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亞反極端形勢分析

總體上，當前中亞安全形勢具有五大特點：一是各國極端主義犯罪案件的數量總體下降，絕大部分能夠案發前破獲，安全風險總體可控。二是中東極端分子自2017年下半年起大規模迴流至阿富汗和中亞，使得阿富汗成為中亞安全的最大外部威脅，阿境內的各派武裝力量也成為地區勢力爭奪的“棋子”；三是中亞南部與阿富汗毗鄰的邊界、中部的費爾干納、哈薩克斯坦西部依然是安全風險最高的地區；四是互聯網和社交網站依然是中亞極端組織最主要的傳播、招募和指揮手段。五是極端組織成員依然主要來自青年和海外勞動力移民。

（一）數量規模。中亞極端組織的規模一般較小，大部分不足10人，活動資金主要來自境外資助，各組織彼此間缺乏聯繫。骨幹分子主要集中在20～35歲，其中30～35歲較多，但赴中東和阿富汗作戰的極端分子多是25～29歲的年輕人。在中亞地區最活躍的聖戰分子通常由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在阿富汗或中東的訓練營培養。

中亞國家並沒有定期系統地發佈本國禁止活動的恐怖和極端組織材料、案發數量和被抓捕極端分子數量，但綜合中亞強力部門公開的材料，以及部分調查機構的研究報告，可對中亞地區的極端勢力做出大概描述：1.據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數據，哈境內有23個恐怖和極端組織被禁止活動，共有骨幹成員約500人，2015年來實施暴恐和極端活動的均是薩拉菲分子。境內約有2萬多極端勢力的支持者，大多集中在南部（南哈州和阿拉木圖市）、西部（阿特勞和阿克託別）和中部（卡拉幹達州和努爾蘇丹市）。2.據吉爾吉斯斯坦國家監獄管理局數據，截至2019年5月，吉監獄系統共羈押1.0574萬名罪犯，其中520名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131人因恐怖主義犯罪，389人因極端主義犯罪）。3.據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門數據，截至2019年中，塔各類矯正機構共羈押約1.3萬多囚犯，其中近2000名被判犯有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罪行，大部分是2017年被塔法院判定為極端組織的伊斯蘭復興黨成員。4.據烏茲別克斯坦國家通訊社2018年7月消息，烏全國有1.8萬公民列入該國暴恐和極端分子名單，其中1.7萬已改造後迴歸正常生活，0.95萬人仍在勞動改造。5.據土庫曼斯坦網站2016年透露，土監獄中關押的暴恐和極端分子約300多人，另有約360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作戰。

（二）迴流到中亞的中東恐怖分子不足千人。據統計，在中東作戰的中亞藉公民約四五千人。鑑於中亞國家嚴格出入境管理，2017年下半年開始返回祖國難度加大，大部分選擇去阿富汗。部分已回國的中亞聖戰分子的回國途徑是利用免籤政策優惠，或尚未裝備生物信息識別設備的漏洞，大部分使用假身份，或通過恢復原來的身份（在境外時使用的是假身份）回到中亞。回到中亞的極端分子與境外組織繼續保持聯繫，繼續從事組織、招募、傳播等破壞活動。

與此同時，在國際組織的支持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部分中亞國家將其在敘利亞武裝衝突區的公民用專機運回國內，主要是婦女和兒童（大部分是作戰分子的家屬）。各國承諾為他們提供醫療、心理、物質和道義幫助，創造一切條件使他們能夠恢復正常生活並融入社會，獲得教育、住房和工作。僅2019年5月就有156名烏茲別克斯坦公民和231名哈薩克斯坦公民從中東戰區返回國內，其中有20人因涉嫌參與恐怖活動而被逮捕。

（三）阿富汗與土庫曼斯坦邊境地區時有襲擊事件發生。

（四）阿富汗與烏茲別克斯坦邊界地區總體穩定。除塔利班外，目前在阿富汗北部的極端組織主要是烏茲別克族人，烏伊運勢力最大。因烏茲別克斯坦國內控制嚴格，邊境部分地區佈置地雷，口岸檢查嚴格，兵力部署得當，極端分子未能在烏境內和阿烏邊界地區製造事端。中亞國家與阿富汗的貿易主要通過烏南部口岸進行。烏也因此成為美在阿富汗活動的最主要北方供應線，是美從阿撤軍後安排的最主要合作伙伴。

（五）阿富汗與塔吉克斯坦邊界地區危險增加，但在可控範圍內。2019年，在阿塔邊境地區阿富汗一側的巴達赫尚、昆都士、塔霍爾三個省約有1.6萬武裝分子，主要是塔利班（約7000人）、安拉使者（烏伊運分支）、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烏伊運）、布哈里伊瑪目營等。來自中東的IS勢力在阿富汗北部（主要是朱茲詹省）在2018年7月已基本被塔利班清除，僅在北部部分地區有少量支持者（主要是向其表示效忠的中亞民族成員構成的極端組織）。大部分塔專家認為這是阿富汗國內各派勢力爭奪勢力範圍的結果，而不是準備向中亞進軍。塔邊防軍負責人認為，塔阿邊界地區有足夠的部隊和設施，並且邊防軍身後還有大量國防軍部署，局勢在掌控之中。對塔政府而言，當前最大威脅來自“伊斯蘭復興黨”（2017年前為塔國的合法政黨）。其部分成員與阿富汗境內的極端組織合作，部分成員在伊朗的訓練營接受培訓。

近年來，阿富汗境內安全形勢特點是南部和西部以軍事活動為主，北部和東部以暴恐活動為主。據阿富汗國防部透露，截至2018年10月，阿境內共有21個恐怖和極端組織，暴恐分子總數達5.02萬人，其中境外分子8023人，規模最大的是塔利班（約3.8萬人），其次是哈卡尼網絡（約1.1萬人），發展最快的是伊斯蘭國（IS）[10]。伊斯蘭國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將部分武裝人員從中東轉移到“呼羅珊省”（即以阿富汗為核心，包括中亞、南亞大部分和伊朗東部）。聯合國秘書長2019年2月報告指出，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國作戰人員約有2500～4000人，襲擊目標包括阿富汗安全部隊、塔利班、北約軍事人員、外交官、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僱員、記者和醫療機構以及被視為軟目標的宗教少數群體。

二、中亞國家的反極端措施

2015年以來，中亞國家相繼出臺反恐反極端或宗教發展國家綱要，通過政治、經濟、社會、安全、國際合作綜合等措施遏制宗教極端和嚴打恐怖主義。一方面，儘管宗教極端行為仍時有發生，但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員數量總體呈下降趨勢，說明各項措施總體上已發揮效果。另一方面，隨著形勢變化，各國也不斷總結前期工作的經驗教訓，不斷更新反極端措施。主要表現在：

（一）重視網絡反極端。如果說2000～2010年中亞地區的極端思想主要由從中東留學歸來的宗教人士帶入的話，則隨著通訊技術發展以及“阿拉伯之春”後中亞國家收緊宗教出國留學政策，網絡和手機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其中Youtube、odnoklassniki、Instagram、Facebook、Twitter、Vkontaket等社交網站是極端組織最喜歡的傳播和聯繫平臺，WhatApp、Facebook、Telegram是最常用的接收信息的平臺。另外，googleDrive和yandex.Dick及其他虛擬圖書館、書店、資料存儲軟件等時常發現帶有暴恐和極端內容的材料。

極端勢力利用互聯網難以監控海量信息的弱點，通過下載APP（尤其是社交軟件、境外各類雲盤網站、P2P等免安裝的綠色軟件）宣傳極端思想、散發帶有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和其他材料、招募人員和籌集資金、組織和指揮暴恐或極端活動等，作案方式更加隱蔽和不可控，打擊難度極大。極端勢力還在互聯網上通過論壇和問卷兩種方式影響目標群體。論壇用於討論現實問題，可使用虛擬名字隱藏真實姓名，可與用戶建立直接聯繫。問卷用於分析用戶意見，改善網頁界面，增加吸引力。據俄羅斯國家反恐委員會的數據，全球有5000多個網站為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服務。這一數字還在穩步上升。激進分子通過網絡發佈大量的文字、圖片和音頻信息，質疑官方信息和媒體解讀，宣傳極端分子的“護教英雄”形象，鼓勵更多人參與極端主義活動

為加強網絡反恐，中亞國家不斷改進搜索技術，對大眾媒體、互聯網（包括社交網站）實施持續監測，並依法採取司法或行政措施，確保包含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思想內容的宣傳材料無法傳播擴散，還制定網絡安全戰略，整合各部門資源形成系統監管體系，比如哈薩克斯坦2017年發佈《網絡安全構想》，吉爾吉斯斯坦2019年8月發佈《2019～2023年網絡安全戰略》及其實施行動計劃。

（二）在全社會開展教育和宣傳工作，增強民眾免疫力。思想問題通常需用思想的方式去解決。教育和宣傳是提高民眾免疫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亞國家的採取普遍與特殊相結合、正面宣傳與反面警示相結合原則，在對廣大民眾宣傳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危害的同時，重點做好對青年和婦女的宣傳教育，在宣傳世俗國家發展成就和傳統文化習俗的同時，以實際案例警示世人遠離極端活動。中亞地區的青年人社會經驗少，對社會問題的理解尚不夠深刻，加上失業等現實問題困擾，容易被外來的“新教義教法理論”迷惑。中亞地區的家庭中，女性通常有聽從丈夫、承擔家務和養育孩子的傳統。從調查看，很多參加極端活動的女性都是跟隨男友或丈夫而加入。極端勢力正是看中青年和女性的弱點，將其視作發展成員和傳播思想的重點對象。在宣傳教育過程中，中亞國家也總結出很多有益經驗。

一是怎麼宣傳？教育宣傳的關鍵不是推廣和完善理論，而要解決現實問題。極端勢力就是利用民眾不滿而提出自己的伊斯蘭解決方案，引導不明真相的人漸漸走入極端。反極端的教育宣傳也只有從解決具體問題入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起初，政府的反極端宣傳常常使用民眾不感興趣的語言，比如強調政治安全、維護世俗憲政體制、宗教極端危害等大道理，而對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問題卻大而化之，比如親屬和鄰里關係、財產保護和分配、物價、收入、就業、婚喪嫁娶、個人前途等。民眾對官方的說辭不感興趣，卻認為很多宗教人士的說教與自己更貼心，這是帶有極端思想內容的材料以及極端組織的宣教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但實踐證明，極端勢力通常擅長描繪未來圖景（畫大餅），其主張實際上根本無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經不起推敲。這也是教育宣傳最終能讓民眾覺醒的原因所在。

二是誰來宣傳？起初，中亞國家認為只要發動媒體和教育機構，就可實現教育宣傳的目的，但一段時間後，發現有些問題反而變得更加迷惑，甚至讓人越辯越糊塗。這樣的結果提醒中亞國家，必須重視對宣教人員本身的素質和能力的培訓。即宣傳反恐反極端的媒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首先需要自身對恐怖和極端有正確認識，然後才能在眾多信息中辨別是非，在報道中發揮正確的輿論引導作用。另外，鑑於大V社會影響大，中亞國家開始關注發揮大V的作用，共同營造良好的網絡輿論氛圍。

（三）強調技術反恐。中亞國家堅持預防和打擊兩手都要硬的原則。嚴厲打擊主要依靠內務執法、情報、海關、邊防、部隊、檢察和法院等強力部門，形成嚴密的監控、偵查、情報、緝私、掃毒和司法體系。但實踐中仍暴露出若干弱點：一是人員、技術和設備等反恐力量不足，難以應對外部的經濟誘惑、理論說辭、宣傳滲透手段、政治壓力等。各部門只能集中力量解決急迫和重大事件，很多鎖定的目標（邊境地區、首都等大城市、重點戰略目標、危險品管控、媒體、公職人員、勞動力移民、民族聚居區、對社會有強烈不滿心理的人等），即使明知有風險也往往無力顧及。二是設施和裝備落後，難以滿足快速機動反應要求，比如基礎設施不足（邊防哨所和檢查站數量少）、技術設備不足（監控設備等）、空中偵察和支援力量不足（沒有無人偵察機，無法對漫長的邊境線實施有效管控）、機動能力不足（後方基地往往不能及時向前線事發地提供支援）。三是腐敗。因待遇總體不高，部分強力部門人員會被極端勢力收買或賄賂，導致部分政策在執行環節被放水，從而削弱打擊力度，甚至縱容支持極端活動。比如提供假護照和其他證件、放行毒品、售賣武器爆炸物、通風報信或提供保護傘等。

中亞國家意識到，先進設備設施是提高反恐和反極端能力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在人群密集地區和重點保護目標所在地，改善裝備勢在必行，包括增加攝像頭、警犬、安檢儀器、防爆設備、警情發佈、採集生物和個人信息、數據庫、大數據計算等。除在清真寺安裝攝像頭外，中亞很多地區推行“安全城市”項目，比如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從2019年起撥款86億堅戈在人群密集處安裝1000個攝像頭，吉爾吉斯斯坦2019年10月在首都比什凱克街頭安裝了60個（總計劃1000個）攝像頭。這些攝像頭均具有面部識別功能，可結合後臺的大數據，有效識別犯罪分子。吉爾吉斯斯坦從2017年起換髮具有生物識別信息的身份證。

為提高強力部門工作效率，中亞國家實施績效管理，不斷完善考核評估體系。比如哈薩克斯坦在《2018～2022年反極端國家綱要》中便規定四大類任務（提高社會防範意識、減少外部干擾、增強強力部門工作效率、完善安保體系），每項措施都對應一組量化的具體檢驗指標，以便評估措施實施效果，檢查工作落實進度，總結經驗教訓。

近年實踐表明，儘管形勢總體可控，但從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環境看，中亞地區的宗教極端勢力還將長期存在，反極端鬥爭仍任重道遠。主要難點在於極端思想和極端勢力仍有一定生存土壤，短期內難以徹底根除；法律跟不上形勢發展，對極端勢力的新活動有時缺乏有效應對；大國地緣政治競爭讓反極端工作愈加錯綜複雜。

（一）宗教極端思想短期內難以根除。伊斯蘭教是7世紀末8世紀初隨著阿拉伯入侵而進入中亞。8世紀中葉阿拉伯阿巴斯王朝戰勝唐朝軍隊後成為中亞新主人，開始大力傳播伊斯蘭教。但因居住相對分散且部落眾多，傳統民間宗教和波斯影響強大，大約經過近四百年時間（遊牧地區甚至八九百年），伊斯蘭教才逐漸從河中地區（中亞最大的兩條河流——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地區）擴展到整個中亞，併成為壟斷性宗教。

起初，由於中亞位於中國、印度、伊朗等諸文明的邊緣地帶，阿拉伯王朝中央對中亞的控制力也有限，客觀上為各類教派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天然庇護所。由於遜尼哈乃斐學派強調“中庸”，從理論上很好地解釋和解決了各地區世俗統治者和宗教神權的關係，強化了中央集權，薩曼王朝（874～999年，首都布哈拉）便將該教法學派確定為官方法學理論，依該學派理論制定各種法規政策，聘請該派的法學家擔任國師和法官。哈乃斐學派從此成為中亞各地的官方主流教派，產生了馬圖裡迪、布哈里等享譽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大師。與此同時，蘇菲派在民間（尤其是遊牧地區）逐漸流行。

蒙古人入侵中亞並直搗巴格達後，殺死哈里發，摧毀了中亞地區的哈乃斐和蘇菲兩大教派組織體系。後因蒙古人缺乏對伊斯蘭社會的管控經驗，便對教派採取寬容政策，但包括哈乃斐在內的遜尼四大主流教派首先要緩解因哈里發死亡而導致的宗教理論危機，然後才能恢復其組織結構，因此恢復的非常緩慢，蘇菲派則憑藉其嚴密的金字塔式的隸屬教坊制組織結構，獲得快速恢復並逐漸發展為中亞地區影響力最大的教派。從此，中亞地區形成官方主流宗教是遜尼哈乃斐，但蘇菲在民間的影響則很大的雙雄並重局面。

蘇聯時期，因對宗教總體採取限制措施，蘇菲派組織基本被打壓消滅，哈乃斐派被官方保留但嚴格限制。伊斯蘭教在中亞的衰退為外來宗教和教派進入提供了契機。蘇聯解體後，中東和土耳其宗教機構和宗教學校幫助中亞國家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學校，還以提供免費學習為條件吸引上萬名中亞公民前往學習，加上獨立初期，各國無力顧及宗教理論發展，以及原有的官方伊斯蘭教組織官僚化較嚴重，瓦哈比、薩拉非等有別於中亞本土伊斯蘭教的教派由此得以大舉進入中亞，甚至“教育和啟迪”了中亞獨立後的一代人。中亞民眾在學習這些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外來教派思想的同時，其中一部分人會因理解錯誤而發展為激進或極端，甚至加入極端組織。

蘇聯解體和中亞國家獨立後，伊斯蘭宗教極端在中亞地區總體上呈現出五個特點，即精神層面重塑意識形態、行為層面引入暴力方式、傳播層面逐步走向網格化、行為目的逐漸政治化、活動方式愈發國際化。可以說，宗教極端在中亞得以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亞本土的哈乃斐教義教法衰落，未能與時俱進，被外來的理論學說鑽了空子。但發展完善教義教法並非易事，需要時間和能人。在此之前，中亞本土宗教與宗教極端的鬥爭還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二）法律跟不上形勢。因形勢變化快，需要法律和政策及時跟進形勢變化需求，否則就容易在法律未有明確規定或者各國規定不統一的地方形成力量真空，使得極端勢力得以利用法律漏洞而獲得生存發展空間。另外，反恐是全社會的責任，需要法律、教育、宣傳、社會服務、金融經濟、宗教管理等全社會整體協調行動才能顯現效果，否則會出現“木桶短板”現象，強力部門再努力也收效不明顯。

為提高反極端效率，中亞國家始終努力更新法律和政策，比如增加“傳統宗教”、“非傳統宗教”、“破壞性組織”和“破壞性活動”等術語解釋，取消在境外非法作戰的極端分子的國籍等。但近兩年在中東作戰過的極端分子迴流到阿富汗和中亞後，改變了過去的很多打法，犯罪手段推陳出新，強力部門防不勝防。比如“非違禁品、非爆炸物”恐襲（使用租賃來的汽車撞人等）；異地迴流（暴恐分子藉助獨聯體成員國間的免簽證政策，利用當地人不瞭解其過去歷史的便利，以勞動力移民的身份迴流到其他獨聯體國家後落地發展）；“睡眠細胞”（潛伏在社會群體中，暫時不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發展監獄同伴，製造監獄暴動；研發帶有暴恐和極端內容的APP軟件等。

因國情不同，處理問題的能力和利益需求不同，儘管總體上各方都認為反極端工作很重要，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中亞國家之間以及國內各部門之間仍有分歧。比如對待“睡眠細胞”的立場(即使未實施犯罪行為是否也有必要抓捕)、達瓦宣講團和塔利班的性質（如何區分其內部的溫和派和激進派）、伊斯蘭復興黨的性質（是極端組織還是政治反對派）、伊朗的什葉派激進勢力（是打擊IS的力量還是本身也是極端勢力）、取消境外作戰的極端分子的國籍的施行效果評估（沒有生物信息跟進的護照管理形同虛設）、是否原諒自首分子並允許其回國、清真寺伊瑪目是否應領取政府發放的工資或津貼等。

（三）地緣政治鬥爭加劇反極端難度。國際反極端實踐證明，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特別是在不適合使用軍事戰爭的地方，極端勢力早已不是單純的犯罪組織，而是作為一個地緣政治爭奪的棋子，時而是被打擊的對象，時而是縱容或合作的對象。一些大國為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直接或間接通過支持極端勢力發展壯大，或鼓動極端勢力之間爭鬥，或譴責某執政當局的反極端政策，或故意誇大地區安全風險等方式，製造事端，影響地區穩定的信心，干擾對手發展。另外，中亞國家的很多傳媒和非政府組織被俄羅斯和西方控制，信息來源和意見觀點受其影響大，經常抱著雙重標準，對中亞國家的反恐反極端措施施加輿論壓力。實踐證明，正是由於外部的支持（資金、輿論、通道等），一些極端勢力才得以在中亞國家屢禁不絕。

據聯合國資料，全世界約有1500個恐怖訓練營，主要位於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發現阿富汗境內很多暴恐訓練營裡有中東國家和西方教官在執教培訓。美國與中東部分極端組織間的曖昧關係在敘利亞已充分表現。被中亞國家判定為極端組織的伊扎布特（伊斯蘭解放黨）總部位於英國。該組織約1/10的資金來源於海外捐贈，主要是英國，並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Western Union )辦理匯兌。一部分伊扎布特分子經教育改造後宣佈放棄伊扎布特思想，但美國《宗教自由報告》卻認為這是被當局酷刑逼迫的結果，譴責中亞國家違反人權。

2020年2月初，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亞，發佈新版中亞戰略，提出未來美國在中亞的六大目標：支持和加強中亞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減少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威脅；維持對阿富汗穩定的支持；鼓勵中亞同阿富汗之間的聯繫；促進中亞國家的法治改革和尊重人權，以及促進美國對中亞國家投資。蓬佩奧指出，新版中亞戰略“著眼於促進中亞地區的獨立與繁榮，同時平衡地區鄰國對中亞各國的影響”。中亞和俄羅斯媒體認為，此戰略名義上與中亞合作，實質是與中俄爭奪中亞，削弱兩國在中亞的影響力，同時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做鋪墊。很多專家擔心，如果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阿富汗可能成為第二個敘利亞，並向周邊外溢極端勢力，從而干擾中亞國家以及中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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