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再度陷入輿論的沼澤。
一名自稱在華為工作了12年的老員工李洪元，日前在網絡上發聲稱自己因為一筆30萬元的離職賠償款，被華為誣告為“敲詐勒索”，在被拘留了251天之後，終於因為證據不足被釋放了。
這件事情曝光之後，立即在網上引發了熱議。“出身985，工作996，離職251，維權404……”這個梗，迅速刷爆了朋友圈，同時也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
無獨有偶，大陸互聯網企業網易，也因為涉嫌將一名身患重病的基層員工進行裁員遭到輿論的口誅筆伐。
這都並非個例，過去幾年，整個中國社會似乎都被一股濃厚的焦慮情緒困擾。
每每打開公眾號，這種焦慮就會撲面而來——“年薪百萬，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成年即貧困的中國年輕人”，“一線城市財務自由門檻2.9億，看看你還差多少”……
這些被有意包裝傳播的文章帶來的結果，除了塑造了幾個類似“咪蒙”的大V之外，唯一的後果就是讓人看的焦慮滿滿。
焦慮”不是中國的通病，不管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所有的人都會焦慮，焦慮症也是現代人類最常患有的精神疾患。
但是從各國的差異看，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的流行率要明顯高於亞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2017年，中國的焦慮症流行率為3167.89例/10萬人，而同期美國的流行率達6454.15例/10萬人。
雖然從流行率上看中國不算高，但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是世界上焦慮症患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6年估算全球患焦慮症的人口大概在2.76億人左右，而中國焦慮症患者估算大概在4000萬人以上。
此前中國社交軟件微博社區公告稱將嚴厲打擊通過“販賣焦慮”以及其他通過消極低俗內容獲取流量的行為。
微信公眾號大V咪蒙也因為過度“販賣焦慮”遭到官方封號，職場焦慮、生育焦慮、就業焦慮……“焦慮”一度成為很多自媒體的流量收割機，數據顯示焦慮症卻正在四處蔓延，成為當下負擔最重的精神障礙問題。
當然這種數字實際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絕大多數沒有患上焦慮症的中國人，他們還在焦慮。
中國式焦慮甚至引起了一些國際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在《中國中產階級的焦慮》中說，關於未來，中國人所焦慮的不只是他們的財產。
事實上，這個國家的許多問題都讓他們不安：糟糕的空氣、質量可疑的食物和水，之前過期疫苗事件更是讓千萬人感到憤怒。
還有那些他們不會輕易評論的領域：日漸收緊的言論空間、糟糕的法治環境，以及沒什麼道理可講的政府行為。
並在另一篇評論中說，社交媒體上的憤怒也顯示出中國中產階級成員新的不安全感，他們從未經歷過經濟衰退，而且一直以為自己比低收入的農民工得到了更多保護。
人們說，他們在李洪元身上看到自己。
“打破了廣大中產‘我學習優秀，一心工作，不問世事’就能被國家善待的中國夢，”一位博主在微博上寫道。
《紐約時報》這種對中國式焦慮的表述還是帶著慣有的有色眼鏡，中國多數人的真實想法是對政治是不關心，也不希望政治關心我。那中國人究竟在焦慮什麼？
有人說，作為中國沒有蕭條記憶的一代人，加入 WTO、神舟飛船進入太空、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天平盛世”下中國人的成長。
家庭生活的裕富，消費水平的增長，突然展開的人生以一種看不到盡頭的平坦向遠處奔去。
然而風平浪靜後，一種焦慮逐漸瀰漫開來。
辦公室政治、消費主義、中國式關係，伴隨著中國大步踏入現代化，現代人的焦慮感在這一代中國人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他們不斷問自己、問社會——中產階級應該如何避免資產縮水或最大限度安全增值？結婚五年以上的夫妻如何避免陷入無性無精神交流的狀態？獨生子女一代如何面對雙方父母的生老病死？培養孩子所產生的資金佔到年開銷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怎麼辦……
這種焦慮即是社會發展太快，人們唯恐被經濟增速丟下的惶恐，又是經濟寒潮來臨，面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的不安，一代中年人和一代年輕人究竟應該何去何？
中國人作為個體的焦慮情緒，通過互聯網聚集如同火藥桶，一旦碰上網易、華為此類勞資矛盾，便瀰漫兔死狐悲之感，一點就炸。
此外還需要要指出一點，最為焦慮的階層，正是伴隨著改革開放開始在中國逐漸龐大的中產階級。
在華為和網易的勞資風波中，實際也是中產階級與他們僱主之間的矛盾。中國中產階級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後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他們是有產者，比大多數人物質更豐裕，比下有餘，比上不足。
在上行的中國社會里，他們是抓住了機會的人；他們的煩惱，也折射著中國發展青春期和中國法治青春期的煩惱。基於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存在爭議，你不確定他們是誰，但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
曾有人指出中國中產階級的十大焦慮，其中就有對於工作壓力的無可奈何——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才能保證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才能保證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
面對競爭壓力，中產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則一切風光霽月將成為過去，自己難免成為社會的又一個新貧族，這種心理正給中產者造成心理上的負擔。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據對31875名不同職業人士的調查數據統計分析，列出了一個“職業壓力排行榜”，發現中層管理人員的壓力指數高居榜首。
處於事業上升期的中層管理者們既要承擔如何提高業績表現的壓力，又要承擔著調動整個團隊、協調眾人工作任務的壓力，還要承擔子女撫養和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壓力，諸多重擔壓在身上。
這種焦慮在華為自身強調“狼性”的企業文化會被極度放大，儘管華為的成功很大程度也得益於其“低調務實強硬”的企業文化。
搜狐的評論認為國內很多聲音已經在提升反思的力度，比如，華為在拓展全球影響力的過程中，其實用主義的態度——無論對公司內部還是對社會大眾——是不是已經帶來許多值得警惕的苗頭。
如果企業發展是以犧牲價值、犧牲員工為代價，那隨著它的拓展，勢必會敗壞及損耗更多寶貴价值、以及理應遵守的法治原則。
承受這些批評對華為來說是不是冤枉？需要華為自己來回答。
最後從文化上，不無遺憾地指出，整個東亞文化易於使人陷入焦慮。
所以韓國有如此瘋狂的教育模式，所以日本人才創造出“社畜”這個詞彙，臺灣年輕人才在無路可走後集體擁抱“小清新”。
基於中國文化的整個東亞文化在家國意識上以天下為大任，而且以克己復禮、大公無私、死而後已的高大上道德標準要求每一個國民，再加上覆雜的社會關係，高度要求的家庭責任，遇到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就極容易讓東亞人陷入不可窮盡的焦慮憂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