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非常簡單，可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讀書、教書、寫書。”年近九旬的安作璋先生安詳地坐在狹窄的書房裡，身上自然流淌著一股濃烈淳厚的文化氣息，靜謐、璀璨。
安作璋，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一位敦厚謙和的慈祥老人，一顆學術界的璀璨明珠，在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山東地方史，尤其是秦漢史的研究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60多年來，他以豐富的著述、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大家的風範，贏得了學林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成為中國秦漢史研究領域的扛鼎人物。
為人
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東曹縣城內文廟旁一戶書香之家，家門兩邊有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對聯。“長輩們經常給我講這副對聯的意思，教導我長大以後為人要忠厚，要好好讀書。沒有想到，這竟成為我一生遵循的兩個信條。”
“1937年，當時我小學畢業，正好抗日戰爭開始，家鄉被日軍佔領，日本人也在縣城辦了一些學校，但是我們都不樂意去日本辦的學校讀書。”安作璋隨家庭轉到鄉下私塾讀書。在家庭薰陶和師長的教誨下，他先後讀完前四史和《資治通鑑》等書。
1944年秋，安作璋隨流亡學生輾轉到皖北阜陽，進入山東第二臨時中學高中部學習。
回憶起這段艱苦歲月，安作璋說：“支撐我繼續生活和學習的，就是我過去所熟悉的歷史人物在逆境中艱苦奮鬥、百折不撓的精神。我常用司馬遷說過的一段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來激勵自己。”
1947年中學畢業，安作璋以優異成績考入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學家欒調甫、胡厚宣、張維華、朱東潤、莫東寅、韓連琪等先生門下，獲得了許多終身受益的教誨。
在張維華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安作璋主攻秦漢史，他午夜之前極少休息，總是如飢似渴地涉獵著先秦和秦漢的各種文獻，前四史被他翻爛兩套，四易寒暑竟有7個假期沒有回家。
“在齊魯大學學習的四年（1947—1951），我恰巧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學派考據務實思想的影響，以後又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安作璋說，這都為他治學思想與風格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1年，安作璋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山東師範大學（原山東師範學院）歷史系工作，迄今已走過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個月中，他的論文《西漢的西北屯墾》《論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繼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這在當時史學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見的，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學著作《漢史初探》由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當時，他年僅28歲。1959年，其另一部學術專著《兩漢與西域關係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齊魯書社再版。
“十年動亂時期，我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到隔離和批鬥。”安作璋說，在那是非顛倒的年月，從事學術研究就等於“犯罪”，但他學術研究的步伐並未停止。
改革開放以後，已屆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來了學術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從講師直接越級晉升為教授。
安作璋被國內外歷史學界譽為“今日秦漢史學界的重鎮”。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雖是國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但他一直待人誠懇謙恭，虛懷若谷。他與熊鐵基合作的長篇鉅著《秦漢官制史稿》，從選題到完成，曾五易其稿，歷時十載，才公開出版。
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兩部論文集分別命名為《學史集》《學史集續集》，他說：“歷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活到老，學到老，也不一定能窺其門徑，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書題名曰《學史集》”，足見他的胸懷。
《文摘報》原主編肖黎曾多次向安作璋約稿，他回憶說：“先生每次寄來稿件時都要附上一段話，說自己雖然已經認真地思考才下筆，完稿後依然不太滿意，如可用，希望能予以修改，文章長短由我確定，不必再商量。作為老先生，他總是這樣平等待人，替別人著想，讓我感到心裡熱乎乎的。”
為學
三勤與三通
安作璋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從事秦漢史研究並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學家，是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創始人之一。
有些青年教師和學生請他傳授一些治史秘訣，他說：“我沒有什麼秘訣，如果說有，那就是‘業精於勤’四個字，即眼勤、腦勤、手勤，也就是勤於讀書、勤于思考、勤於寫作。”
談到先生為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卜憲群說，“三勤”雖是安先生的謙遜之辭，亦道出了先生治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業精於勤與持之以恆的治學態度。
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範。他午夜之前極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靜，落筆翻書，正是搞研究的好時候。有時躺下後仍在思考問題，一旦有所發現，立即披衣起床，筆之於書，到了寢不安席的地步。
主編《山東通史》時，安作璋因勞累過度病倒了，住進了醫院，但仍手不釋筆。該書出版後，《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史研究》先後發表評論文章，認為這是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究山東地方史的開創性著作”，作為“我國地方史研究的一項重大成果”，它“以其豐富的內容，翔實的資料，恢宏的規模，濃郁的地方特色而獨樹一幟”。
在山東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原院長王克奇眼裡，安先生給他最深刻的印象是“翻爛了好幾套史記和漢書”。
艱辛的付出換來了累累碩果，僅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安作璋著述就達數千萬字，皇皇鉅著，洋洋大觀。
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學術研究上還講究“三通”。他常對學生說：“讀書務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研究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通曉歷史發展的規律。”他認為，所謂“通”包含三個方面，即縱通、橫通、類通，“縱通是瞭解歷史的來龍去脈和發展規律，認識過去，把握現在，展望將來。橫通是全面聯繫地看問題，認識同一時期不同事物之間的關係。類通則是觸類旁通或逐類相通之意”。
除了“三勤”與“三通”，安作璋認為治學還要處理好“兩個關係”，即博與專的關係、繼承與發展的關係。
正確處理博與專的關係是有效的治史方法。安作璋認為，治史貴在博大精深，沒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要達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說：“所謂淵博，也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再高明的醫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對其所學的專業和研究方向來說，不但要精通，還要擴而大之，凡是與研究方向有關的知識都應該通曉。同時，我們又可以把知識劃在一定的範圍或領域內，即變無限為有限，然後再用有限的時間去探索有限的知識，這裡所謂有限的知識，就是‘專’的問題。”
繼承與發展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安作璋注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傳承與創新：“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經驗教訓。中國人自古重視歷史研究，歷來強調以史為鑑，毛澤東同志曾講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鄧小平同志也講過，成功的經驗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失敗的教訓也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無論是繼承還是創新，有一條原則安作璋始終堅持不動搖。他說：“在學術研究領域，無論採取哪種方法，都應當鼓勵支持大膽嘗試；但無論哪一種方法都不能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歷史學要始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展研究，這個原則不能有絲毫動搖。”
曾有人問安先生：“一個歷史學家最主要的素質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實事求是，秉筆直書。”求真求實、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安作璋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對梁啟超的“史家四長”說進行了新的詮釋，尤其把史德擺在突出位置。
山東省委原副書記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學生，他曾說：“安先生完全以歷史學家的嚴謹眼光來關照歷史人物和事件，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評價歷史的得失，絲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傳記中氾濫的各種媚俗傾向，這一點非常值得稱道和敬佩。”
在安作璋滲透血汗的文章中，佈滿著對歷史的關照，更充滿了對現實的思索。他認為，治史的目的自然是為現實服務，但歷史的價值卻在於賦予時人一種清醒的智慧。
山東省委宣傳部原部長、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苗楓林說：“安先生把早已塵封了的古代事件磨瑩成清澈照人的歷史規鏡，給人們以啟迪，以感悟，以力量。”
“道德學問”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對學生的嚴格要求。他經常給學生講：人的一生會遇到許許多多需要解決和探討的問題，但概括起來不外乎如何做人與如何做事兩個問題，無論幹哪一行，從事何種職業，都離不開做人這個前提條件和根本問題。他把傳統道德總結為“孝、忠、仁、義、禮、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則居於首位。他經常教導子女和學生說：“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對自己父母的態度，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順的話，肯定不會真心實意地對待朋友，更談不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下午的陽光穿過窗外盛開的石榴花，柔和地映照著安作璋先生慈祥的面孔。雖已至耄耋之年，他仍發憤忘食，老而彌篤，以飽滿的熱情，為祖國的歷史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事業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廳懸掛著一副濟南名士徐北文題贈的對聯：“良史春秋筆，名師齊魯風”，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學問”的最好寫照。
注：轉載於《光明日報》（2017年01月25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