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經濟危機等外部衝擊之後，貿易模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種轉變是結構性的嗎？2020年8月，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發佈報告《轉向數字服務：危機是否是加速器？對哪類國家將是加速器？》（Shifting into Digital Services: Does a Crisis Matter and for Who?），報告採用雙重差分方法（DID），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服務貿易是否變得更加數字化。研究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與前一時期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界線，使服務貿易變得更加數字化——儘管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在2008年之前已經發生。2008年後，研發服務、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和知識產權使用等軟件密集型服務的全球出口增幅比其他非數字行業平均高出6%。互聯網使用率較高且在這些領域已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數字貿易的增幅更高。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高收入國家和製造業活躍的國家向數字服務貿易的轉變最為明顯。這些重要結果預測了在COVID-19造成的當前經濟危機之後，服務貿易模式可能會轉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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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在經濟危機等外部衝擊之後，貿易模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種轉變是結構性的嗎？哪些國家可能會從這種改變中獲利？人們能否預測，在當前的危機過後，哪些國家可能會進一步從傳統行業轉向數字服務？商業媒體的引述明確指出，COVID-19危機將顯著“加速數字化進程，並將成為非實物商品貿易增長的催化劑”。
服務貿易或非實物商品貿易的快速增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與貨物貿易相比，它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一直在快速增長。例如，圖1和圖2顯示，2008年之後，與其他服務業相比，計算機和研發服務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這兩個領域都是高度數字化的，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經使用了大量的軟件技術。但人們普遍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後，商品和服務的數字化將進一步升級，對貿易產生明顯影響。因此，本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真的能期待這場危機成為各國向數字貿易轉型的轉折點嗎？如果是，那麼根據經濟特徵，哪些國家更有可能實現這樣的轉型？
圖1 計算機和其他服務貿易的增長(2005-2017)
圖2 研發和其他服務貿易的增長(2005-2017年)
為探究這一問題，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方法（DID），研究了服務貿易模式是否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明顯變得更加數字化。我們測試了全球金融危機是否代表了服務貿易模式的“中斷”。如果是，人們可以從各國的這種模式中學習。就像現在一樣，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數字化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速度，例如，使他們能夠繼續外包數字化活動，因為服務的週期性較低。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銀行業在新的監管和較低盈利能力的迫使下，對其商業模式進行了重大調整。毫無疑問，這可能會進一步推動該領域的數字化進程。
事實上，本文發現，平均而言，與前一時期相比，全球金融危機形成了一項獨立的行動，使服務貿易變得更加數字化——儘管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在2008年之前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此外，本文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哪些國家的數字服務貿易增長幅度更大，以及基於哪些經濟特徵。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平等地從服務貿易模式的變化中獲益。例如，一些國家擁有完善的實體數字基礎設施，互聯網使用率更高，吸收新數字技術的能力更強。同樣，一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自然是向服務業傾斜的。鑑於服務通常比商品的數字化程度更高，人們可以預計，這些國家將從數字化中獲得更多收益。因此，一方面，在當前危機過後，他們有望從數字服務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潤。然而，另一方面，製造業的未來意味著許多發達經濟體可能會經歷技術突破。這些創新要求數字服務跨越國界流動，比如雲計算。
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擴展基線迴歸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特別是，我們考察了在2008年之後，屬於經濟發展特定收入群體的國家是否經歷了這種數字貿易的崛起。以類似的方式，我們還驗證了其他經濟特徵是否可以解釋這種向數字服務的轉變，例如，那些在數字服務方面已經具備比較優勢，互聯網使用率較高，以及服務和製造業就業和附加值較高的國家，是否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見證了數字貿易的轉變。
研究結果顯示，全球金融危機確實為服務貿易數字化設置了一個分水嶺：2008年之後，數字服務出口的增長速度似乎開始超過其他非數字行業，增幅約為6%，這在之前並不顯著。然而，根據使用的服務貿易數據來源不同，有跡象表明，實際上，這種數字服務貿易的差異增長在危機前就開始了。此外，擴展分析顯示，在數字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和互聯網使用率較高的國家，數字服務貿易增長更大。然而，更有趣的結果是，事實上，中高收入國家和在就業和增值方面擁有強大製造業基礎的國家，在數字服務貿易與非數字服務的增長速度方面差距更大。哥斯達黎加、以色列、羅馬尼亞、英國、馬來西亞、瑞典和菲律賓都具有這些經濟特徵，這些特徵使它們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經歷了數字服務貿易的更大增長。因此，這些國家處於有利地位，可以再次從當前危機後持續增長的數字化和非實物商品貿易中獲益。
2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文采用了雙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方法。結果變量是服務貿易，在由金融危機後被歸類為軟件密集型的行業組成的治療組上進行迴歸。因此，DID方法由兩個層次的“差異”組成，即區分軟件密集型服務行業和非軟件密集型服務行業的差異；另一個是區分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和之後，即2009年之前和之後。分析數據來自兩個來源，以檢查兩個數據集的結果是否一致，即WTO-UNCTAD-ITC年度服務貿易數據和作為OECD TiVA原則指標一部分的基礎服務貿易數據。
軟件強度是根據美國行業軟件使用情況來衡量的。具體來說，本文采用了美國的2011年ICT調查數據。這些數據記錄了每個行業和服務部門在硬件設備和計算機軟件方面在ICT技術上的支出。表1和表2分別顯示了根據WTO-UNCTAD-ITC和OECD TiVA分類被列為軟件密集型的行業。
表1 軟件密集型行業（使用WTO-UNCTAD-ITC分類）
表2 軟件密集型行業（使用TiVA分類）
3 迴歸結果
表3和表4分別顯示了基於WTO-UNCTAD-ITC和OECD TiVA數據的基線迴歸方程的結果。在表3中，第一列的係數結果為正且非常顯著。這表明，在2008年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被歸類為數字行業的出口出現了顯著增長。表4以相似的方式顯示了一個正向且顯著的結果。
在經濟方面，通過計算這兩個係數的結果和預期值，表明對貿易的影響介於6.1%和6.6%之間。這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幾年中，即2008年之後，數字服務行業的出口增幅比非數字行業高出約6%。
表3 使用WTO-UNCTAD-ITC數據集的基線迴歸結果
表4 使用TiVA數據集的基線迴歸結果
4 哪些國家將從中受益
瞭解哪些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經歷了數字服務貿易的大幅增長，將具有指導意義。通過這樣做，人們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在當前危機過後，哪些國家可能會進一步成功地向數字服務貿易轉型。人們可以根據在前一次分析中所使用的經濟特徵，通過繪製和可視化這些國家相對於另一個國家的相對位置來進行這一工作。
我們從分析各國互聯網使用情況（佔總人口的比例）開始，在圖12中，每個點表示一個國家的位置，氣泡的大小表示IT和信息服務業的出口水平。選擇該行業的原因是，它構成了數字服務的最直接示例。此外，在縱軸上繪製了IT行業的RCA指標（顯示性比較優勢）。氣泡的顏色代表一個國家的收入所屬的類別，其中藍色代表高收入國家，紅色代表中高收入國家，綠色代表中低收入國家。
圖12 展示互聯網使用率經濟特徵的國家圖譜
數據表明，一個國家的IT和信息服務方面的比較優勢與互聯網使用率之間存在上升的關聯趨勢（除印度外）。高收入國家幾乎都位於圖表的右側，而中等收入國家則位於左側。然而，更有趣的是，中高收入國家、以及互聯網使用率中高的國家表現出正向顯著的結果。大體屬於這一重疊類別的國家，包括屬於中高收入國家的哥斯達黎加、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以及屬於高收入國家的以色列、愛爾蘭和西班牙。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較高的比較優勢，互聯網使用率從中等到較強。
在圖13中，互聯網的使用率被GDP中的服務增值所取代——迴歸中使用的另一個經濟特徵。這一指標反映了各國在服務業方面的活躍程度以及從服務業產生國民收入的程度。結果顯示，比較優勢與這一指標之間沒有顯示明顯的變化趨勢。然而，表13的迴歸結果顯示，2008年以後，服務增加值最高的國家從數字服務出口中獲利最多。從圖13可以看出，在IT和信息服務方面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國家包括瑞士、西班牙和以色列，緊隨其後的是哥斯達黎加、瑞典和英國。
圖13展示GDP中服務增值的國家圖譜
最後，圖14將各國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份額繪製在橫軸上。從表14可以明顯看出，製造業增值份額最高的超級國家集團正是從數字服務出口的轉變中獲利的國家。從圖中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如愛爾蘭、捷克共和國和韓國，雖然這些國家在信息技術和信息領域沒有比較優勢。相反，匈牙利、羅馬尼亞、菲律賓等其他國家的確屬於製造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較高且在該行業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正如表8所示，它們也是高收入或中上收入國家，從全球金融危機後向數字服務出口的轉變中獲利頗豐。作為一箇中高收入國家，馬來西亞似乎也從2008年後的數字服務轉型中受益，儘管它在電信而非IT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圖14 展示GDP中製造業增值的國家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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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提出的證據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的貿易模式出現了向數字服務的明顯轉變。從2009年開始，大多數國家開始將其服務貿易模式轉變為更多的軟件密集型服務，如計算機、信息、研發和金融服務。然而，根據所使用的貿易數據，我們的結果還顯示，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即2007年，這種轉變已經開始。
此外，我們還調查了哪一類國家的數字服務和非數字服務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變得最明顯。結果顯示，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中高收入國家中軟件密集型服務相對於其他行業的增長最為強勁。這似乎與數字貿易通常在發達國家取得成功的觀點相矛盾。雖然發達國家也顯示出顯著的正向結果，但中高收入國家的貿易模式變化最為明顯。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數字貿易對外部效應很敏感，並且數字創業吸引了許多年輕人。中高收入國家的就業人口相對年輕，同時在外部規模經濟通常較高的地區，城市化率也較高。
該分析進一步表明，互聯網使用率高的國家和在服務方面已經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國家在數字服務貿易方面也出現了明顯的突破。總的來說，這些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互聯網使用率和出口生產率是數字服務貿易的重要預測指標。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製造業附加值和就業率佔比極高的國家，數字服務貿易增長最為強勁。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高的國家也從這種數字化轉變中獲利，但其結果對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體來說更為重要。
造成這一結果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數字技術與近年來許多製造業所經歷的自動化過程緊密相關。在許多先進行業中，機器人、3D打印和其他形式的物聯網的使用需要軟件密集型服務，而這些服務反過來又可以外包和交易。這一結果，以及之前的一系列結果，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有著有趣的見解。隨著許多供應鏈的崩潰，全球新冠疫情加大了製造業和服務業實現更大程度的自動化的動力。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這場危機之後，從傳統服務業向數字化服務業的進一步“突破”可能會發生，而那些擁有強大（數字化）製造業基礎的國家將從中獲利最多。
此外，進軍數字服務也為縮小所謂的數字鴻溝創造了機會，因為迄今為止，從數字和非數字貿易之間的增長差距中獲利最多的似乎也是較貧窮的國家。然而，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是最貧窮國家的前景，因為數字貿易的增長似乎會使它們蒙受損失。
編譯 | 李寧/賽博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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