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隨著剛果（金）和蘇丹暴發疫情，埃博拉（Ebola）病毒進入世人的視野。人類學者敏銳地觀察到這一現象，尤其是醫學人類學開闢了埃博拉的專題研究。由於大多數疫情暴發期短暫，波及性也較小，人類學者甚少直接參與到疫情的防控工作，多居於“幕後”，不過經歷數十載學術積澱，已形成眾多獨到的認識與見解。2013年12月起，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蔓延，一直持續到2016年，受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亞與幾內亞。2014年8月，世界衛生組織將這次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併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國際社會紛紛組織力量提供緊急應對措施。在此背景下，人類學登上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前臺”。
多種形式參與防控
人類學學參與埃博拉防控的行動是多樣的，大致歸為三大方面：建構網絡平臺、推動學術發展、深入疫區現場。
人類學學者在全球範圍內搭建了三個網絡平臺。第一個網絡平臺為“應對埃博拉人類學平臺”（ERAP），2014年9月，由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和埃克塞特大學聯合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等機構合建，被定位為世衛組織與英國國際發展署的諮詢單位。平臺發佈疫情防控簡報，評估防控議程；鼓勵人類學者開展原創性學術研究；建設現存最大的關於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包括論文、報告以及影像資料等）在線檔案庫。此外，平臺成員還參加世衛組織舉行的臨床試驗倫理問題討論；為英國衛生科學諮詢小組提供信息；為前往塞拉利昂的英國國家衛生局工作人員提供當地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培訓；應塞拉利昂衛生部的請求，評估外部干預對該國埃博拉疫情產生影響的程度。2016年，該平臺榮獲英國經濟社會研究理事會國際影響力獎。
第二個平臺是西非的“應對埃博拉人文與社會科學網絡”（EB-SHS Network），2014年9月在法國發展研究院、法國微生物與傳染病研究所及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機構的支持下建立。該平臺特色在於依託西非本土力量運行，旨在動員西非法語國家（如馬裡、尼日爾、加納、貝寧、科特迪瓦、布基納法索等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主要為人類學）學者，共同應對埃博拉疫情。該平臺在資助研究計劃和成果出版，特別是將眾多學者納入基於社區的埃博拉防控中發揮了突出作用。
2014年11月，美國人類學協會召開年會期間，35位知名人類學學者成立一個工作坊，在此基礎上形成第三個網絡平臺，即“埃博拉人類學緊急行動”（EEAI）。此平臺制定了人類學學者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包括五項原則），將至少15個國家的人類學學者聚合起來，貢獻大量關於埃博拉防控的人類學見解。平臺也是聯合國“埃博拉應急特派團”人類學簡報的主要提供者。此外，世界人類學聯合會、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等國際頂級人類學組織都發聲鼓勵人類學者參與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從學術發展來看，人類學埃博拉研究此時亦達到一個較為繁盛的階段。網絡平臺的出現，因方便、快捷與扁平化的特性，充分激發了人類學學者的學術創作熱情，真知灼見不斷湧現。一些人類學期刊也實時發表人類學者的成果，隸屬美國人類學學會的《文化人類學》雜誌於2014年10月組織了一期“埃博拉特刊”，共15篇文章，從多維視角來看待埃博拉疫情，引起熱烈反響。人類學學者投身於疫情防控工作，舉辦會議和沙龍，出版書籍，發表論文、社論，分享田野筆記、民族誌，創作人類學紀錄片等。很多人類學者依託高校或學術機構主動加入防控隊伍，或到疫區進行田野研究。另外，世衛組織還邀請非洲本土人類學者加入防控團隊，如來自馬裡和塞內加爾的人類學小組共11人被派遣到馬裡首都巴馬科開展工作。
調整疫情防控策略
人類學學者深諳地方社會與文化，在培訓工作人員（如培訓負責尋找埃博拉病人的工作隊）、與當地民眾溝通等方面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當然，人類學學者主要職責在於提供學術諮詢，其觀念、思想和視野對防控策略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社會第一次面對埃博拉疫情時，準備並不充分。在防控的初始階段，核心策略建立在他們對埃博拉病毒傳播和控制知識的“理性”與“科學性”之上。換言之，基於準確醫學知識的行動被認為是應對埃博拉所需的全部。但由於執行過程簡單粗暴，出現許多有損人格尊嚴的做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如人們無法照顧垂死的親人，心生怨恨；不信任政府的民眾將病人藏起來，或將死者悄悄埋葬，結果導致疫情進一步惡化。當地民眾面對一群從頭到腳穿著防護服、到處噴灑消毒噴霧的“陌生人”，充滿恐懼。於是有人向救護車投擲石塊，甚至引發騷亂。基於這一困境，人類學學者通過各種渠道給出建議：擯棄自上而下行動方案，堅持自下而上“社區參與”方針，才使得防控團隊真正融入當地社區。
人類學學者組織社會動員小組，制定社區全員參與的程序和方案，用地方化語言傳播埃博拉病毒的危害和防控知識。充分發揮傳統領袖、地方領導與宗教領袖的作用，組織人手對當地社區的死亡情況進行持續和系統的記錄與報告。整合當地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比如開發青年信息員系統，通過手機、摩托車甚至自行車傳遞信息。這種因地制宜、操作性強的通信系統，幾乎不需要大量技術支持和資金資助，效果卻十分顯著。
抑制埃博拉病毒的傳播需要改變當地一些風俗、習慣與行為，這些事項從來都屬於人類學研究的範疇：非正式和傳統的衛生保健、人口流動、食物獲取與就餐習俗等都與病毒傳播息息相關。譬如人類學學者建議醫務人員停止使用“隔離中心”指代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生活的地方，使用更讓人們安心的“治療中心”一詞。這樣的小舉動對於撫慰疫區人民的心靈、減少抵制起到很大作用。總而言之，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深入當地社會的內部，尋找社會現實的源頭，並將其與實現疫情控制達成平衡，這是為人類學“量身定做”的任務。
某種程度上，人類學在埃博拉防控中成為一種“語義標示”：立足本土社會，理解並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經濟狀況與政治現實，充分發掘當地人民的能動性。此外，人類學的認識論與批判性所展示出的內在張力也值得一提，即人類學為埃博拉疫情的生物學和社會生態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英國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認為，社會科學在西非埃博拉防控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在我們所做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很重要”。對走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前列的人類學來說，尤其值得這一讚許。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規劃課題“非洲人類學演進史研究”（18NDJC253YB）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 作者：蔣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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