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同的父母吳興華夫婦合影。 （吳同供圖/圖）
1949年，北平改稱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大批幹部、軍人、文教人員從全國各地彙集而來，接收了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狹小的內城選中了心儀的辦公場所；更多的部隊和機關單位，則把目光投向老城牆以西，建起成片的辦公樓和宿舍區，並在四周修起圍牆，一個個大院就這樣誕生了。
這些大院內衣食住行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其中居民又都有相近的社會背景，儼然形成了一個個半封閉又自視優越的小社區，由此催生出一些不同的大院文化。
本文所講述的大院比較另類，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院，簡稱“學部大院”，坐落在建國門外5號。
學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所謂“學部”，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隸屬中科院。“文革”前，學部有經濟所、文學所、外國文學所、哲學所、歷史所、法學所、民族所、宗教所、語言所等14個研究單位，兩千人左右。別看人數不多，卻彙集了當時人文領域一批頂尖學者，堪稱20世紀中國文科最高學術機構。
1972年6月，學部從辦在河南的幹校遷回北京。很多人由於在下放前把家裡的公房退了，回來沒地方住，於是院部就安排他們和家屬住在學部大院7號樓和8號樓。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號樓二層。
這是兩棟兩層的筒子樓，8號樓是過去的招待所；7號樓則是辦公樓。儘管這兩座樓質量尚好，然而用做住宅，條件卻不盡如人意。當時分給每家的只有一個12平方米的單人房間，沒有廚房，廁所和水房也都是十幾戶合用的。大院裡有個食堂，設在歷史所小禮堂。可天天吃食堂不是辦法，住戶大多自己開火做飯。人們在樓道里支起煤氣灶，堆放廚具、餐具、蔬菜、垃圾，雜亂骯髒且擁擠不堪。到了夏天，水房又變成了洗澡間。8號樓住戶商量決定在水房門口掛塊牌子，男同志每週一、三、五；女同志二、四、六。
那時，大院中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恢復讀書、做學問。母親的老朋友顧準伯伯每天都去北京圖書館看書、寫讀書筆記。他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撰寫《東西方哲學思想史》。目的是通過研究世界史，揭示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他還指導包括母親在內的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閱讀、翻譯國外最新經濟學論文。
錢鍾書教我翻譯
那個時候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尚未拍成電視劇，社會上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可在學部大院，研究人員都知道他和夫人楊絳學問大，對他們敬佩有加。
錢鍾書先生則撰寫他那筆記體的鴻篇鉅著《管錐編》；還與幾位學人一道將毛澤東詩詞譯成英語。這項工作始於六十年代初，後來中斷，直到從幹校遷回北京才得以繼續。那時各個研究所雖然不坐班，但要求工作人員每週二、五到所裡參加政治學習、開會、搞運動。錢先生則是例外，因為他說翻譯只能在家做。所領導和工宣隊都知道這項工作通天，誰也不敢惹他，只好讓翻譯小組成員倒過來每隔幾天到錢先生家“上班”。
楊絳先生又從頭翻譯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雖然這部名著在此之前已經出版過多個翻譯本，但都是從英譯本轉譯的，譯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真。翻譯工作從1961年開始，然而1966年她家被抄，已經譯好的那部分稿件在混亂中丟失，極為可惜。
關於錢鍾書一家為何要住在學部大院，坊間有這樣一則傳聞:他們夫婦於1969、1970年先後下幹校，將房子交給保姆照看。可沒想到的是，等他們回到北京，發現保姆在那套房子裡結了婚。害得老兩口沒地方住，只好搬到學部大院。當時我就覺得這個說法太離奇，天下哪有這麼霸道的保姆？直到多年後讀了楊絳先生的一篇回憶文，才知道“鳩佔鵲巢”的不是保姆，而另有其人。（楊絳《從“摻沙子”到“流亡”》）
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裡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兒裡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濃重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那時每到傍晚，我和母親都在院子裡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錢鍾書夫婦。錢先生身著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邊眼鏡，操著濃重的無錫口音，和氣、幽默。母親問錢先生主席詩詞翻譯工作進展如何。他嘆了口氣說：“唉，別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嬌・鳥兒問答》中‘不須放屁’譯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停止你帶風的胡說八道）。這種中國式英語，外國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對他的翻譯大喝一聲：‘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寫到這兒，我不禁啞然失笑，好奇這句話後來究竟是怎麼譯的。上網一查才發現，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英譯本中，這句話竟然一字未改，依舊是錢先生當年痛斥的蹩腳譯文。難道他有什麼難言之隱，為何明明知道譯得狗屁不通，卻不指出？
那幾年我在自學英語。作為練習，嘗試翻譯艾爾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Violin, by Alberto Bachmann）。該書在“小提琴起源”一節中，講到小提琴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在阿拉伯出現一種叫雷貝克（rebec）的弓弦樂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引用了一首希臘文小詩。雖然只有短短四句，可我卻完全看不懂。拿給母親看，她也不懂，讓我去請教錢鍾書伯伯。我那時對錢伯伯非常敬畏，根本不敢敲他家的門。母親卻說:“不要怕。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是說：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堯、舜那樣的賢人。不要把堯、舜當成神，他們是跟你一樣的人。錢伯伯的學問確實很大，但在人格上跟你是平等的，相信他不會拒絕你的求教。”
於是我鼓足勇氣去找錢伯伯。他果然很熱情，問明來意，當即拿出紙和筆，邊讀那首詩邊寫，不一會兒就譯成了四句合轍押韻的中文詩。伯伯說：“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詩，譯成中文也必須是一首四句詩，而且要符合中文詩的韻律。文體一致是翻譯的原則。”
隨後伯伯跟我談起翻譯，問是否知道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翻譯三原則。我說聽說過，但不知是什麼意思。他說：“信、達很好解釋。‘信’，就是要忠實原文；‘達’，指的是譯文要通順流暢。關鍵是‘雅’。很多人都理解錯了，望文生義，以為譯文的文字要典雅，越文雅越好。其實在我看來，‘雅’是要譯出原文的味道，做到繪聲繪色，而不是簡單地追求遣詞造句的文雅”。他還舉例:“比如翻譯《紅樓夢》中鳳姐講的話，得一聽就知道是鳳姐——說話乾淨利落、潑辣、霸氣；而翻譯《水滸》中李逵的話，要一聽就是從李逵嘴裡說出的，彷彿看到他那火爆的脾氣、簡單的頭腦和嫉惡如仇的性格。只有把原文的韻味譯出來，才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即所謂‘雅’”。聽到這兒，我茅塞頓開。
吳興華之女吳同
與錢鍾書家隔兩個門，住的是文學所謝蔚英女士和她的兩個女兒。傍晚時分，謝阿姨常帶女兒一起在院子裡散步。兩個女孩兒都長得非常漂亮。特別是姐姐吳同，高高的個子、白皙的皮膚、配上她那超凡脫俗的氣質，美到令人驚豔。
吳同長我一歲，1953年生人。我當時對她羨慕得要死。一是人長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去錢家，據說是給楊絳當助手。母親私底下對我說：“謝阿姨真聰明，讓吳同給楊先生當助手，這是多好的學習機會呀。楊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吳同英文好，否則不會找她。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學習。”母親還說：“這姐妹倆的名字起得好。‘吳’這個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吳德，諧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倆一個叫吳同，一個叫吳雙，都是舉世無雙的意思，實在太妙了。這一定是她們的父親吳興華給起的名，大才子嘛！”
說起吳興華，現在幾乎無人知曉。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學者、翻譯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歲就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同年發表長詩《森林的沉默》，轟動詩壇。他學貫中西，通曉英、法、德、意等多種語言，還精通拉丁文、希臘文。他是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紹進中國的第一人，他翻譯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被翻譯界推崇為“神品”。大學問家王世襄說：“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
1966年8月2日，吳興華在北大校醫院再也沒有醒來，年僅45歲。
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分別四十多年的吳同姐。回顧往事，才得知很多當初不瞭解的情況。
吳同的父親吳興華與錢鍾書先生的友情源遠流長。早在1940年代，錢先生所著《談藝錄》問世，在學術界引起不小的震動。然而，這是一部陽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當時燕京大學青年教授吳興華讀了這本書後，給錢先生寫信提了一些意見。錢先生看了非常認可，完全採納了他的意見，對書中相關內容做了修改。錢先生對這位小他12歲，卻學富五車的後生非常欣賞，從此開始長達20年的忘年交，而吳興華也因此獲得了“小錢鍾書”的雅號。
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燕京大學併入北大。剛剛三十出頭的吳興華便被任命為北大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他家與錢鍾書家是鄰居，都住在北大中關園6號。那時錢先生常來吳家做客。每次到訪都會跟吳興華在書房裡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暢談。
吳同回憶說：“那個時候還沒有計算機和搜索引擎，去圖書館查資料很不方便。錢伯伯有時想起一個翻譯上的問題，就來找我爸爸詢問出處。而我爸爸總能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記得有一次錢伯伯來我家，臨走時爸爸把他送到門外。當時我正在門口玩兒，就聽錢伯伯對父親說：‘興華，你可真了不起，不到20歲就超過我了。’很多年後我才意識到，恃才傲物、眼高於頂的錢鍾書這句話的分量。”（吳同《追憶錢鍾書伯伯的點滴往事》）
1972年夏，從幹校遷回北京，錢家與吳家又同住在學部大院7號樓一層。這是他們第二次做鄰居了，此時吳興華已去世6年。錢先生是個特別念舊的人，對吳的遺孀及兩個女兒的處境極為同情。幾次想接濟她們，都被謝蔚英婉拒了。她是個要強的人，每次都說不需要。還是楊絳先生有辦法，提議讓吳同給她做助手，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錢了。“那時我每天幫楊先生謄寫《堂吉訶德》翻譯稿。她給我的報酬遠遠超過實際勞動所得，時不時給個20、30，甚至40塊錢。要知道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對於生活極其窘迫的我家來說，幫助實在太大了！”吳同如是說。
吳同1969年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待就是9年，回北京後，在一家做橡膠手套的街道小廠上班。恢復高考後，她一舉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
1985年獲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研，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
吳同攝於1970年。
朱虹和柳鳴九
當年在學部大院8號樓，我遇到過這樣一位鄰居。
一次，我在水房裡練琴。為了不打攪別人，在琴碼上夾了一個沉甸甸的金屬弱音器，琴發出的聲音像蚊子哼哼。這時有個年近五十歲的伯伯來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學，說話慢條斯理，站在我身旁聽了一會兒說：這樣拉琴聲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說怕鄰居有意見。他說沒關係，就一會兒。於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帶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蕩的房間像個巨大的音箱，使琴聲顯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裡喃喃地說：“《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真好聽！”我深感意外。學部雖說文人薈萃，卻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對音樂如此內行的人，於是興致勃勃地跟他攀談起來。他說特別喜歡古典音樂，談到海頓、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和他們的代表作，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對這位伯伯充滿了好奇，事後向住在斜對門的李黎阿姨打聽他的情況。李阿姨說：“他叫趙復三。以前是地下黨員，解放後做了牧師，調到學部宗教所，是基督教問題專家。”
1977年5月，學部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短短几年間，新成立了工業經濟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財貿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少數民族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等14個新單位。再加上出版社、雜誌社、研究生院，社科院變成了一個科目齊全、規模龐大的人文科學研究機構。
我1977年考上大學後，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親，近水樓臺，常去旁聽各種講座。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1號樓3層，聽外國文學研究所英美文學專家、翻譯家朱虹講《荒誕派戲劇》。她講得極其生動、引人入勝。介紹了荒誕派戲劇代表作《等待戈多》《禿頭歌女》《椅子》等劇作。
而朱虹的夫君，同在外文所從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法語翻譯家柳鳴九的講座《重新評價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幾個問題》，更是別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錮，提出20世紀西方文學藝術在規模、分量、深度、價值與意義上，都絲毫不遜於西歐古典文學藝術。他從介紹二十世紀初反戰文學開始，講到稍後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學，一直到二戰後的存在主義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憤怒青年”文學、“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說派……揭示了各種文學流派代表作中所蘊含的有助於人類發展的社會意義。他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歷史地位”。多年後他被譽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
當時在學部大院，人們將朱虹、柳鳴九這對學者夫婦戲稱為“男女混合雙打冠軍”。
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