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河南洛阳城郊，一支考古队正紧张忙碌地对一处古城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连日发掘，考古队员在现场先后发掘出墓穴60多处，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规格并不高，经过现场专家考证墓葬群应属于魏晋时期。
在墓葬群出土的文物中，两块完整的朱书文字砖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出土的两块墓砖上用隶书，工整地刻着“南头第十九西人故在”、“南头第廿西人故在”的字样。根据《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的解释：“西人”即“义故西人”，是指以恩义相结的故旧。
那么这些孤独的墓葬主人们，在遥远的千年以前，究竟是谁的义故？他们又是出于怎样的原因，长眠于洛阳城郊？他们又因何而被称为“西人”？
经过考证诸多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人，东晋权臣--桓温以及耗尽他毕生心血的三次北伐。
公元312年，东晋宣城太守府内，一名男子眉头紧锁、双拳紧握，在堂前来回踱步。从他额头不停冒出的汗珠可以看出，男子此刻内心定是焦灼万分。忽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从内堂传来，男子因紧张而拧紧的背影，似春日下的积雪般松塌下来。这名男子便是东晋宣城太守桓彝，刚刚出生的婴孩便是他的长子，日后掌握东晋朝局的权臣----桓温。
桓温虽出身名门“龙亢桓氏”，但却并非望族。因为桓氏的先祖曹魏政权的大司农桓范，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遭到清洗，龙亢桓氏便由此落寞。
直到西晋“永嘉之乱”后，朝廷格局发生重大变乱，“龙亢桓氏”的地位才发生改变。永嘉之乱后，桓温的父亲桓彝跟随北方世家大族南迁。司马睿建立东晋后，桓彝为谋得仕途上的进步，主动结好当时主政东晋的名门望族，并协助晋明帝平定王敦叛乱，最终被举荐为宣城太守。
（东晋前期局势图）
东晋立国的基础是源于世家大族的支持，当初正是由于琅琊王氏的鼎力辅助，原本不被南方士族所接受的皇族偏支司马睿，才得以成功立足江南。东晋建立后，朝廷也一度呈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将门阀大族的姓氏悬于皇帝姓氏之前，由此可见东晋的门阀士族势力之大。然而东晋的世家大族并非琅琊王氏，陈君谢氏、颍川庾氏、兰陵萧氏等，都是显赫的世家大族。
东晋朝廷的大权，在几个世家门阀大族之间来回的流转。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将陶侃去世，朝廷的大权重新回到了颍川庾氏的手中。
东晋局势图
颍川庾氏的家主庾亮，出任江、荆、豫、益、梁、雍六州都督，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重回权力巅峰。然而在世家大族的政权争夺战中的几番起伏，让庾亮开始注意培养在其他士族中的势力，此时，作为宣城太守之子的桓温，逐渐进入了庾亮的视线。
在庾亮的授意下，晋明帝与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长女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就招桓温为驸马。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桓温更出任琅琊内史加辅国将军，获得超越其父亲的地位。
如果命运的齿轮就此停住，或许桓温可能会成为一个名声不错的士族外戚，可造化弄人。作为曾经统一天下的东晋王朝自建立伊始就注定将长期处在“复国”与“偏安”的纠葛之中。主掌军政者必须展现出志在恢复故土的形象，在野却想获得权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为契机，颍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忧闷成疾而死，其弟庾翼接管六州军事和荆州刺史，奉命镇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须接替兄长的遗志继续北伐，可彼时他才35岁，资格老的他调遣不动，年纪轻的又都水平有限，环顾四周只有桓温既年轻又靠谱，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温受命为前锋，率部据守临淮（今江苏盱眙）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桓温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对庾翼而言北伐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必由之路，不成功便成仁，他赌上了毕生的筹码“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怒。”。但这改变不了东晋只能在局部战场上小胜后赵政权，而无法建立战略优势的尴尬局面；加之国内局势不稳，其他世家大族处处掣肘，结果庾翼忧心忡忡，积劳成疾，于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临终前他上表请求让儿子接掌荆州。
朝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庾翼的请求，因为朝廷上下都忌惮一个世袭军权的世家大族，更担心会再次出现另一个王敦。朝廷下诏，命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桓温终于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机遇终于来了。接下来的历史终于要由他自己编写，正如他追求的那样“即便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总之，一定要留名以岁月，桓温终于迎来自己的时代。
（桓温灭成汉）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领兵西征，目标直指蜗居于蜀地的成汉。不得不说，桓温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四个月里，桓温三战三捷兵锋直抵成都城下，成汉小朝廷就此结束。
收复蜀地的桓温，在朝廷的声望空前高涨，桓温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几乎是一个官员所能拿到的顶级荣誉了，“仪同三司”即享有了司徒、司空、司马的待遇，而“开府”则是允许桓温在自己辖区可以自行管理一切军政要务、官员任免。然而，桓温明白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的心一直都在那个位置。为了能够拿到那个位置，他必须得到更高的声望、更多的荣耀，于是“北伐”是桓温必须要走的路了。
然而“北伐”毕竟不同于“西征”，蜀地的成汉兵微将寡，仅凭天险，自然可以一鼓作气攻取。而北伐的对象则尽是彪悍的胡人，匈奴人、鲜卑人、羯人、羌人留在南迁世族人们心头的恐惧，大概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痛。然而此时的桓温，早已顾不得那些，他一眼盯着健康，一眼盯着洛阳，仿佛转瞬间他就能拿到梦寐以求的宝藏、
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桓温亲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同时又派奇兵出子午谷栈道合击前秦。当军队进入西晋故地时，当地人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甚至垂泪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桓温北伐行军图）
然而孤军深入前方，过长的补给线成了桓温北伐的“阿喀琉斯之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秦正是看清了东晋军队的这一弱点。不仅沿途坚壁清野，而且不断骚扰运粮队伍，军队得不到补给，军心不稳更兼朝廷离心离德，第一次北伐猝然而止，桓温最终只带回了关中三千多户百姓。
（桓温第三次北伐，被燕将慕容垂堵在枋头，致使粮尽退兵）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不死心的桓温再度进军，在伊水畔（河南洛阳城南）顶盔贯甲亲自督战，击败了羌族将领姚襄，并一举收复洛阳。据《晋书》载他“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
桓温建议朝廷回迁洛阳，以振兴王室。然而当初南迁的世家大族，早已习惯偏安一隅的温柔生活，又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尚是战火纷飞的洛阳；况且世家大族更担心，一旦迁回洛阳，朝廷便会彻底沦为桓温的囊中之物。不得已桓温只得率军南归，北方司隶、豫州等地又纷纷失陷，洛阳的得而复失，让桓温第二次北伐变得毫无意义。
（东晋局势图）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时年已58岁的桓温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然而终究是老迈了，军队被前燕大将慕容垂阻截在枋头，迟迟无法前进更得不到后勤的补充，最终粮草耗尽，草草收场。
（桓温第三次北伐行军图）
回到姑苏的桓温，眼看天不假年，自己想要的迟迟拿不到。于是便逼令朝廷给自己加礼“九锡”，或许在他的计划中，“九锡”的下一步就是皇冠。
然而那些久居建康的知识分子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谢安，就是当初被桓温请出山的名士，以加“九锡”的诏书不够完美为由，在反复的修改之中，耗尽了桓温最后一丝生命。
元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病逝于姑苏城。
（淝水之战，前秦进攻东晋）
回顾桓温的一生，他有匡济天下的报复却更看重个人利益得失，他没能成为一名忠君的纯臣，却也不算是篡位的逆臣。在东晋朝廷的世家大族掣肘、分制与猜忌中，他既不顺从，但反对的却也不彻底，否则又怎会被谢安耗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