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現實中看到大叔和蘿莉談戀愛，我第一時間先報警。”當有人問經典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主演讓·雷諾，萊昂和馬蒂爾德（片中成年男性與未成年女性）有沒有愛情時，他回答說。
如何最大可能震懾年齡差較大的成年男人，特別是“特殊職責的人員”和未成年人發生親密關係？14歲“性同意”年齡是否應提高？如何更好的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
未成年性侵案中熟人犯罪佔近七成
4月8日，《上海市婦女兒童權益司法保護工作白皮書（2019年度）》披露，全市性侵犯罪中近六成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以熟人犯罪居多。
就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中國第一家專門從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與研究的公益性機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曾經就2009至2014年6年間媒體報道的1065起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其中熟人作案739起，佔比69.3%。這739起案件中，66起屬於監護人實施性侵，其中超過半數案件被害人來自單親家庭、再婚家庭、收養家庭、母親缺位或父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家庭。
“這種現象提醒我們，要對家庭結構發生變化的女孩給予更多的關心。”該中心主任佟麗華接受人民網採訪時表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相關統計分析
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主任李瑩透露，近幾年她經手的未成年性侵案出現了新趨勢：“一些新型性侵害，比如通過網絡收養，實為拐賣或買賣，然後實施性侵。”
我國收養法對異性收養的限制極為嚴格，比如“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週歲以上。”無配偶的男性，通過網絡等非法途徑“收養”未成年女性、年齡差不夠四十歲的，動機值得懷疑。佟麗華認為，絕大多數網絡收養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不得不假裝‘愛上’性侵者熟人”
網絡收養等新型性侵害，被曝光後，往往對外假以成年男人與未成年女孩“戀愛”之名。
對此，李瑩指出，“這不過是侵害人脫罪的藉口。”
李瑩發現，在未成年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往往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孤島環境，很容易被“特殊職責的人員”洗腦、控制，將他們之間的關係美化成“愛情”。
在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少女房思琪遭到老師李國華的性侵害。當她陷入痛苦和不解時，李國華又安撫思琪，讓她相信，這是愛。房思琪能夠說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把這種罪行理解為“愛”。
“對於未成年人，我們不能用成年人的標準來要求其行為。”北京青少年法律與諮詢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未成年被害人很有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正常的父女之愛、男女之愛。”
“如果不這樣騙自己，會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微博網友“貼著創可貼的太史毛球”痛苦地回憶，不得不假裝“愛上”性侵者熟人。
“在幼年時期，被熟人性侵的情況，一般很難被披露出來。被害人很容易出現恐懼、焦慮、抑鬱、學習能力下降、甚至行為退化(如尿床）等現象，其實就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反應。”李瑩說，“而等她成年以後，一旦意識到問題的實質，傷害會呈現幾何級的爆發，可能會嚴重抑鬱，甚至自殘、自殺。”
如何震懾“特殊職責人員”
何為“特殊職責人員”？
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2013年頒佈的《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規定為：“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
《意見》第21條的相關規定，在近期網絡熱議中被頻頻提及：
“對幼女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幼女發生性關係的，以強姦罪論處。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範，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以強姦罪定罪處罰。”
“利用優勢地位發生了性關係，即使被害人沒有反抗，也並不代表她就是自願。”佟麗華認為，不能以談戀愛為幌子，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
對於“有特殊職責人員”的認定，佟麗華希望未來能進一步完善，比如有些親屬，儘管沒有履行監護職責，但未成年人對其有信賴關係。如果濫用這種信賴關係，也應受到法律打擊。
“當行為人與被害人存在信任關係，由於雙方地位不平等，未成年人對性行為的同意是無效的，信任關係的存在也導致被害人無從反抗，這種濫用信任關係的行為明顯侵犯未成年的性自治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接受人民網採訪時表示。
“我國刑法對於14歲以上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性同意能力是否受限語焉不詳。”羅翔認為，為了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在刑法中規定濫用信任地位型的強姦罪。
羅翔表示，被害人的年齡可以限制為不滿18週歲的未成年人，既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相一致，也避免過分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法律應該明確規定：如果行為人與不滿18週歲的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與之發生性關係就構成犯罪。
4月12日，羅翔在微博中分享了一張世界各國性同意年齡彙總圖：“（世界各國）大部分採取18歲的同意年齡，指的是未成年人對有監護教育等特定關係者的同意無效。”
引導未成年受害者勇敢說出來
在一起案件中，母親由於家裡貧窮離家出走，13歲女孩和父親、奶奶一起生活。她被父親多次強姦，後來懷孕。案件被報道出來後，她仍然不敢說是父親實施的侵害。
女孩後來表示，曾經想報警，但是一想到是父親，想到一家人的生活都得靠父親打工維持，因此一直不敢報警。
“要讓法治和公權力成為孩子們可以相信、可以依賴的力量。”佟麗華建議，應建立對家庭的有效監督和干預制度，即對發生在家庭的暴力、遺棄以及性侵孩子等問題的監督。
“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應該是全方位的，國家、社會、家庭、學校、社區，包括周圍的人，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保護網。”李瑩說。
探討完善對“特殊職責人員”的法律界定和提高性同意年齡，都是為了提高犯罪成本，事先震懾；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定罪另一個難點，是取證。在多年辦案實踐中，李瑩發現，在涉未成年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陳述是案件最關鍵的證據，但因身心均不成熟，必然導致陳述的不穩定。
“要讓未成年人講真話，必須要取得對方的信任，而且是在對方喜歡的或覺得有安全感的環境下。”李瑩指出，“而這需要專業人士的引導。”
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在接受詢問時，必須有與之相關的成年人陪同，已在立法上予以明確。目前公安機關在涉未成年性侵案件中的詢問環節中，做到了有女性偵查人員的在場、通知法定代理人在場參與詢問等。
李瑩指出，從現在的司法實踐中已經發現，上訴規定並不能有效保證未成年被害人陳述的穩定。“尤其是對時間跨度長的案件、很難獲得直接證據的案件、對十週歲以下幼童犯罪的案件。”她建議，引入未成年性侵防治專家協助機制，由專業人士協助偵查人員共同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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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陳遠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