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科學文化的特質
尚智叢
［提 要］ 自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科學迅猛發展，科學共同體日益壯大。科學共同體在其職業活動和社會生活中所創造的科學文化漸顯繁榮並深刻影響著人類文化的發展。科學文化有別於以往人文學者們所創造的人文文化。至當代，其特質愈益明顯，表現為：強調認識對象的客觀性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避免認識主體主觀性對認識結果的影響；強調知識的客觀性，以可重複性來檢驗客觀性；推崇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低估形象思維和直覺思維的作用；推崇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發展當代科學文化，應深刻認識其特質，避免急功近利的危害。
［關鍵詞］科學文化；特質；客觀性；數學方法；實驗方法；功利主義
自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快速發展，科學知識在人類知識體系中所佔分量迅速增加，而今已成為其中重要的基礎性構成部分。與此同時，以實驗和數學的演繹推理為標誌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無論是針對自然界的探索，還是面向人類社會和人類意識自身的研究，都廣泛地採用科學方法。科學儼然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標誌。隨著科學發展，從業人員增多，科學共同體日益龐大，已成為21世紀主導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科學共同體在其科學職業生涯和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科學文化日顯突出。科學文化既有別於人類社會的其他亞文化，又與之相交相融，有力地促進了人類文化的進步，也為文化發展打上了時代的科學烙印。本文闡述當代科學文化的特殊品質，闡明促進我國當代科學文化健康發展需要關注之處。
一 兩種文化的分裂
科學文化迅速成長，與歷史上由人文學者所建立起來的人文文化有著迥異的品質，這也使得兩種文化的實踐者之間出現隔閡。最早明確闡述這兩種文化分裂的是英國學者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斯諾本人接受過嚴謹的科學訓練，1930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隨後長期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教學和管理工作。斯諾有著強烈的文學愛好，熱衷於文學創作。這使得他與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兩個群體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二戰期間，斯諾在英國皇家學會下屬的一個委員會負責科學資源調度，還曾在英國勞工部擔任技術人員主管，幫助挑選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專業人員。他長期擔任政府的科技顧問，1964—1966年間還曾擔任英國技術部長上議院的政務次官，參與國家科學技術管理。因其突出的貢獻和廣泛的社會影響，斯諾於1957年被授予萊斯特的男爵。
斯諾的學術與工作經歷使他對兩個群體的文化隔閡深有體會。斯諾發現：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兩個群體存在觀念割裂、互不理解，常對對方的學術領域不屑一顧，甚至相互攻擊。他描述兩個群體間的隔閡："我經常往返其間這兩個團體，我感覺到他們的智能可以互相媲美，種族相同，社會出身差別不大，收入也接近，但是幾乎完全沒有相互交往，無論是在治理、道德或心理狀態方面都很少共同性，以至於從柏靈頓館或南肯辛頓到切爾西就像是橫渡了一個海洋。……總的說來，這是整個西方的問題。"對於這種隔閡的嚴重程度，斯諾說："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年輕人中間)還互相憎恨和厭惡，當然大多數是由於缺乏瞭解。他們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他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非科學家傾向於認為科學家粗魯，自吹自擂。"
1956年，斯諾在《新政治家》雜誌上發表了《兩種文化》一文，首次提出兩種文化的分裂，隨即引起廣泛討論。1959年，他將文中思想加以擴充，在劍橋大學發表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更是將兩種文化分裂的討論推向高潮。此後，他曾與劍橋大學文學批評家李維思(F.R.Leavis)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崔林(Lione Trilling)展開討論。後二者強調科學與人文的方法不同、語言不同，"兩種文化"之說過於簡化人文的複雜內涵，認為簡單對比不能成立。爭論也促成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於1995年提出"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布洛克曼認為：科學知識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改變了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發揮出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無論是在政策制定還是哲學討論中，科學其所引申的後果比從前越來越深遠，政府與社會都更加重視。"第三種文化"實質上承認了20世紀後半葉以來科學文化的迅速增長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影響力的迅速增強。
迄今為止，關於兩種文化的討論已有60餘年。期間，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社會生活日新月異，兩種文化的內涵都已發生較多的變化，並且伴隨全球化進程和科學的廣泛傳播，兩種文化的分裂早已不僅僅是西方社會的特有現象，而成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60餘年間，兩種文化相交相融，但衝突依舊存在。1994年底發生的"索卡爾事件"說明了這一點。
1994年11月，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在著名的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發表了一篇題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惡作劇論文，其目的是檢驗該雜誌編輯們的學術認知能力。結果五位編輯都沒有發現這是一篇胡編瞎扯的詐文。該文發表後不到一個月，索卡爾又發表了披露此事的文章《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震驚學界，並觸發了一場席捲全球的由科學家和實證主義哲學家組成的科學衛士與後現代思想家之間的"科學大戰"。論戰中，科學家對人文知識分子宣稱："你的論文我看得懂，我的論文你卻看不懂"。面對科學家的優越感，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當真有些心虛氣短，另有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以人文主義之名打擊科學的權威。雙方的衝突逐漸形成了蔑視對方的"傲慢與偏見"。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出：20世紀末期，兩種文化的隔閡依舊深刻。一方面，確實存在一些人文學者濫用和誤用自然科學概念與知識的情況，還有一些學者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閉門造車、自娛自樂，由此產生的一些矯枉過正乃至"振聾發聵"的理論，激起了科學家的不解和反感。另一方面，科學的信徒希望將科學方法從相對簡單的自然領域向更為複雜的社會領域推廣使用，將一切世俗活動納入其指導之下，使科學成為一種新的信仰。原本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正在濫用理性的權威，成為新的迷信。正如哈耶克所言："20世紀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在於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
現代科學在中國的起步較晚，但進入20世紀以後的中國同樣存在兩種文化的分裂。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科玄論戰"可說明這一點。鴉片戰爭後，救亡圖存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將眼光轉向科學技術與工業發達的歐洲世界，希冀科學救國。1918年，在梁啟超的帶領下，張君勱、丁文江等一行七人赴歐洲考察。當他們看到一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之時，心中"科學萬能"的夢想破滅了。1923年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發表報告《人生觀》，引發文化保守勢力和當時佔上風的西化派之間的一場波及整個中國文化界的"科玄論戰"。以張君勱為代表的保守派認為：科學是關乎物質的，不能解決人類的精神需求問題，不利於人類的精神生活；正是科學的發達導致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危害。以丁文江為代表的西化派則宣揚：科學有益於精神生活，科學必定有利於人的智力發展，科學能夠訓練人的心智，能增加精神快樂，而且，科學也是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的良好工具。
20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學得到長足發展，科學文化影響也日益強大，但兩種文化的隔閡並未消除。今天，在國家政策及社會管理中時有技治主義和科學霸權的出現。兩種文化的隔閡不利於科學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大大危害社會進步。在當代中國，建設良好的科學文化是一項亟待完成的任務。
二 科學文化的特質
科學文化由科學人(man of science)所創造，是他們在科學活動中自覺和不自覺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態度，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形態和重要構成要素，是人類的諸多亞文化之一。正如斯諾所說："科學文化確實是一種文化，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這就是說，其成員並不一定總是、當然實際上常常並不總是互相完全瞭解的。生物學家對當代物理學的理解往往十分模糊，但是他們卻有共同的態度、共同的行為標準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設想。這些相同之處往往令人吃驚地深刻而廣泛，貫穿於任何其他精神模式之中，諸如宗教、政治或階級模式。"
科學文化體現了科學共同體的精神氣質，與藝術、宗教等亞文化相比，科學文化的歷史要短得多，但發展迅速，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如日中天。科學文化的內涵中既有認知規範，如認識的邏輯一致性、簡單性、可檢驗性，也包括科學活動的社會規範，如默頓（Robert King Merton）提出的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精神、有條理的懷疑精神，以及齊曼(John Ziman)提出的創新精神，等等。20世紀以來科學文化已經潛移默化地浸淫了人們的思想和心理，塑造了當代人的思維方式和心理定勢，成為人的基本素養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科學文化的特有性質是相對其他亞文化形態而言的，特別是相對人文文化而言。
首先我們比較一下兩種文化的差異。斯諾認為，造成兩種文化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專門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認識自然、社會與人自身是人類理解生活環境並控制和利用環境因素的前提條件。遠古人類在生存與生產活動中逐步積累知識，擺脫愚昧，進入到文明時代。目前可考證的人類文明約有8000年曆史。在這8000年曆史中，人類的認知活動逐步與其他生產活動分離而獨立出來，出現了專門從事認知勞動的知識分子。如果以古希臘智者和中國春秋諸子百家來算，迄今不過2000餘年。16世紀的文藝復興促成了認知勞動的進一步分工與細化，也帶來科學革命。大規模的科學認識活動迄今不過500年曆史，但在這500年間，人類知識呈指數增長。認知勞動的分工細化是知識增長的必然要求，專門化教育也就成為現代社會培養知識分子的必要途徑之一。這是兩種文化分裂的歷史根源。
從哲學角度來說，休謨（David Hume）在《人類理解研究》中對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可被視為兩種文化分裂的認識論根源。科學針對事實做出判斷，而人文認知則針對價值做出判斷。在回答"是與不是"的科學問題時，"應不應該"的價值回答難以令人滿意；在做出"應不應該"的價值判斷時，"是與不是"的非黑即白式科學答案也會無能為力。康德(Immanuel Kant)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自然法則"和"道德法則"的二分進一步強化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化思維模式。前者用來探尋自然法則中"是什麼"的問題，屬於"事實世界"的自然哲學問題；後者被用以思考"應該怎樣"的問題，屬於"價值世界"的道德哲學問題。
兩種文化表現出巨大差異。首先在認識論上，科學文化以關於自然的知識為基礎，關注"冷冰冰"的外在世界。科學是發現真理的事業，是實證的、邏輯的和價值中立的實踐活動。科學理論是對客觀世界的臨摹或鏡式反映，追求主觀與客觀相統一。這種表徵主義的科學觀說明科學活動是一種客觀實踐，由此產生的科學知識順理成章地成為客觀知識。與此不同，人文文化主張"以人為本""人是萬物的尺度"，是一種由人類自身建構的、與自然秩序相對的"有溫度""有情感"的文化體系，以哲學、藝術、宗教、倫理、歷史等學科為代表。雖然人文文化的研究對象也根源於自然界，但它所面對的客體都是經過人化了的客體。在人的主觀意識的建構下，人文知識體系帶有更強的主觀性、隨意性和傳統性，在認識論上往往表現出相對主義立場。
兩種文化所推崇的認識方法也存在差異。典型的科學方法是實驗與數學方法。實驗就是在人為控制和純化研究對象存在條件的情況下，觀察和分析研究對象的變化規律。這一方法中力求剔除由認識主體個人的感官因素所帶來的差異，以重複實驗保證所發現現象規律的客觀性。數學方法則立足於量化表達方式來精確地描述研究對象的特徵。這一方法使科學知識系統化和理論化，更具概括性和預測力，也使其邏輯推理和預測更為程序化，更為嚴格和精確。
人文文化推崇形象思維、直覺思維和邏輯思維。文學藝術與歷史大多指向感性存在，以描述、體驗、感悟、直覺獲得認知，哲學強調邏輯思維，專注概念、命題的分析。人文文化中不排除認識主體的個人主觀因素，不強調所發現現象的可重複性或認識的可重複性。
概括而言，強調客觀性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避免個體主觀性對認識結果的影響；強調知識的客觀性，以可重複性來檢驗客觀性。與此相應，推崇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低估形象思維和直覺思維的作用。這就是科學文化具有的兩種特質。
科學文化的第三種特質是推崇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一種行為如有助於增進幸福，則為正確的；若導致與幸福相反的東西，則為錯誤的。幸福不僅涉及行為的當事人，也涉及受該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科學社會學家默頓的研究發現恰恰是功利主義激勵了現代科學的爆發。17世紀眾多新教徒擺脫教會約束，因信稱義，全身心地投入自然，發現自然規律，理解自然奧秘。他們以此作為理解上帝至大的新途徑，從而實現自我救贖之神責。這一帶有功利目的的自然探索活動獲得了新教價值觀的認可與推崇，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學研究行列。此後科學世俗化並快速發展，也與科學的功利主義評價密切相關。現代科學的倡導者培根提倡"發展知識，造福人類"。這一用科學知識造福人類的思想充分體現了科學文化中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對科學的功利主義評價使得科學為更廣泛的社會成員所認可，由此也獲得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和發展空間。功利主義成就了現代科學偉業，也鑄就了現代科學文化的功利主義特質。
三 當代科學文化的培育
培育良好的科學文化，促進科學與社會文化的健康發展，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充分認識科學文化的特質，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相互交流與相互借鑑，則是培育良好科學文化的必由之路。
首先，科學方法與人文方法並非不能相通。20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發展其個別領域的知識時，借鑑科學的數學方法，甚至實驗方法，以追求知識的普遍性、準確性和穩定性。例如，關於幸福的研究本是一項典型的倫理研究，然而當代頗為時髦的、對各國人民的幸福感的評價研究，就採用了數學方法。表1是聯合國公佈的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中各國幸福指數排名前20名。所謂各國的"幸福指數"是通過被調查對象對教育、健康、環境、管理、時間、文化多樣性和包容性、社區活力、內心幸福感、生活水平9個領域中總計33項指標給予主觀評分，然後對這些主觀評分進行加權計算而得到的。這一量化的指數較鮮明地反映出各國人民的幸福感的差別。但是，這隻反映出平均狀況，不能說明每一個人的幸福感。
科學研究所採用的實驗方法和數學的邏輯方法並非天然地絕對合理。在人類的認識活動中，科學方法也並非具有優先特權。在20世紀科學哲學發展的過程中，科學哲學家一直在尋求合乎理性的科學方法。以石裡克（Moritz Schlicklisten）、卡爾納普(Paul Rudolf Carnap)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崇尚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認為凡是經邏輯分析和檢驗得到直接或間接證實的才是科學的、合理的，並以此反對傳統哲學中毫無經驗依據的主觀玄想、思辨猜測的方法。但是，從以波普爾（Karl Popper）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義開始，科學方法由傳統經驗證實方法轉換到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具有以猜測與反駁為手段的證偽方法。其後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中，庫恩(Thomas Sammual Kuhn)開創了歷史主義、相對主義的科學方法。在庫恩看來，依據具體的歷史條件，科學共同體會採用不同的研究範式，從而，也就採取了不同的科學方法。拉卡託斯(Imre Lakatos)試圖避開庫恩的相對主義，把歷史主義的方法論發展為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他看來研究綱領不同，研究方法也就要隨之改變。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則乾脆要取消所謂規範方法，他強調科學是"無政府主義事業"，科學中不存在規範方法，怎樣都行。以勞丹(Larry Laudan)、羅蒂(Richard Rorty)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科學哲學則力圖超越現代性，科學方法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理性"走向"非理性"，由"語言分析"走向"語境分析"。在科學哲學家看來，科學方法已超越數學邏輯方法和實驗方法，可以採取一切理性或非理性的方法。這樣，科學研究也可以借鑑人文文化的形象思維和直覺思維方法。科學也並非僅僅關注客觀性，也需要人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因素來發揮作用。
其次，要充分認識科學文化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避免功利主義濫用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當代社會中關於科學的功利主義評價已成為制度性安排。這主要體現在大科學之中。自二戰期間美國政府以"曼哈頓工程"開展核科學技術研究以來，大科學逐步成為當代主要的科學發展模式，阿波羅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我國的嫦娥探月工程，等等，莫不如此。大科學以國家為主導，依靠大規模資金投入，使用大裝置，並依靠多人協作開展科學研究，服務國家目標和國家利益。它與以科學家好奇心所驅動的科學研究形成鮮明對比。後者被稱為小科學。當然，在大科學中也存在著小科學。1961年，溫伯格(Alvin M.Weinberg)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他通過對比發現，當代科學與歷史上的科學存在明顯不同的特徵，諸如規模巨大、耗資巨大等特徵，因而，稱之為大科學(Large-scale Science) 。普賴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通過科學計量，也發現當代科學論文、科學期刊、科學發現、研究經費、科研人員等指標呈指數增長，當代科學已經打破了過去的傳統，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當代科學的優越表現不僅像金字塔那樣耀眼，而且國家在人力和財力的巨大投入已讓它成為了國家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科學發現向技術原理及技術產品的轉化速度越來越快。光學成像理論提出於1727年，而真正製造出相機則是1839年，間隔112年，而激光發現於1960年，1961年就製造出激光器，間隔僅一年。今天，一項科學成果往往會有多個應用方面,而每一應用方面又可能產生眾多新產品，甚至帶來重大的技術革新以至技術革命。在一些與高技術相關的領域中，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幾乎是平行進行的。如生物基因研究、物質結構研究等基礎研究本身就帶有應用目的，在基礎理論形成之後，立即進行生物技術、醫療技術、新材料技術的開發以及新產品的研製。正因如此，科學已成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利器。大科學作為國家科學發展的制度安排，功利主義評價擺在了首位。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在其著名的諮詢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中就提出了:"基礎研究是美國研究與開發的基礎，它驅動著經濟增長並提高生活質量。"1994年克林頓政府《國家利益中的科學》的科學政策白皮書明確提出了："我們在基礎科學上的公共投資得到了巨大的回報。美國人民是主要的投資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在基礎研究中要體現國家目標的要求。科學為實現國家目標服務。美國國家核心利益包括：公眾健康、社會繁榮、經濟增長、國家安全、環境責任以及改善生活質量。科學發展目標更像一個導向圖，它既和追求社會繁榮、人民安康的國家目標相匹配，又保證對科學基礎研究領域的支持和投資。
功利主義的消極作用就在於科學研究過於看重它的應用價值，以至於在發展與應用時忘記了人和人類社會自身的價值，忽視了人類的倫理約束，這反而破壞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良好和諧關係，背棄了人類對真善美的永恆的價值追求。一個典型事例就是2018年出現的基因編輯嬰兒。2018年11月26日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人類的生殖繁衍是一個自然過程，目前人類的倫理觀念不允許進行人工設計的生殖過程。儘管賀建奎的出發點是以科學手段防治疾病，但科學界及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該行為嚴重違背倫理道德和科研誠信。防止功利主義的消極影響就必須在科學研究中進行科學技術同行評議的同時，也要廣泛開展倫理、法律和社會(ELS)方面的評議。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以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當代中國的歷史任務。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流與相互借鑑，是建設良好的當代科學文化的必然途徑。建設良好科學文化是當代學者共同的責任，關係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關係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也關係著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前途命運。
本文作者為尚智叢，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自然辯證法研究》執行主編，北京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科學知識的民主問題研究"(15AZX007)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首發於《文化軟實力》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