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跟我說起沈括的人品不怎樣。
前不久，網絡名人司馬南，做了一期中國的“告密文化”，又舉了沈括的例子。
早些時候，《文化苦旅》的作者餘秋雨先生，也在書中提及沈括告密一事，認定蘇軾的“烏臺詩案”，與沈括告密有關。
我對這種解讀一直表示懷疑。
沈括為什麼要告密呢？餘先生總結兩種心理。
第一，見不得別人好，嫉賢妒能，通過告密，揭發別人的過錯，打擊對方。比如說沈括告密蘇軾，就是因為蘇軾的詩寫得比自己好，非常嫉妒。但是，說這個話的人，有沒有想過，沈括是在朝廷工作的幹部，蘇軾當時在地方工作，沈括當時是水利專家，興趣在自然科學領域。蘇軾是地方官，以寫詩聞名。他們兩個從事的專業和興趣，風馬牛不相及。沈括有必要嫉妒蘇軾？
第二，討好某方領導。蘇軾雖然和沈括不相干，但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沈括打擊蘇軾，就是為了討好王安石。這就更加奇怪了。沈括雖然支持變法，但對變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也在不斷提出質疑，因而引起王安石陣營不滿，為此丟了財政部長的職務。如果他要討好王安石，何必通過告密蘇軾？事事順著王安石即可。更何況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明確的，公開的，王安石也是知道的，何須告密？
餘秋雨先生的邏輯，似乎並不成立。
官場複雜，但大體劃分，基本上為兩類人，一類人琢磨事，一類人琢磨人。琢磨事的人，以做好事情為榮，根本不屑於做告密之類的小人。只有琢磨人的傢伙，才熱衷於告密，靠權力投機營生。
那麼，沈括屬於哪一類呢？考察沈括的歷史，他顯然屬於前者。
他是一位對自然和社會都充滿好奇並不斷探究其中奧秘的人，且樂此不疲。比如他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學、天文、地質、工程技術上的很多發現，與他對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不無關係。
他是一位善於用技術手段去破解現實問題的人，不論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人文、科技，他首先考慮在技術上能不能處理。他在數學領域的許多的發現，比如“隙積術”、“會圓術”等等，都是基於解決現實問題。
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創新精神的人，許多東西放在他的手上，他就會去思考，如何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他對“指南針”、對“活字印刷術”的改進推廣就是這樣。他的創新，不但在技術層面，也體現在經濟領域和社會制度上層面。他在權三司使的職務上，雖然時間不長，對官鹽、茶法、改善貨幣流通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他是一位務實又體恤下層百姓的人。當他看到“免役法”對最貧困百姓造成傷害的時候，提出了降低平民“免役錢”的建議，甚至提出實施“差僱並行”方案，不惜為此丟了官，被貶謫他鄉。
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在與西夏的作戰中，總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在與遼國的外交鬥爭中更是大義凜然，臨危不懼，堅定維護國家的利益，寸土必爭。
他還是一位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人，即使是在謫居的日子裡，也心繫國家，繪製出最精確的全國行政地圖《天下州縣圖》，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使命。
一句話，他是一位希望為社會貢獻創意，且能造福桑梓的人。在沈括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是什麼呢？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就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責任感、使命感。
正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優秀品格使然，沈括即使從官場退下來，也沒有讓人生使命就此結束。他的《夢溪筆談》就是人生使命的繼續。
我對沈括的研究，其實也是從他人品是否有瑕疵開始的。我的老闆陳海賢曾向政府建議，在良渚建“沈括廣場”，如果沈括在人品上有問題，這多少有點遺憾。
我發現，所有對沈括告密的指控，均出自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但李燾對於沈括告密情節的記錄，也引用別人的文字。
李燾畢竟是嚴肅的歷史學家，他對別人記錄的這段文字，總覺不靠譜，所以在引用文字的後面，特意標註，“這段文字，可能於事情有出入”。
遺憾的是，後人在評價沈括時，恰恰把李燾的標註忽忽略了。忽略更多的是，蘇軾入獄與沈括之間沒有任何邏輯關係。所謂沈括告密蘇軾，子虛烏有。我的《品識沈括》一書，對後人誤讀沈括，做了溯源。
哪類人喜歡告密呢？
大體上為兩類，一類是依附權力的人。他們的心思不在做事，也不屑於做事。他們把察言觀色、揣摩領導意圖為本事，靠權力的空隙生存。這些人有精力琢磨人，通過告密，來討好領導，打擊競爭對手。
還有一類，就是嫉賢妒能，看不得別人好。別人升職，本來跟他並沒有交集，也沒有妨礙他的進步，他依然渾身上下不舒服，欲與告密傷害之。這些人的內心，非常狹隘，齷齪，自己沒多少本事，卻希望別人比自己混得更差。
你能指望這兩類人，也象沈括一樣，能為社會貢獻創意，造福國家？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