序的不滿與失望。而費邊社會主義者天真地認為只要將地主和資本家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那麼工人的物質基礎會有所提高。同時,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等待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而期待社會主義的緩慢到來,因此他們通常拒絕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無政府主義種類繁多,而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在19世紀90年代進行恐怖的暗殺行動,給社會製造混亂,同時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交鋒在19世紀末達到了頂峰。民主制形成於19世紀後幾十年,然而批評民主的人頗多,尤其是索雷爾,可能沒有人像他那樣憎恨民主。社會學的黃金時代是從1890年到1920年之間,它被認為是清醒者的避難所。馬克斯·韋伯是當時著名的社會家,但是與韋伯一樣的社會學家不能給當時社會中的人們給予未來的方向,僅僅只是揭示了他們所在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宗教的危機給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嚴重的打擊,而達爾文主義沉重地打擊了正統宗教,尼采更是宣稱上帝之死。因此,處於各種壓抑之下、埋怨已久的愛國分子亟待改變現狀。從而,一種極端好戰的精神油然而生,這很大一部分歸因於1914年前的人們的思想傾向。
其中較明顯的思想因素有:一是失望的個人生活經歷下暗藏的希冀:人們看厭了當前枯燥乏味而沒有信仰的生活,痛恨資本主義下唯利是圖的經濟現狀,因而滋生出一種徹底翻盤的衝動,渴望用一場徹底的戰爭來結束當前絕望的困境;二是憤世嫉俗的英雄主義者賦予戰爭浪漫的傳奇色彩:在這些人的眼中,戰爭意味著重生,是獲得未來生活的正義的途徑;三是大徹大悟的知識分子給予戰爭未來的憧憬而迸發出來的高昂鬥志:他們想用肉體來維護祖國的統一和人民的共存,以及用思想來抒發戰爭所帶來的益處,他們無所畏懼,只因全國人民心手相連,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他們甚至很享受這種團結一致的愛國情懷;四是人們心中災難過後的曙光引領著他們產生一種啟示錄式的救贖:災難終將來臨,不可抵擋,但是這時戰爭能夠讓他們浴血重生,並且新生的文明會給世人帶來新的光明,照亮昏暗的世界,讓他們重新獲得信仰;五是歐洲狂躁的激進思想讓好戰者躍躍欲試:浪漫主義時期的激進思想讓他們朝無政府主義靠攏而深受其影響,讓他們對戰爭的到來而激動不已。
戰爭中的好戰精神與“一戰”前的思想傾向緊密相連,讓絕大多人的“死亡願望”不斷被強化而積極踴躍地參與到給他們生活帶來異常痛苦的戰爭當中。
4、“一戰”中的理想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很多國家的青年詩人、小說家、藝術家、學生與知識分子爭先恐後地報名參戰,值得指出的是知識分子的參戰度極高。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學生,他們都是極具詩人氣質的、不安分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視戰爭為一次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探險,他們甚至責怪他們的前輩膽小怕事。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掀起了一場狂熱的青年運動,此後他們瘋狂的理想主義被深深地融入了戰爭當中。夏爾·貝璣在1905年從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此後,這位德雷福斯派作家變成了一名愛國主義者、反和平主義者,充滿熱情地預言未來的對德戰爭。而在1913年,對法國青年大學生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貝璣、保羅·克洛岱爾、巴雷斯等類似的人物。被理想主義衝昏頭腦的青年運動者們完全無視長輩而投身於自己所堅信的正義的戰爭中。他們是尼采式哲學思想的代言人、是啟示錄式心態的倡導者,共同期盼著一場“煉獄之火”與“山崩地裂”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到來。一些詩人和哲學家幻想著戰爭帶來的洗禮,認為這場戰爭是最高的正義、是重獲新生的象徵。正如夏爾·貝璣在戰爭中犧牲前所歌唱的,“死於正義之戰該有多麼幸福”。更為重要的是,刺殺弗朗茲·菲迪南大公的青年更是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們深受浪漫主義時期思想的影響,認為殺戮暴君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正義之事。上述的這些青年人,無論持有什麼樣的思想和觀點,他們都有著自己所堅信的理由而支持戰爭、投身於戰爭,甚至獻身於戰爭。
戰爭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場恐怖的大屠殺運動,而在“一戰”中犧牲最多的莫過於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後世之人忍不住感嘆道,這場眾人期盼的戰爭究竟埋葬了多少個“愛因斯坦”、“弗洛伊德”與“喬伊斯”,他們對未來世界的奉獻可能不會亞於相對論、精神分析學與《荒原》對世界所帶來的影響。雖然說,戰爭中出現了非常多富有成就的作品和思想,可是付出的代價與戰爭中的成就誰又能掂量得出孰輕孰重呢?
這些被狂熱和躁動附身的理想主義者,抱著驅逐衰亡的文明、迎接新的未來的初衷,一次次地助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同樣,他們的這種戰爭精神對戰爭的爆發起到了促成作用。我們似乎可以說,正是這些理想主義詩人和知識分子策劃且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5、結論
我們都知曉,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不平衡的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交戰雙方來說,都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儘管塞爾維亞是為了保衛自己的主權和獨立而戰,它所從事的戰爭具有正義的民族解放的性質,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整個戰爭的非正義性。無論戰爭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戰爭的爆發不是偶然事件,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人所期盼的,但是對於世人來說,它的爆發猶如晴天霹靂,完全在於絕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
正如前文所論述,戰爭爆發的起因是多方面因素的綜合,而本文討論的諸如民族主義、“死亡願望”與“理想主義”的思想因素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著不可忽略的促成作用。它們看似無形卻左右著諸如青年詩人、學者、藝術家、大學生、知識分子等支持戰爭的狂熱分子的思緒,將他們推向戰爭並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戰前,大多人抱有激進的思想和啟示錄的心態,他們無所畏懼,只為戰後黎明的到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空前的浩劫,它給戰勝國帶來的心理打擊幾乎等同於戰敗國。大戰歷時4年,30多個國家,15億人口捲入戰爭,傷亡人員3000萬,經濟損失3400萬美元。然而,最讓人痛心疾首的莫過於那些非物質的才華的損失,多少熱血的、滿腔愛國熱情的、滿腹才華的青年人葬送在了這場硝煙四起的戰壕當中,他們的這份愛國的熱情與尼采式的思想不知道是否應該被歌頌還是應該在一片惋惜中隨他們而散去。逝去的英烈可能依舊懷著戰前的鬥志昂揚而深信自己的思想準確無誤,而存活下來的那些擁戰者看到戰後的狼藉與頹廢又會作何感想?戰爭期間,真理受到了強烈的抨擊。戰後,一種新的犬儒主義順勢而生,人類對生活的信仰更是不復存在。戰爭中的浪漫主義面紗也被殘酷的現實一層一層地捅破,詩人們、學者們不再想要尋求刺激,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感受不再給予任何希望,相反,留下來的只是後怕、無聊與深表遺憾。
如果說在戰前人們是歡呼雀躍地夢想著戰爭會帶來好的變化,那麼戰後的世界表明了那樣的夢想註定會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戰爭改變了人們的思想,他們不再擁抱戰爭,甚至對戰爭深惡痛絕,就像20年後爆發的“二戰”前,人們對於戰爭的來臨不再拍手稱讚、撰以詩歌歌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