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遵义会议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很好解决革命道路是以农村，还是以城市为主攻方向和根据地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不然，因为王明的左倾错误恰恰发生在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三篇文章并没有真正解开王明的心结。这三篇文章解开的是林彪的心结，尽管红色政权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也不是众多细节，而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大规律决定。
当时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的问题，而是革命道路选择的问题。王明一直认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只能按照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模式走城市革命道路，因为工人阶级是生活在城市的，而农村是远离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可见，当时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中心暴动模式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
首先，只要观察一下中俄两国地图，就可以发现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大中小城市数量远比俄国多得多，几乎每一个城市四周、距离很近的地方，都有很多城市，所以，即使内部突然暴动占领一个城市，也很难守住，有南昌、广州起义为证；秋收起义中，毛泽东同志及时止损，果断停止进攻长沙；俄国城市布局正相反：城市之间，距离很远，数量也少，所以，一个大城市可以带动一大片。也就是说，十月革命道路之所以不适合中国，是因为城市布局（即地形）不同。另一方面就是兵源问题：孙中山发动华侨、留学生，尽管素质很高，但人数太少，王明强调工人，人数也绝对比不上农民数量的庞大，毛泽东选择农村为根据地是非常正确的。打仗主要是个体力活儿，没有足够的兵源，还打什么仗！只能是谁人数最多、又最穷就找谁。中国革命不是工人革命，而是农民革命。其次，最根本的，不要忘了，只要是搞革命，不管是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还是学生革命、商人革命等等，都不可能在城市进行，只能是哪里偏僻就去哪里，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并不首要。革命的共性决定根据地不可能长期设在城市。在城市里搞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不是找死吗？何谈其它。尽管列宁依靠城市暴动取得了革命成功（机会独特：一战末期；合法存在），但也充满险情，并且，巴黎公社也是失败的。偶然的成功很难成为普遍的规律，例如守株待兔。这些都不如毛泽东同志的办法保险系数高。孙中山一生革命之所以很不顺利，也是这个原因；蒋介石之所以成功，也有其偶然性，因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实在太严重了，等其它原因，否则也很难成功。不一定什么阶级的革命，就一定要在这个阶级所在的场所。
这方面的理论设计也有悖理之处：既然工人阶级已经可以合法在城市表达诉求，何用暴力革命。所以，对理论死搬硬套、不加分析、不结合国情的王明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总之，跳出框框、放弃细节、删繁就简、找出真正差距、抓住关键原因，才知答案如此简单。当时党内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了，真正核心的原因就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