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以前，剛剛贏得民族獨立的芬蘭經受了一場短暫卻殘酷的內戰洗禮。內戰為芬蘭社會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但合作共事的文化讓昔日的仇敵放下恩怨，國家的建設因此得以相對迅速地取得了進展。
赫爾辛基長橋（Pitkäsilta）在內戰中淪為戰場，圖為行人在殘垣斷壁間走過。時至今日這座石橋上仍清晰可見內戰和二戰中留下的爆炸痕跡。
1917年12月6日，芬蘭議會通過了獨立宣言。然而在這之前，武裝起來的“保安”團體已經建立了起來。後來這些團體成了內戰中的“白軍”和“紅軍”。
白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紅軍則有工人運動的背景。兩個陣營長期勢同水火，因此儘管贏得了獨立，新國家的前途卻被籠上了陰影。
芬蘭內戰1918年1月27日爆發，至5月15日結束。死亡總人數約36600人，其中約9700人是被處決的，13400人死在了狀況駭人聽聞的戰俘集中營裡。紅軍與白軍的傷亡比例約為六比一。
內戰一結束，政治和解幾乎立即就開始了。但文化和社會的和解開始得更晚。
邁向包容和睦的共和國
1918年5月16日，白軍統帥曼納海姆率領著紀念內戰結束的閱兵式隊伍，在赫爾辛基埃斯普拉納蒂大道（Esplanade）上行進。
內戰的勝利方白軍原本希望建立一個親德國的君主制政權，但因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終戰敗，這個方案無人再提了。芬蘭於1919年7月選擇了憲政共和國的政體。
“贊同共和制的人當中有許多是主張嚴懲紅軍戰士的，因此很難說共和派是更傾向於妥協的一方。”赫爾辛基大學終身客座教授、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傑森·拉韋呂（Jason Lavery）說道，“但是，共和派認為憲政共和國的體制要比中左派和君主制派主張的政府形式都來得更加包容。”
芬蘭首位總統卡羅-尤霍·斯托爾貝里（K.J. Ståhlberg）贊成和解，贊同赦免紅軍俘虜，允許工會擁有談判權，並簽署了讓佃農可以以優惠價格買下自己耕種的土地的法律。
“斯托爾貝里的確為國家團結作出了努力，但侷限於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勢力劃定的界限內。”拉韋呂表示。
戰後的現代化進程
赫爾辛基的芬蘭堡島嶼要塞，1918年初曾被用作關押紅軍戰俘的戰俘營，如今已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和旅遊勝地。
溫和的民族進步黨和農業聯盟贊成妥協，並在獨立後的建國早期階段積極推動和解。極左派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但社會民主黨在地方上頗有人望，甚至一度在瓦伊諾·坦納（VäinöTanner）的領導下成為了議會中的第一大黨。
拉韋呂介紹道：“坦納已經盡力而為了。1927年，在一年一度的紀念內戰結束的閱兵式上，作為總理的他接受了構成當年白軍主力的民兵組織國民衛隊的敬禮。”每年5月16日舉行的紀念內戰結束的閱兵式，是前白軍統帥曼納海姆（C.G.E. Mannerheim）設立的傳統。
坦納接受國民衛隊的敬禮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國民衛隊曾因在內戰中擔任行刑隊的任務而被左派斥為劊子手。1932年，國民衛隊中的一些人與一個叫做“拉普阿運動”（Lapua Movement）的群體試圖聯合發動右翼政變。大部分芬蘭人對他們嗤之以鼻，幾天之內政變就宣告失敗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芬蘭經歷了一段經濟相對繁榮的時期，社會改革繼續推進，民主制和議會體制愈加鞏固。
牽線搭橋，對話溝通
米娜·希蘭帕以善於讓觀念針鋒相對的黨派找到對話的渠道為人稱道，圖為1907年時她以議員身份發表演講。
對國家的未來構建作出深遠影響的另一位政治家是米娜·希蘭帕（Miina Sillanpää），她以“搭橋人”著稱，善於讓觀念針鋒相對的黨派找到對話的渠道。1906年，芬蘭婦女贏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後，在1907年的大選中她是首批19位當選的女議員之一。內戰期間，許多兒童成為孤兒——據估計有15000人。米娜為援助他們做了很多工作。
希蘭帕在坦納政府（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12月17日）中擔任社會事務部第二部長，成為芬蘭政府首位女性部長級官員。她來自工人階級家庭，曾積極推動改善女傭和其他工人的工作條件、建立孤兒院及未婚母親收納所等社會事業。2000年至2012年擔任芬蘭總統的塔裡婭·哈洛寧（Tarja Halonen）對希蘭帕讚譽有加，認為她“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福利國家之母”。
體壇明星們也為全體芬蘭人向著共同的目標團結前進作出了貢獻，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長跑名將帕沃·魯米（Paavo Nurmi）。從1920年到1928年，帕沃·魯米在三屆奧運會上共摘得12枚獎牌——九金三銀。
冬季戰爭同仇敵愾
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戰爭中，索姆薩爾米（Suomussalmi）戰役的間隙，從赫爾辛基以北約600公里處的維漢蒂（Vihanti，靠近東部邊境）徵募的士兵正在休息。冬季戰爭成了一場令芬蘭團結一心的戰爭，與內戰形成鮮明對比。
1939年蘇聯入侵芬蘭，所謂的冬季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從1939年11月30日持續到1940年3月13日，芬蘭社會各界在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團結一心，共抗外敵。
“毋庸置疑，冬季戰爭是一場英雄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而內戰恰恰不是。”拉韋呂表示，“這是獨立後的芬蘭所取得的第一個集體勝利。”
分別代表資方和勞方的組織同意談判與合作。社民黨鼓勵黨員加入國民衛隊。曼納海姆總司令取消了一年一度紀念白軍勝利的閱兵式，以內戰死難者紀念日取而代之。芬蘭人願意為了共同的大業團結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的一些大事也值得關注。”拉韋呂說，“其中包括芬蘭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全面福利國家的建設，以及以1918年內戰為題材創作的藝術作品和形成的學術研究成果等。”
和解之路永無止境
芬蘭許多地方在內戰中飽受摧殘。1918年4月，在中西部城市坦佩雷的達美拉（Tammela）城區，唯一還矗立不倒的只剩下煙囪了。
以內戰為題材的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是瓦伊諾·林納（VäinöLinnä）的三部曲《北極星下》（Under the North Star），三部曲分別出版於1959、1960和1962年。這部著作深懷同情地探究了紅軍的心理動機，不留情面地如實描述了內戰的餘波。
這部作品是芬蘭等待已久的文化和解的代表作，然而和解的進程遠遠沒有結束。“內戰大多是不會真正結束的。”拉韋呂說道。
時至今日，曼納海姆仍是一名爭議人物，褒貶雙方各執一詞。他的雕像多次被人噴上“屠夫”的字樣，而曼納海姆博物館也以“解放戰爭”的說法取代“內戰”。
2016年芬蘭國家廣播公司Yle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了內戰對芬蘭人的深刻影響。內戰結束雖然已近一個世紀，在問卷回答者當中仍有22%稱這個話題在家庭內部仍然“高度敏感”。
不過，芬蘭社會推崇法治、民主，善於為共同利益而合作共事。這些價值觀都有助於儘可能地癒合內戰的創傷。
“芬蘭人花了數十年時間才對民主制度產生了完全的信賴。人人參與的愛國主義誕生了。”芬蘭現任總統紹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在2018年1月1日的一次演說中表示。
尼尼斯托說，內戰的教訓之一就是“社會是多元的。人與人背景不同、信仰不同、目標不同，我們有各持己見的權利。這是我們必須學會尊重的，無論與我們自己的想法有多麼大相徑庭。”
本文作者@David J. Cord
分享歐洲今天的新鮮事，研究歐洲過去的古人文。
歡迎關注@這裡是歐洲 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