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协作者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中，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的个案访谈之一，旨在快速识别疫情中的脆弱人群及其需求，为疫情防控和救援工作提供参考，我们整理出来与你分享。
疫情下的深呼吸——困境农民工家庭个案实录（十七）
农村太苦，我从小就想留在城市
口述者：刘萍萍（化名）/江苏宿迁籍
打工所在地：南京
编者注：刘萍萍，46岁，没有上过学，丈夫因肝癌去世，自己独自一人带大两个孩子。大女儿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工作，目前在某电信营业厅上班，小儿子小卫（化名）在上初中，刘萍萍则开了个小卖铺兼棋牌室来维持家中生活开销，供小儿子上学读书。刘萍萍患有肝硬化，腹部积水，腹痛等症状，需要定期复查，但每次2000多元的检查费让她对看病治疗望而却步。
万一我倒下了，孩子可怎么办
我从小就希望留在城市，小时候在农村太苦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干农活，爸爸妈妈要到外面跑生意，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在读书，所以家里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十几亩水稻都是我一个人扛着喷药箱打药的。那时个子小，陷在稻田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有人在打药。家里重男轻女，很小就把我当小大人，干不好，妈妈还会打。
2000年之前我就来南京打工了，在南京打工时认识了我丈夫，我丈夫是南京六合那边的，我们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以前我们打些零工，帮人运货，卸货之类的，一家人生活还过得去。几年前我丈夫因为肝癌去世，我自己做些小生意，卖方便面、酒水等贴补家用，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赚钱。我丈夫离开的这几年很苦，大女儿觉得家里比较穷，离家出走过一段时间，2015年过年前才回来。后来没有办法，大女儿也只能辍学，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出来干活了。儿子小卫从小就和爸爸比较亲，在爸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不能理解爸爸去世这件事，起初总是要找爸爸，女儿会打小卫，说妈妈要伤心的。后来儿子小卫长大一点慢慢懂事了，知道我身体不好，也没有再找爸爸，但也不爱讲话了，有点自卑。
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去刘萍萍家探望（拍摄于2019年春季）
我患有肝硬化，腹部经常疼，现在疼痛比以前重了。有时候干活累了，重了，时间长了，右边腹部就会疼的受不了，疼得厉害就去买止疼去疼的药，熬夜熬多了也不行，但是开小店早上六七点钟就开了，开到半夜十一二点，只能坚持。现在每天会腹胀，一天不吃也不饿。医生说有腹水，用仪器照一亮一亮的，要排腹水，3个月要住院查一次，花了近2万，要定期复查。后来也没去了。当时开药钱不够就没要，就买点止痛药，不到一定程度不吃，怕会对止痛药产生依赖，疼到不行我就吃一点。我就担心这俩孩子，万一我倒下了，他们俩可怎么办。
孩子不跟我交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2019年，儿子小卫要上初中，因为五证不齐，没有劳动合同等，上不了初中。我找过校长多次，求过校长，校长让我去教育局，但去了也没用，教育局要求一定要把五证办齐，文化人讲话一套套的很会讲。哎，要是他爸爸还在，说不定这些证件就能办齐。
刘萍萍的孩子小卫（拍摄于2019年秋季）
为了满足孩子上学五证齐全的条件，我就想办法去办理居住证和个体工商经营执照，但都因为缺少相应的材料没有办下来，居住证是因为房东无法给房屋租赁备案登记，营业执照则是因为附近可能面临拆迁，也不给办理。最后没法，我只能让亲戚托了多个朋友，帮我们找到六合区一所农村的学校，学校减去了证件要求，孩子才能有初中可上，但六合区离我们现在居住的栖霞区太远了，小卫需要住校，每周五才回来。
现在小卫在家里就自己看书、转转、玩手机，也不爱讲话，我问他作业写完没，他就嫌我烦。我不认识字，不知道他作业上写的什么，跟他讲话他也不听，我觉得他简直变了，叛逆了，如果他不愿意和我说话，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和我交流呀。我现在有难过的事情都会放在心里，不和别人说，怕别人嘲笑。现在家里的这个情况，孩子不愿和我交流真的让我感到很烦躁，不知道怎么办好。
先走一步算一步
腊月二十八，我们一家从栖霞回到六合过年，那时疫情还没那么严重，街上好多人没带口罩。到六合后，村干部会到每家来通知，并了解从哪里回来的，我们才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所有人不带口罩不能出门。
女儿过年时有些感冒，咳得胸口疼，因为这次疫情挺害怕的，大年初一我就陪她去了医院，医生看了没什么问题，是咳嗽引起支气管炎，给开了药。后来她吃药快好了，我又开始感冒、咳嗽，大年初三的时候我自己去医院，在路上有点咳嗽，就听到路人说：“快走，离她远点，不要被传染。”这种情况，我在路上遇到了两、三次。到了医院测血，测体温，医生说开点消炎药，没什么事情。我去医院的路上也很害怕，看完医生心里就踏实，不那么害怕了，医生也不敢隐瞒病情。
2月26日，我们一家坐女儿朋友的私家车从六合返回了栖霞，进家门的时候，我就开门开窗通风，喷了84消毒。家里的口罩也是协作者之前联系我们，给我们寄到栖霞让朋友帮忙收的口罩。我还从六合带了青菜、雪菜等一些菜回来，家里还有之前卖的米、面、小麦粉等，支撑一段时间的生活不成问题，之后怎样没想过，走一步算一步，到时再想办法吧。
我希望留在城市，农村太苦了
我这边开着小卖铺和棋牌，正常2500元一个月，够房租，基本生活能维持，来店里买东西的人也会把空酒瓶子纸箱拿回来给我，我这边可以卖点废品，一次能卖五六十元。女儿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纺织厂倒闭后，做了贷款、售货员，现在在营业厅做客服，工作没有保险，她自己在外租房子住，每个月2000元，也只能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但我也担心大女儿在外面的安全，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有安全问题。
刘萍萍家开的小卖铺（拍摄于2019年春季）
我们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保障，像人家有劳保、退休金，我们现在年轻能打工，将来不能打工，没有一点保障，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也不清楚国家是否有这样的政策，感觉目前对我们这些来城里打工的，社会保障现状一般。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挺重要的，有保障更能安心工作，我和小卫在六合那边办理了新农合，是队里让办的，之前都是队里交钱，前年开始需要自己交，一年200-300多元。上次我生病2万多，报销了5000多元，报销比例不清楚，医生也没有说，新农合报销比例低。
但疫情到现在，我也愁死了，愁的每天没有精神，女儿也还没去上班，我自己店铺开着，但没有多少人，现在没有人来买东西，挣不了钱。开门卖东西，也不知道买东西的人从哪里来，也担心会被传染，但每个月1600元的房租，水电和生活费也基本要1000元，还有孩子要开学，学费、住宿费也要500-600元，有很多花钱的地方。这样持续下去，到时只能开口借钱，借700-800元 ，多了也借不到，还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恢复正常生活。
对于未来，我没有什么安排，还是希望留在城市，农村太苦了。
社会工作者手记
在通话中，能感受到刘萍萍的坚定，即使一个人忍着病痛，辛苦养大两个孩子，也希望留在城市生活。疫情的到来，刘萍萍和女儿收入来源都受到影响，儿子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里，刘萍萍即担心女儿的工作，又担心儿子即将开学的费用。刘萍萍像千千万万的打工家庭一样怀着希翼来到城市打拼，尽管苦累，也在城市坚持下去。但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他们，亟待更多有利的政策来保障他们在城市的生活。
服务建议
当下
1.定期跟进了解妈妈的情绪状态，及时给予疏导和支持；
2.协调救助资源，提供紧急生活救助；
3.跟进了解小卫的复课情况及复课后所需防护物资的情况，动员参与在线课堂；
4.链接医学专家资源，为刘萍萍病情提供指导建议。
长远
1.作为助学家庭，继续发放助学金，减缓家庭经济压力；
2.开展个案服务，改善妈妈与小卫的亲子关系；
3.结合协作者助康项目，为妈妈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与健康指导；
4.协调相关就业资讯，协助女儿就业。
（更多个案故事与个案报告见微信公众号“协作者云社工”，转载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与协作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